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王利芬〈对话美国电视〉

2010-09-18 00:42 这本书是林佩缜同修推荐的，据说在台湾已经脱销了。我在网络上找到了网上的版本， 连夜读完了。感觉：震撼！CNN之所以能成为CNN，书中尽解其“密”。我把网络本整 理成以下的文本版，推荐给媒体同仁们阅读。全文7万多字，如果你读完没有“哇” 的感觉，那我等着挨您一拍砖。 陈雷 合十 --------------------------------------------------------- 简介： 作者遍访了美国五大广播电视网NBC、ABC、CBS、PBS、CNN。她的采访对象既有在全世 界享有盛名的节目主持人：汤姆布罗考、蒂姆卢瑟特、彼得詹宁斯、华莱士等，也有 《60分钟》、《新闻时间》、CNN国际频道等著名栏目和机构中的总制片人、高级制片 人、总编辑、高级撰稿人等幕后人员。 作者通过面对面的采访，全面呈现了美国新闻类电视节目从栏目创建、主题选择、材 料准备，到现场实施、审片原则等制作的各个环节，同时也透露了电视台内部的财务 预算、人员招聘等管理内幕。 --------------------------------------------------- 对话美国电视 王利芬 目录 序：为什么要去美国 第一节 在CBS的《60分钟》 1. 采访华莱士 2. 莫利·塞弗：年轻人不看电视，那是他们的问题 3. 《60分钟》栏目如何运作 4. 总制片人的职能如何切分给高级制片人 第二节 在PBS吉姆·莱勒的《新闻时间》 1. 民营媒体公司如何办新闻分析栏目 2. 采访总制片人 3. 《新闻时间》栏目的日常运作 第三节 关于CNN 1. 见到CNN的创始人特纳 2. 我们面临的管理难题 3. CNN的组织结构 4. CNN的总任务台 5. 透过几个部门看CNN集团的运作 6. 如何准备突发新闻之外的重大新闻报道？ -采访CNN的高级副总裁简·麦克斯韦 尔 7. 为什么主持人不走穴？ -采访CNN集团的公共关系部主管麦格·马奥尼 8. 采访专门负责向所有的频道提供图像编辑的负责人唐纳德·科勒尔 9. 一份菜何以多吃？ -采访CNN的提要新闻频道 10. 电视台的网站是转载消息的吗？ -采访CNN网站 11.电视台的人力资源部门是如何工作的？ 12.《深度报道》栏目与新闻性频道是什么样的关系？ -采访CNN的《深度报道》栏 目 13. CNN国际频道是如何运作的？ 14. 关于主持人和团队 15. 采访国际频道的负责人 16. 采访国际频道主持人 17. 采访国际频道内容总监 18. 采访国际频道责任编辑 19. 采访国际频道写手 20. 采访国际频道高级制片人 世界太大，自己太小，生命太短 序：为什么要去美国 一年前当我去美国驻中国北京大使馆签证时，我排的那一队有11个人，我排在最后 一位，除了我以外，前面的10个人全部被拒签。这10个人被拒签后，离开窗口时的 脸色不是发青发红就是发灰。拒签意味著在此之前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要么重来， 要么就永远也别想得到再次签证的机会，因为有过拒签经历的人再签时顺利的可能 性并不大。 去美国的签证先是用电话预约，到了约好的时间，拿著各种材料到美国大使馆前等 著叫号。说是美国大使馆前，其实不是，因为大使馆门前已经被铁栏杆围住，并延 伸了整整两个半条街，等著叫号的人只能在车水马龙的街边挤著。离街边不到两米 的地方高高地站著两个哨兵，他们负责叫号。在这里，你会发现许多人不是忘了拿 这个证明就是相片不合格，或者没有填好人名、电话号码等等，总之会有无数进去 之前没有完成的事情，任何一项材料不合格或者缺少任何一项都必须出来再准备。 所有的有一些差错的人都会急得一头汗，因为错过了当天的时间，你又得重新来一 次。好在这里有一些小贩，他们的买卖就是帮你完成这些事情，准备各种琐碎的材 料成了小贩们的商机。 被叫上号后要签证的人会沿著铁栏杆走好几分钟，铁栏杆围住的地面上是积水过后 的青苔，显然这里被围了很长的时间了，可能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人炸、 中国学生在这里抗议后围起来的吧。在这个长长的围栏内，走错一个口都会被哨兵 以军事口吻叫住，其氛围让人很不舒服，也与附近一派和平的城市景象不协调。 如果说走进门前是不好受的话，那么进门后就更难受了。并不是你走到门口后就让 你进，而是等足了一定数量的人才一起放进去。进去后首先是进行安全检查，过了 安全门后，要排两次队，一次是按手印，一次是真正地排队等签证。两个队排下来 一般需要两个小时以上，由于里面只有几把椅子，多数人只能生生站上两个多小时， 而且是人挨人，不能聊天讲话，如果讲话声被听到，训斥会随时出现，他们的盛气 凌人让人感觉到是在看护一群犯人。 终于排到窗口前时，签证官通常不会超过五分 钟就把你给打发了，有时一边说话一边就伸手过去取那张拒绝签证的单子，许多有 经验的学生一看见签证官的手往那叠拒签的表前伸时，脸色就变了。 