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海流星－－上官云珠 (图)

上官云珠 

三十年前--1968年12月13日，我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

69年1月初，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山西省北部的原平县被连日的风雪厚厚地盖上了一层白色，凌利的北风象细碎的鞭梢，抽打得人睁不开眼睛，站不稳脚跟。从北京到这儿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我想，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于是向北京的奶奶报知我的去向，就爬上火车奔向上海。

火车在北国寒冬的风雪中一路南行，车窗外挂满冰菱的树枝飞速向后面掠去，车轮有节奏地轰响着。十七岁的我，趴在小桌上茫然呆望着窗外苍凉冷寂的大地，火车仿佛一直围着远处的一个点在没完没了地转啊转，我的思絮也开始不停地兜起了圈子。

（一）

一定是妈妈。

是病情恶化了？还是别的什么意外？我不敢想下去。

在我刚刚4岁的时候，就从上海到了北京，跟爷爷、奶奶生活。除了学校放假回上海以外，和妈妈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当然，妈妈只要有机会到北京，一定会接我一起住上几天，共享天伦之乐。1962年，妈妈在北京拍《早春二月》，住在北京白塔寺当时电影局的招待所里，从上海来的道临叔叔、高博叔叔还有谢芳阿姨等几位主要演员也住在这儿，这段时间，我就和妈妈住在一起。平时，他们拍戏，我去上学，星期天，大家一块儿去远足，沿着后海漫步，寻访大观园门前那唯一干净的石狮子。中秋夜，几个人分头采购食品饮料，摆了一乒乓球台，邀来在京的亲友，共享团圆。王文娟阿姨主演的越剧影片《红楼梦》上映，大伙儿一致推举我出面，要求道临叔叔买票请大家看电影……，所有这一切，好像就在昨天。

1966年2月，妈妈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借回上海休假的机会进行例行体检，发现乳房上有肿块，确认为乳腺癌后不久，在华东医院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身体恢复得也很快。但是两个月后，正在术后的恢复期中突然昏倒，检查结果是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这次可是动了大手术，十几个小时，等从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妈妈谁也不认得了，脑子里成了一片空白。术后一个多月，妈妈才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仍旧用她习惯的、向右倾斜的字体和绿色墨水，告诉我，她已经可以认识300个字了。

时隔三十多年后再来追想，我倒宁愿妈妈就这么一直昏迷下去，睡上十年，直睡到浑浊疯狂的世界重新清凉宁静的那一天﹗

可是，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又有谁躲得过这场势如瘟疫一样的劫难呢？

就在妈妈第一次手术时，社会上已经在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了，是医生的干预，才把她留在了医院，没有过早地卷入汹涌的旋涡。她在华山医院动过脑手术，马上转入华东医院，躲过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第一个浪头。但是，到了可怕的“红八月”，诺大个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妈妈是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的﹗一个刚刚动了癌切除大手术的病人啊，哪有半点人道可言﹗那时候的她，人是半傻的，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半年内连续两个大手术，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马上又被投入更大的虎口。

那些日子里，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妈妈病弱的身躯倚靠在床上，木然呆望随意进出的红卫兵，心中充满恐惧，头脑一片空白……。八月酷暑，九月秋阳，蒸人的热浪在神州大地上翻滚，狂燥像瘟疫侵蚀着人心。可怜的妈妈，她实在是什么都不明白啊﹗一个好好的正常人，面对这“史无前例”的骚乱，尚且如入五里雾中，而妈妈是一个脑子有病的人，一个还没有恢复正常思维的人，一个受不得丝毫精神刺激的人﹗

……

她到底怎么样了？

到山西插队前，我一直躲在学校半地下的图书馆里，从早到晚画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在延安……，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做什么，直至有一天，我从昏暗的图书馆钻出来，站在刺眼的阳光下，突然看到校门口的黑板上赫然写有我的名字，表扬我积极报名上山下乡?﹗先是莫名其妙，再是无可奈何，匆匆打点行装，抗起戴着八角帽的毛主席像，和同学们一起，去了山西。

