张千帆:言论出版自由是“维稳”根本

中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言论出版自由,这条规定对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及其重要不用多说了。刚才有媒体的朋友对自己的价值表示怀疑,认为现在许多事即使报道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是让我们大家对这一点不要有任何怀疑:你们的工作是中国当前最有价值的工作,记者是中国挖掘真相、维护公正的先锋。当然,新闻报道应该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但即使一时推动不了,将事情报道出来也是首功一件;否则,我们连发生什么都不知道,“盲人骑瞎马”,大家都生活在集体无意识之中,那哪能谈得上解决任何问题呢?我们不要以为中央什么都知道,许多发生在地方的事情恐怕都是通过媒体报道才知道的。 反过来说,即便报道不能改变现状,也不能就此而不报道吧。报道揭露问题之后能否解决问题,不取决于你我,这是执政者的事情。执政者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是他的责任;但是如果发生了事情而没有报道,就成了你的责任。也许在一个堕落的制度环境下,不仅政府堕落了,连人民也开始堕落了,但不要忘记我们自己也是这个“人民”的一部分。我一直主张每个人都首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然后才谈得上工作的社会价值和作用。学者的责任是讲真话,不讲或不敢讲真话是学者的堕落和耻辱;媒体的责任是发表和报道真话,不发表或不报道就成了媒体的堕落和耻辱。

今天的"记者权利保障机制"研讨会有一个由头,就是陕西渭南警方拘捕谢朝平案。谢朝平写的《大迁徙》揭露了当地移民问题,他尽到了自己作为记者和作家的责任;这样的作品不能发表,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我们大家的悲哀和耻辱。

谢朝平案件显然是地方公权力的严重滥用,非法经营只是一个借口。《大迁徙》是完全合法的出版物,它写的东西完全是真实的,而这种报道对于中国真正的和谐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不能按照程序上的一点瑕疵就将其定性为非法的。在国外,只要他不是实际恶意,即使报道有错误也是合法出版物;即使是有实际恶意,如果报道涉及重要的社会公共的利益,也不能对其进行处罚。在中国,我们就不要求那么多了,但是至少要允许真实、准确的报道吧?如果一个对社会有重要价值的真实报道被定性为“非法出版物”,那么我们还能出版什么呢?只有什么国家才会这么做呢?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一个民主和法治国家。

如何改善媒体环境?无非是两种途径:一种是民间途径,一种是官方途径,包括在适当时机推动新闻立法,目前时机可能还不成熟。但即使没有新闻理发,已有的法律对记者的行为已经构成严重的限制,譬如安全法、保密法、诽谤法等。这些法律必须得到适当的解释,才能保证它们符合宪法第35条的要求。这些解释要在社会上形成共识,也要让政府理解:言论和出版自由不仅对国家、对社会是好事,对于政府也是好事;只有保护记者的这些宪法权利,才能真正维护社会稳定。现在动辄打压记者和作家的言论出版自由,结果只能是越维越不稳。

当然,我们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上面,更重要的是聚集民间的力量、民间的资源,看看我们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刚才大家都提了很好的建议,尤其是建立记者、律师、学者的“自由职业共同体”。在这三者当中,记者风险最大,因为是第一线的;律师次之,只有在记者“犯事”之后你们才发挥作用,但是风险也很大;学者风险最小,而我自己也经常感觉多数学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我相信许多学者还是想做一些事情,只不过不知道该做什么,需要你们告诉我们做什么。

我希望今后我们能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络,今天的"记者权利保障机制"研讨会算是一次小小的联谊。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维权很艰难,但是我们在一起还是能做一些事情。让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个案,这次就从谢朝平案做起。大家要相信,中国还是有前途的;明天终究会来临,黎明就在前方!

张千帆 北大宪法学教授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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