签证的经历像一场噩梦，它让你的自尊最大限度地受辱，让你的体力（也就是站功） 最大程度地受考验。但凡有可能，没有任何人愿意再走进那个地方。 这样的经历让 我不禁一次次地问自己，“为什么要去美国？”是的，美国我并不是第一次去，只 不过此前去都是公派无须亲自来这里。我读过不少关于这个国家的书，它的伟大人 物、它的历史我知道得比一些美国人还多。不仅如此，我清楚这个国家有著强大的 威胁其他国家和捍卫自己的领土的能力，它仍然控制著全球的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标 准和系统，它决定著全世界的金融和信用构架，它同时也是创新的发源地。 这些都是书面上的东西，也是模糊的、抽象的，并不足以说明想去这个国家的理由。 真正地知道这个答案是在美国待了一年后回到中国的日子。在回到国内的这段日子 里能清晰地凸显的感觉是： 在美国，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华盛顿，你想任何事情似乎 都是站在全世界的顶端或中心，仿佛眼前永远有一个世界地图，而这种世界性的眼 光或者说全球感回国后一点点地在消失。 只有在美国，在各种强烈的对比中，你会 如饥似渴不由自主地想更多地了解中国历史，也似乎就在那个时候，你发现你比以 前在中国时更懂自己的国家，更懂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不易。在2004年的达沃斯论 坛上，曾经有一个题为“成为中国人意味著什么”的论坛。这个话题的确是一个让 人夜不能眠的题目，其实这对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中国人其意味都不尽相同。50～60岁 的中国人，生命中有一半时间生活在三年自然灾害、反左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时期；年龄更大的中国人还须饱受内战、日本侵略战争之苦；30～ 40岁的中国人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的同时，更须经受社会转型期的各种振荡 和价值失范后的变型和失衡；20多岁的中国人的确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更现代、 更现实，也更新潮，但他们所遇到的将是一个改革了近30年后真正需要闯大关、需 要大阵痛的时代。在中国，你不会时时刻刻感受到你是一个中国人，而在国外，尤 其在美国，这种感觉简直是如影随形。 面对一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一个极为市 场化的国家，你会感到它的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将是中国的明天，无论我们多么强调 中国特色，我们的许多发展趋势仍是在向着它的方向前行。这并不是说中国未来一 定就像美国，一点也不是，我指的是时代趋势。这个判断其实与民族自尊心、爱国 热情以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的敏感并无多大的关系，它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它。 在去美国之前，胡舒立的《财经》杂志与北大的徐泓 老师请英国《金融时报》为中国的财经媒体记者做过一次培训，我有幸成为第一批 学员中的一个。当时作为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四档财经栏目的总制片人，每天要处 理的事情让我无法像别人一样全部脱产去学习，哪怕只有12天。然而就是那样断断 续续的学习，仍然觉得收获颇丰。我们学的内容是如何写公司新闻，怎样报道宏观 经济、国际贸易，如何写商业新闻特写、资本市场的故事，如何报道金融消息以及 基本的写作技巧。在这个培训班里学习的一个并不完整的12天，让我领略了什么是 职业化的含义，也初步知道了一个真正的财经记者的水准。这次培训包括一次实地 实习，后来我又去香港《金融时报》亚洲总部学习了一个星期，每天近距离看他们 的发行人、总编辑、编辑、记者如何工作，从早到晚观察、学习、请教，感叹良多。 《金融时报》从内容到发行，一张日报竟然只有40多人，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 《金融时报》的总部在伦敦，但香港的亚洲总部和纽约的美国总部三个地点随时差 的交接就像在一个办公楼进行，电视会议让全球工作的员工如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 在与发行人交谈如何管理的过程中，我特地要了一张他们每一年的评定表，上面有 上一年工作目标评定、一年中的执行情况、下一年度的目标。当时看到这几项时我 很兴奋，这种业绩评估是我们缺乏的，也是未能很好地执行的。所以当时我还特地 找他们要了一张已评定好的表格给我做个示范，我希望在我未来的工作中能够借鉴。 