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上海的消息了。

（二）

到了上海，立即到音乐学院找姐姐。她在上音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可是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成了未知数。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这时候，不用再多问什么，我只有紧紧地、紧紧地抱住她。

……

妈妈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这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打得很重。

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但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

那一年妈妈48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可是，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

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男友和同学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我一直视他为姐夫的人，高大，英俊。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这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把姐姐送上去部队农场的汽车后就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24岁。

我在上海时接到北京姑姑的来信，信中说猜到了我去上海的原因，因为她们早已知道了妈妈去世的消息，是在上海天文台工作的叔叔报的信，她们瞒着没有告诉我。这时我才恍然明白了为办插队手续拿户口本时奶奶那种异样的眼神。

我的叔叔程述铭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为中国天文报时准确性跃居世界前列做出了杰出贡献。1971年深秋，在上海天文台的隔离关押地，上吊自杀，那一年，他 46岁。

早在五十年代中，我和大我14岁的哥哥就先后离开了上海，只有姐姐和妈妈在一起生活。文革初起，姐姐投身运动，为了表明立场，曾主动提出和妈妈划清界线，后来又搬到学校去住。可是在当时，“血统论”是对人的性质取值的唯一标准，姐姐有一个“三名三高”的妈妈，还有一个“卖国主义”的爸爸（我和姐姐同母异父，她的父亲姚克，写过电影《清宫秘史》，一度被批判为卖国主义影片），无论主观上再怎样努力，也是红不起来的。妈妈去世后，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的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姐姐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四处奔波，在9月末一个细雨绯绯的下午，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全都走了。

（三）

三十年前，妈妈被逼迫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是不情愿的。

燕凯和叔叔，我深信，也是不情愿的。

我不知道妈妈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夜，她都想了些什么，也许她对继续自己的艺术生命产生了绝望，也许她对支离破碎的家庭失去了信心，也许她再也不堪忍受政治迫害带给她的无尽屈辱。无论她想了些什么，她都毅然决然地去了。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像妈妈一样义无反顾地辞世而去的人，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老舍、傅雷、田家英、穆宏……以及数不清的燕凯和叔叔们。中国古代的“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从来具有这样的传统--可杀，不可辱﹗他们用宝贵的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因为，在那个非常时期，人民没有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起码权利。任何一个人，今天给你罗织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明天就可以肆意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其手法之残酷和恶劣，直可谓集世界之大成。面对这种非人性的、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可言的身心羞侮，他（她）们只有以死抗争。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

在这成千上万以自杀来抗争世道不公的人群中，以及为数更多的被各种方式迫害至死的人群中，包含了多少对社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精英﹗他们的死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有人认真计算过吗？有人大力宣传过吗？有人追根寻源去究其原因了吗？巴金先生创建“文化革命”纪念馆的倡议，不是没有人去理会，至今没有下文嘛﹗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羨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如果把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

二十世纪马上就要结束了。本世纪内中国历史上如此重大、如此罕见、触及了几亿人灵魂的大变故，为什么事隔三十年还不能有一个彻底的交代呢？难道不该让年轻的、更年轻的一代代人汲取教训，不要让这惨绝的悲剧再次重演吗？

今年年初，我再度回到妈妈的家乡--江苏无锡长泾，寻找已经盖起新楼的旧居故址，倘佯在妈妈少年时代嬉戏游泳的泾河桥畔，访问曾经给妈妈剪过头发如今已经八十多岁的老邻居，妈妈童年的欢声笑语仿佛就在我的耳边。我行走在潮湿的石板路上，长泾老街的模样至今没有大变，街还是那样窄，店铺的喇叭里播放著评弹，如果时间再倒回去八十年，长泾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吧？这就是生了养了她的家乡啊﹗

妈妈离开我们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她，所有热爱她的电影艺术的观众也没有忘记她。1995年纪念世界电影100年、中国电影90年的活动中，妈妈作为15位女演员之一，荣幸地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就是最好的証明。

但是，在我心中更为渴望的，是能够把妈妈为什么会遭此恶难的真正原因弄清楚，以告慰她屈死的冤魂。

1998年10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