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强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三十年得失

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有三十年。虽然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因此而大幅度下降，但中国各地强制实施计划生育的种种措施也遭到来自 中国和海外人权组织的批评。就此，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邀请在美国的作家高新和中国信息中心的杨莉藜讨论中国三十年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后果和存在的问题

记者：“2010年是中国实施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第30周年，中国实施计划生育这30周年来，可能取得不少成果，也受到不少批评。请杨先生先给我们谈一下中国这30年计划生育取得了哪些成果？也受到哪些批评？ 大概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杨莉藜：“这30年来主要是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中国人口确实降了下来。不管是从总和生育率或者是其他方面很明显的在曲线图上降了下来。中国把少生了几个亿满世界宣传。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哥本哈根的峰会，中国认为通过计划生育、减碳等中国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另一个方面由于计划生育的政策以及后来立法等一系列的出台都是建立在一个不尊重人权特别是人的生育权力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所以，它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包括强制性的措施等等也受到海内外人权组织和个人的批评。包括现在国内的一些民间研究者对于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那也是非常尖锐的。”

记者：“这个情况跟中国政府现在状况差不多。有成绩，但是受到很多批评。高新先生，您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高新：“我想计划生育政策说到底它是一个集权政府下的产物。

所以，你要是单纯的用狭义的人权来对照，就是计划生育政策中不人权的部分，那是不用讨论的。就是站在一个人权的普世价值角度，刚才杨先生说的，我有生育权。你为什么阻止我生育？你为什么限制我生育？

但是中国政府所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不得以而为之的基础上。所以讨论计划生育，我想你又离不开所谓的广义人权。

广义人权，我想我们不用站在世界的高度或者全人类的高度，你只要站在960万平方公里这个国土上所生活的十几亿人口的角度，我想计划生育从自愿角度确实给后人带来的益处要胜过给现在这一代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了生育权带来的弊端，积极的一面就是少生了几亿人口。

所以我觉得30年来这一代共产党中间，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共产党政权是在纠正毛泽东错误的时候，它不得以而为之。”

记者：“杨先生，您同意高先生的看法吗？”

杨莉藜：“这里有几个问题，中国人口急剧膨胀的时候，正是当时的农村政策你有几个孩子，你就可以分几个人的口粮。

这样有好多人去养孩子。通过这种方式从生产队领到更多的粮食。好像有一种说法就是市场经济实际是人口控制最有效的一种方法。

我想中国目前这种情况走向市场化之后，即使它不采用这种非常极端的控制人口政策，这个人口也会下降。所以总的来说，我还是不太同意高先生。关于极端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样一个批评，我认为这样的批评还是有意义的。”

高新：“我想说无论它是一个集权政府，还是一个相对的向民主方向过渡的这样一个危险政府，那么在今天这个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进行，应该说它是两害择其轻这是第一；第二希望也应该说它是一个过渡。

教育水平、文化水平、经济发展是和人口增长成反比的。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城市人口比例越大，人口增长越慢；城市人口比例大得像新加坡那样，人口就变成负增长了。

那么今天这种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最不人道的在什么地方？最不人道的往往发生在落后的、贫困的农村地区、山村地区。而不是城市。但是总体上讲，我想我和杨先生的观点其实相距并不远，它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其实主要是发生在贫困和落后山区。

那么随着贫困和落后地区面貌的改变和中国城市人口的增加，农村人口的减少，我想计划生育的过渡政策，慢慢慢慢就会变成强制到半强制，然后逐渐就会消失的，但是这需要时间。”

记者：“现在国内外对中国政府计划生育的批评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人权的问题。侵犯了生育权啊，而且在强迫堕胎、强迫结扎方面很粗暴。那杨先生你觉得如果中国政府不采取这个方法，有没有可能控制人口呢？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

杨莉藜：“我想它也是可以控制的。因为30年是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它采用了一种非常残暴，非常血腥的方法来做，其实到最后总体上所谓少生了四亿人， 那么少生了四亿人因为计划生育的30年，跟中国走向市场化这30年它是重合的。

民间的研究者好些人认为它是少生了四亿人当中好多由于市场化、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提高、观念的更新这样达成的，如果现在突然取消了强制性的措施，人口还 会反弹。而如果是通过启蒙人口生育观念启蒙的方式进行了30年之后，中国的人口也不在会那样剧烈的反弹回来。我是这样一个观点。

高新：杨先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我们不能说它的强制措施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本身是对违反人权的一种赞扬。

我们只能说它的结果，所以不用成果，用结果这个词。当然，按照人权的普世价值角度来解释、来观察这个问题，中共政权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们假设它在用启蒙办法的同时也复制一些物质措施。

比方说为了解决贫困山区农村人口的对于养儿防老角度的担忧，对少生实行奖励，那么理论上讲说得通，事实上走不下去。因为当时邓小平逼得把军队都减了。为了发展工业，他为了发展科技，只有那么几个破钱，在这个前提下呢，我想它的结果确实是强制措施导致人口下降。”

记者：“我们的时间差不多，杨先生最后有什么补充的吗？”

杨莉藜：“我还是感觉国家利益或者国家的整体发展的这种名义来剥夺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或者个体权力，这是中共一向执行的政策。所以，我对它的政策不管它的结果是怎么样，我是都难以给出一个正确的评价。

我们知道中国建政当初，它就是拿国家利益这些很大的东西来压制个人的人权。这是中共执行政策的很大的问题。

它执政以来造成的一系列的人权灾难包括那些政治运动都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所以对这点大家是应该提高警惕的。”

记者：“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谢谢高新先生，也谢谢杨莉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