这次培训和实习不仅强化了我一定要停下来花一年的时间出国学习的想法，更让我 模糊地了解了一些西方媒体的职业特点和管理思路。在那里其总的思想就是用科学 的方法进行功能划分，再对每一个职业的操作进行细分，尽可能将任何一个职业和 组织管理中变量和非透明的程度减少到最小，让所有的操作都程序化、流程化，固 化那些能固化的东西，留下创造性的空间。 当然我更想弄清的是与我的行业相关的美国电视的运作和理念。 是的，这些都是去 美国的理由，所有这些说得出的原因和内心发生的看不出的变化可能都是答案。所 谓内心的变化是进一步自我选择上的宽阔的心理背景和空间，是一种对自己的真实 才能在多种角度和时空下认知的加深，是一种在充电的同时知道如何使用有限能量 的智慧。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收获，一种只有自己才知道的心理上的从容。 回国后我特地又去看了一眼签证叫号的地方，一切还是老样子。声调照旧，不舒服 照旧，拥挤照旧。一年前我离开这里时，知道了情形是什么样，一年后重回这里， 我知道了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知道更多的不是逻辑上的，是心理认知上的。 在美国的一年中我采访了美国五大电视网络中的NBC、ABC、CBS、PBS、CNN中几十名 中高级从业人员，采访的问题涉及了我作为一个电视人的所有困惑和疑问，在众多 的问题中，有三个问题具有其普遍性，同时这三个问题也是电视生态的一个链条。 电视是以主持人作为用户界面、以栏目为载体、以一个频道为依托的。所以我想回 答的这三个问题是： 主持人的价值为什么那么高？ 为什么名牌栏目可以持久？ 多媒体集团的资源为什么能共享？ 回答这三个问题的背后，是深深困扰我的中国现实。 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中国观众的公共话题。我曾管理过一些主持人，也有几个称得上 朋友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们在盛名之下其实有著一个并不太好的职业状态，他们 会冒著被台里处罚的危险提心吊胆参加一些走穴，主持一些商业活动获得收入。更 多的主持人由于对节目内容没有掌控权而停留在读稿状态，或者是一种并没有多少 挑战感的工作状态，而这，会极大程度地妨碍其个人价值的实现和自我在工作中的 提高。所以我首先关注的是美国最大牌的主持人，我想看看他们是如何工作和思想 的。 其次，是我们的名牌栏目的生命力总是不强，三五年工夫就不行了，这也是业界和 外界常常关注的问题。为此，我专门选取了美国CBS《60分钟》进行解剖，这是一个 持续了几十年的老牌栏目。这个栏目的主持人华莱士由于采访过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和华莱士，在中国有著比美国其他节目主持人更高的知名度。 再次是美国一个频道和一个媒体集团的资源共享问题，这是一个让中国许多媒体的 管理者头疼的问题，也是我管理二频道几档经济节目中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个 问题不仅存在于一个部门、一个频道，更多地存在于多个频道和不同媒体并存的媒 体集团里，所以本书重点将观察美国电视业中这三个问题。 到本书出版前，我回国已有7个月。我记得回国第二天见赵化勇台长时我就说出了我 想做一档大型的电视赛季活动，这个活动的名字就是《赢在中国》。这是一个用电 视淘汰的方式在一个大范围内选拔创业型人才的过程，它再也不是仅凭电视这一个 单向度传播就可成功的节目，而是一个集多种传播手段为一体的交合作用的结果。 这个创意其实是受美国《学徒》的启发，我所说的启发指的是商业人才的选拔可用 电视来表达。回国后我看到有好几个中国版本的《学徒》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促 使我想了许多。首先的一点是，照搬必死无疑。因为原有美国《学徒》中价值观的 东西将会受到中国观众的心理抵抗，但若改掉它的话，其节目本身的好看程度将会 大打折扣。这样，若想借用这档节目必须本土化。“本土化”这三个字我们并不陌 生，我想伴随著外国公司进入中国，中国公司走出的进程，这是一个让二者都很头 疼的过程。所谓“本土化”是让我们观众打心眼里喜欢。若对观众心理的内在需求 和市场需求没有一个较好的感知和对一个正在日新日变的时代前沿有一个较为准确 的把握，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尽快让自已对中国这个陌生了一年的市场熟悉起来， 这几乎是我做《赢在中国》研发的必修功课。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把握到了两 个主题词-励志与创业。前者是中国人奋斗精神的承传，是所有父母对孩子的期待， 后者是我们正在提倡的和谐社会保障，也是今天中国正在向商业社会推进过程中个 人实现自我的最好舞台。有了这样上上下下的打量，我想将励志、创业作为我们节 目的主题以及价值驱动，根据这个再来研发合适的电视表达方式。 如果一个人有一个执著的想法，并想把它变为现实，这就很麻烦，其困难的程度只 有亲身经历才知道。我的方案先是在台里三次编委会讨论通过，接著再到广电总局 审批，审批后磨合公司化运作机制，然后再找钱，再建立团队，最后再在原有的节 目方案上继续研发。一个创业公司所经过的找项目、找机制、找钱、找人、搞研发 这些要命的过程我全部经历了。以前在中央台做节目是国家拨款，做节目的过程其 实是花钱的过程，只需搞节目创意即可。现在这几个找的过程让我经历了巨大的心 理落差，有时在找这个找那个的过程中，其意想不到的心理落差常常让我一个人独 处时落泪。我其实是一个能吃苦的人，从小到大总是很自律、很勤奋。吃苦我一点 也不怕，但有一些关于自尊的感受让我内心消化起来非常费劲。在这样的时候我真 的很佩服那些把事情做成的人，因为，成事是一个极不容易的过程，一个理念变成 现实不知要经过多少意想不到的艰难。 在《赢在中国》13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开过后，我们的报名已开始， 《赢在中国》这个项目已经不再是我头脑中的一个想法，它已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 个公众项目，我想难题还在后头。 虽难，我其实并没有多少压力，因为减掉压力的最好方式是告诉自己我每天尽最大 努力。只要尽力了，是成是败就是天意。以前在《新闻调查》最后交片时，有许多 人害怕，我不怕，因为在此之前我总是对自己说，我尽力了吗？如果回答是“是的， 我尽全力了”，我就一点也不怕。 做事的过程是一个自己的历练过程、对他人的认识、对社会深处的把握都会让自己 不断地成熟而从容，这个过程在一点一点削减我的书生气，在打磨我那些跟不上时 代变化的书本知识，在剥离著我原有的一些难以改变的观念。在静默里，在音乐声 中，细细地体会这些过程是生活中极有意义的事情，在这个体会里既享受也受折磨。 做《赢在中国》的过程，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一个赢在内心的过程，只有内心能战 胜自己的人，才会真正地赢，而这谈何容易，但我会尽力的。 第一节 在CBS的《60分钟》 100多号人都在为七位主持人服务 我到美国后最先去的是CBS的《60分钟》，这也是我最想去的地方之一，原因是我曾 工作过的《新闻调查》栏目基本上就是照著这个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栏目设置的。在 那些如饥似渴地学习外来东西的日子里，我们看了许多从广东录下包含中文翻译的 这个栏目的许多节目，在看的过程中，我曾从编辑到采访，一一用心地比较。当时 得到这些录像带实属不易，一旦能有机会看到一些的话，会非常认真。但由于当时 对美国没有什么了解，许多东西并不能看得明白。但无论如何，那些录像带仍然是 我们学习西方电视栏目的几乎唯一的窗口。 仅从节目本身很难看出这个栏目真正的 运作，我也零星地见过一些关于这个栏目的介绍，但是仍觉得遥不可及。 去美国后的两个月，冒著对美国文化并不熟悉的危险，我硬著头皮就去了这个栏目。 为了方便我观察和理解这个栏目，栏目负责人还特地为我安排了一个单间办公室。 我在那个《60分钟》制片人的办公室里待了一个星期。 《60分钟》位于曼哈顿五十二街上，就在CBS的总部对面，在一个写字楼的九层占有 整整一层楼。这个栏目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一班人马，选题不同，播出时间 不同。老《60分钟》在星期天的晚上播，新《60分钟》在星期三的晚上播。但两个 栏目用的是同一个标识，连许多美国人也弄不清他们是两个栏目。我去这个栏目时， 正好碰上美国大选，而新《60分钟》由于主持人丹·拉瑟误用了关于美国总统布什 的一份材料，成为美国政治界和新闻界的热门话题，其主持人的日子也十分不好过， 他所主持的CBS的晚间新闻也受此影响，收视率下降不少。在这个节目播出的8个月 后，CBS取消了第二个《60分钟》，CBS的主席在说到取消这个栏目时，他说并不是 因为误用布什的服役资料，而是因为在黄金时间段内的收视处于最后一名，并且收 视人群比广告商所预期的要老得多。 《60分钟》是美国电视史上的奇迹，2005年是它的第38个年头，曾创造了23年保持 前10位的收视率的历史。而这是一个从未被其他栏目超过的历史，目前它的收视仍 在尼尔森的15位左右。这个栏目曾创下五次全国电视节目收视率第一的纪录，这个 栏目比任何一个栏目获得的电视艾美奖都要多，仅华莱士一个人就获得过19次，他 的创始制片人唐·休伊特获得爱美电视大奖的终身成就奖。 在2001～2002年，美国有亿电视观众，据尼尔森调查机构的统计表明，《60分钟》 收视率排在第七位，其观众有1 700多万。 从一个栏目的构架看东西方的管理思路 我一开始并不明白《60分钟》栏目的组织结构，随著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我逐渐 地明白了。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栏目，除了CBS新闻有一个副总裁在选题上怕与其他 栏目撞车进行协调外，所有的人员都在一个系统里，他们也都在一个写字楼里。就 在九层楼上，有一个供午餐的小食堂、一个专门的审看间、若干非线编辑间、配音 间，一个节目需要完成的工序全部在一层楼内进行，制片人（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 编导）、助理制片人、高级制片人、总制片人、主持人及主持人助理也都在这层楼。 与我所工作过的《新闻调查》不同的是，总制片人下有两位高级制片人分管内容和 播出，也就是将总制片人的工作划分成了两半，在《新闻调查》我们也会设执行制 片人，但其作用与此则完全不同，《60分钟》是按人的长项进行职能的切分，而我 们的执行制片人则是负责一个人数相对少的团队，其职能与总制片人类似，只是范 围小一些，人少一些。 别看这个小小的区别，这其实反映了西方和东方组织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西 方常常将一个任务切分成几个不同的职能，这几个职能的相加才得以完成任务，其 理论基础就是每个人只在一个特别的点上具有长项，将每个人的长项相加就得以实 现其优势最大化。因此，一个大的电视台或者组织结构常常是网状结构，相互依存， 相互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合作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而我们的组织结构是 一层层往下缩小范围，每一个小的团队功能基本相似，而每一个团队内部尽可能地 多多设置各种职位，一个小头目就是这个小团队的全能领导，这样的话，团队的功 能彼此并不能互相补充而是重合的。这种结构方式导致的是每一个团队内部的封闭。 这样一来，如果一个任务的完成依赖的是团队内部人员的话，其成功的可能性就大 了很多，相反，而如果依靠的是另外一个组织系统的话，其胜算的可能性就小了很 多。究其原因是这种垂直型的而非水平型的权力和职能切分带来的是一个非开放的、 相对封闭的组织，也在客观上倡导了一种万事不求人的心态，一旦遇到一个重大项 目需要各个部门进行合作完成时，除沟通成本增加很多以外，在很多无法预期的环 节也非常容易出问题，而且这种合作常常只是在某某领导夜以继日地督战下才能完 成。这种非常态的状态不是一个机制，只能完成好可提前准备和预期的事件，而在 遇到紧急事件需要及时反应时就会破绽百出。因为不是一种合作机制在起作用。针 对这个问题而言，如果我们的组织结构设计的思路不改变，这种状况仍会继续。 这 么多人服务的主持人是如何工作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60分钟》的七位主持人每一位都配有助手，这些助手就 坐在他们的门外，主要职责就是为他们接电话、回信、处理主持人的旅行及安排时 间表等各种杂事。这七位主持人每一位都是本栏目的主编，一位主持人有四到五个 制片人为他们服务，制片人联系采访人物、安排采访地点、写采访提纲、做准备性 的访问、联系摄像、灯光、录音等事项。制片人还有制片人助理为之工作，这样算 来，一个主持人应该是有10个人以上为他工作。在《60分钟》，主持人的年薪是该 栏目最大的支出，最高的接近1 000万美元。主持人既是节目与观众的终端接口，更 是栏目的明星，可以说，整个《60分钟》的近百人的人马就是为它的七位主持人在 服务。当然我们的主持人的选拔机制与他们也非常不一样，主持人的实际素质也不 一样。 《60分钟》的主持人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要么曾经是战地记者，要么曾是驻白宫 记者。他们中每一位敬业的程度都让我敬佩万分。我去这个栏目时，正值美国总统 大选，当时《60分钟》的那位女主持人史塔尔（Lesley Stahl）在办公室外走路都 是一路小跑，她其实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其风风火火马不停蹄的样子看起来就像 30多岁。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无数次碰到她，也很早就买过她的自传《报道生 涯》，我非常想采访她几分钟，但见她在办公室小跑的样子，我几次张开的口又合 上了。我曾经做过五年的调查记者，我知道赶节目播出是一个什么状态。 另外一位主持人在采访的前20分钟里为了保持一种状态几乎拒绝与任何人交谈，我 有幸看了他采访的全过程。这个过程让我感到在现场每一个人的职业精神，包括他 们从市场请来的摄像。 采访华莱士 在《60分钟》，我重点观察的主持人是华莱士，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观众很熟悉他， 更重要的是作为《60分钟》节目主持人中的华莱士级人物，他主持了首播的《60分 钟》栏目。 华莱士 在中国有名是因为他采访了邓小平，在1997年播出的收视率极高的大型文献 片《邓小平》中，他的采访同期用过好几次。那是在1986年，也就是将近20年以前。 其实那时的华莱士已经65岁了，与今天86岁仍活跃在镜头前的他相比，几乎处在他 的青年时代。后来他又采访了华莱士，而且正在想努力采访华莱士，也很想采访朱 基。 我写给他的信发出后，很快接到了他的电话。电话中的华莱士听起来绝不像一个还 有4年就90岁的人，声音洪亮而清晰，言谈举止一听就是受过专门的训练，难怪他是 多部纪录片的叙述人。与他约好时间后，我到了他的办公室，由于他在外面赶不回 来，他专门托付他的助手为我准备了许多《60分钟》关于中国的报道，其中当然少 不了他对中国两代领导人的采访，助手很细心，既找来了录像带，也给了我全部的 采访文稿。 华莱士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像一阵风，穿着米黄色的风衣，速度之快让我惊诧，因为 他已经86岁了！当时我正在他的沙发上坐著吃午饭，见他进来，我赶紧站了起来， 他坚决制止并希望我吃完再说，俨然一位关爱下一代的老爷爷。我很快吃完饭后， 他问完我的想法后让他的秘书打印出了一份我一周在此的日程表。我对他说，我可 否留下来坐在办公室给他拍照，观察他的工作，他答应了。 他阅读的过程中常常会将看完的东西很快地、狠狠地扔到垃圾筒中，看完几段后， 急急地走出门与他的制片人商量下一个采访，晚上6点半钟，他准时打开了丹·拉瑟 主持的《晚间新闻》，但看完提要后就不再看了，然后又埋头于他的读物。看得出 他决定一件事情非常地快，干练而果断。 采访华莱士的确让我有些发悚，这是一个小记者对大记者的采访，这个“小”是显 而易见的。整个电视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一个两小时的电视采访并不容易，如果 他对所提问题没有足够的兴趣的话，我想他会站起来就走人的，这点，华莱士绝对 当面做得出来，他太直率了！要不，他如何问得出那么尖锐的问题。但还好，整个 采访过程他的情绪很高。 作为华莱士来说，他是幸福的，因为他生在一个可以全心全意研究提问而且靠提问 就可以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地方，一个重专业水准的国家。他活动的舞台是全世界， 因为他可以行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他的专业发挥不受任何限制，因为他可以 问任何观众想知道，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想弄清楚的问题；他的工作有一个班子支持， 他的工作环境相信个人力量，他也能不为琐事忙碌而专心于提问。 因为提问的精彩，他可以像明星一样地获得比栏目总制片人或者说比整个电视台的 台长还多得多的薪水。因为，电视台认为，当然观众也认为，他比台长、比高级管 理人员更加珍贵。这样一来，华莱士就生活在一个马太效应中，他越优秀，周围给 予他的就越多，他就越能在他的业务上出彩，从而，他的潜力得以全部发挥出来。 做这样的记者是有意义的，值得一辈子全部的投入。如果一个记者的成长环境相差 太大的话，也就很难成长为他这样的记者，别说是这样的记者，就是一个称职的记 者都难以实现。在面对他的日子里，作为一个做过五年调查记者的我来说，真是感 慨万千。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你个人的努力就能实现的，个人的力量在一个既定的 而且需要无数年才能改变的环境和观念中显得真是无比的弱小。 我曾经也是一个记者，也无比热爱提问，曾用心地研究过许多优秀记者的提问，法 拉奇采访各国政要的提问我不知看了多少次、分析过多少次。我也本可以用提问来 度过一生，来实现自我，但是后来我想，不能一辈子做这个，因为你做到最后顶多 是一个资深记者而已，在电视台，绝大部分人都可以做记者，好的记者都被提拔了。 我所面临的环境是，让人进步的手段只有一种，就是被提拔，不管你是否适合做管 理工作，不管你的才能是否在此，就只有这个手段。如果你不需要提拔，那好，太 多的人需要这样了，你正好空出一个位置。因为被提拔是对你的价值的唯一认可的 方式，当然也是被周围的人最最认可的，所以你必须走此路。最后发现，不断地妥 协，离自己想做的事情就会越来越远。 个人的选择和内心的愿望永远会在周围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一点点变形，一点点地妥 协，而每一次变形和每一次妥协都并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己找到了所谓的种种 选择的理由。 上述想法是我采访华莱士之前的所思所想，所以，关于人的定位、关于一个记者的 工作、关于职业选择、关于面对死亡和衰老，都是我在采访华莱士时心里的最大背 景。 采访中国领导人之前如何准备？ 王利芬：华莱士先生，在采访中国两代领导人的外国记者中，只有您一人，也就是 说只有您是那么近距离地与他们对过话，我很想知道，您对中国领导人的理解。 华莱士：采访两任中国领导人是我的极大的荣幸，我发现他们非常坦率，尤其是华 莱士。我对邓小平怀著极大的敬意，当时他是在他的最后一个任期，要退休，他告 诉我他不希望写关于他的自传，他不相信个人崇拜。他改变了中国，在毛泽东之后， 他真正地让中国进行了一场革命，因为他明白中国人应该过更好的物质生活、有更 好的地方居住、购买更多的消费品、能够过更加舒适的生活，他深深地相信这一点。 当然他也被埋怨，这不仅是因为“1989年政治风波”（他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他相 信中国需要稳定，无论如何需要稳定），而是因为他要去改变毛泽东的革命。一点 点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也越来越深刻地明白了邓小平。至于说华莱士，我不仅 惊讶于他的智慧，更是他的英语能力。他在北戴河给我讲了很多英语。他是被邓小 平选上的，之所以被选上是因为华莱士本人的革命背景，因为他在上海所做的一切， 因为他能将中国国内的各种势力团结到一起。你知道在地球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 是中国人，所以，除非你个人有极大的才能，你才能领导这么多人口的国家。在美 国，我们投入了全部的身心去过一种民主制度下的生活，我们明白在民主社会里生 活的含义，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当我称华莱士为 “Dictator”时他 并不喜欢我这样称呼他。 王利芬：您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是您自己想的还是别人的建议？ 华莱士：我跟他举了一个例子，但是他并不喜欢这个词。 王利芬：您在此之前去过北戴河吗？ 华莱士：没有，并不是很多外国记者可以被允许到那里采访，让我到那里采访我很 惊讶。这就像我们美国总统的戴维营，差不多的感觉吧。 王利芬：在来采访您之前我读过了您的采访稿。在采访邓小平的过程中，您说，我 们很快就用完了一个小时，但是我请求您能否再给我10分钟的时间。而当邓小平接 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邓小平与她进行了长谈，据说是邓小平主动要求她 多谈一些时间。对这一点，您有没有一些嫉妒呢？ 华莱士：你知道我采访华莱士时是没有什么提问上的限制的。而采访邓小平则不同， 我只能问有关经济的问题。采访完邓小平之后，我们播出了15分钟，当我回美国后， 我们的制片人唐·休伊特认为并不吸引人。虽然邓小平从没有被一个美国人、一个 西方电视记者采访过，但在播出时我们几乎失去了我们的观众。 王利芬：之所以并不吸引人是不是因为您的问题，或者说您的问题没有法拉奇的精 彩？ 华莱士：大概是吧，她是一流的记者，但她是报纸记者，这是不同的。 王利芬：您与邓小平一起待了多长时间？ 华莱士：大概是两个小时。 王利芬：我想知道，您在采访华莱士之前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华莱士：我读了能够读到的各种材料，与各种人交谈。 王利芬：您交谈的都是什么人呢？是中国的学者吗？ 华莱士：有一些是中国的学者，有一些是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也就是说我尽量地得 到我能得到的信息。我花了许多时间，因为我希望明白很多事情。 王利芬：通过对XXX的采访，您得到了您想得到的东西吗？ 华莱士：得到了，因为他愿意回答任何问题，所以我问了我想问的问题，后来在中 国香港，他告诉记者们他曾被我采访过，他认为那些记者应该像我一样问问题。 王利芬：在采访华莱士之前您的期望是什么呢？ 华莱士：他当时要到美国来，他希望邀请更多的投资者到中国，对中国感兴趣，我 想他应该是得到了他想得到的。我记得他来到美国时，我在联合国遇见他，正好是 我采访他的节目播出的第二天。当时克林顿总统也在同一天访问联合国，克林顿总 统说，昨天我看见了华莱士对你的访问，你回答得很好，华莱士访问你时比访问我 们的问题要容易一些。克林顿总统说的的确是真实的。 王利芬：我在中国的一些新闻界的朋友也看过了您做的这个采访，他们认为您有一 些偏见在里面。 华莱士：我想知道那些偏见是什么？ 王利芬：他们认为您完全是在用美国的标准来评判中国。 华莱士：我认为你的朋友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也有可能这样认为。那么你认为我 应该用什么标准呢？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我是一个美国记者，向我的美国观众做 报道，我向你们的国家主席提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想著我的美国观众。 王利芬：我想问的是您采访了多少时间，用在播出的时间又是多少？ 华莱士：我记得播出量是采访量的1/5吧。 王利芬：当你们编辑剪接时，用的什么标准去取舍哪些该留下，哪些该剪掉呢？ 华莱士：你是个记者，你应该明白这个问题。留下来的当然是那些我们相信的东西， 也是有意思的东西，而且要根据我们的播出时间来安排。当然我不是自己去编辑。 我们有专门的编辑，有制片人，有老板，我只做我该做的事情。 王利芬：我认为您完全知道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想知道你们的取舍标准。 华莱士：应该说是观众的兴趣，一个人做记者的时间做长了的话，就会知道什么是 重要的，什么是有趣的，观众是否会喜欢，被吸引，我只不过是观众的代言人，是 在问观众想问的问题。 王利芬：老实说，当我看完您的采访后，我感到您与XXX之间的相互了解的距离是很 大的。您问的和他想回答的有时不是一回事情。 华莱士：我不同意你的说法。相反地，我自己的感觉是他和我相处得出奇地好，我 自己感觉那次采访很好。他所说的也言之有物，你所指的不是一回事情是什么呢？ 王利芬：这是我看完您的节目后的感觉。 华莱士：那是你脑子中的东西。 王利芬：我的感觉是来自一个中国观众或者中国记者的感觉。我可以分析其中某个 问题，但是这一点并不只是体现在个别问题上，而是整个节目。 华莱士：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两个国家完全不同。你看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你 们的国家则不是。 王利芬：这两个国家本来就是不同。当时XXX想接受采访的理由是想通过这个访谈让 美国人民更多地、更好地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您认为在您采访完并播出这个节目 后，这个效果是否达到了呢？ 华莱士：我认为XXX在这个节目中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在节目播出后我并未直接 听到他的反馈，但是他让中国香港的记者去看我的采访，这是因为他认为我的采访 是说得过去的。我的采访公正、准确、开放、不情绪化、不会为任何一个立场去鼓 吹，我是一个记者，不是一个评论员。但这并不意味著我没有观点。我的观点不允 许带到节目中，不仅是我的观点不允许带到节目中，而且即使是我们的老板和总编 辑的也不允许。 王利芬：我从节目中感到的与您说的有差别。 《60分钟》变得过时了吗？ 王利芬：当我与美国年轻人谈到《60分钟》时，他们说有一些老套，几十年不变， 太严肃，您知道这些意见吗？ 华莱士：当然，我当然知道，我已经86岁了，我可能不能再做任何新鲜的事情了， 最重要的是，我可能不会活很长了，黄土已经埋了一大半，现在快到胸前了。但假 如我知道什么是好的，我还是会做的，我正在努力尝试。现在我不能像从前那样旅 行了，我的背疼。 王利芬：如果XXX同意您去采访他的话，您还会去北京吗？ 华莱士：我会的，尽管我的背疼，但我并不指望。 王利芬：您觉得您的节目与青年人的关系大吗？ 华莱士：你怎么定义年轻人呢？ 王利芬：我指的是那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华莱士：应该是有关系的，但是年龄更大的人会接受这个栏目，接近于60岁的人可 能多一些。现在的年轻人更希望从网上得到消息，他们不像从前的人一样读多么多 报纸，他们看电视也不多，电视和电视新闻在过去这十多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利芬：但是你们的栏目并没有改变什么。 华莱士：我们在前10位的收视纪录保持了30多年，现在我们仍然很有影响，收视排 位在前15~20名。曾经在三个美国人中间就有两个说他们看我们这个节目，当然，当 时只有三个全国性的电视网。 王利芬：在您心目中，谁是您的目标观众？ 华莱士：目标观众，问得好。我们从不设这个目标，我们做有影响的节目，这些节 目首先是我们自己有兴趣，也许我们追求了错误的观众群，但我们仍然是有影响的， 仍然是受尊敬的。 王利芬：您认为您这个栏目还会活多长？ 华莱士：我离开后，或者说我去世后它应该还活著。 王利芬：（笑）华莱士：你在笑我关于死的话是吗？ 王利芬：我在笑您是这样的乐观，人生态度这样的积极。 华莱士：你的说服能力很强，而且很容易交谈，而且很难躲避你的那些很好的问题。 王利芬：谢谢您。说到死，我想问问您的态度。 华莱士：就是如何面对死亡？ 王利芬：是的，我想问这个问题。 华莱士：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你也是一样的。 最精彩的瞬间王利芬：您一 辈子给观众讲了许多的故事，什么样的故事今天您还愿意给中国观众再讲一次？ 华莱士：我曾经为观众讲过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一个名叫乔佛瑞·维根（Jefferey Welgand）的，你看我是在用助听器工作，因为年龄大了，这个助听器的电池也快完 了，我现在就把它扔了。这是一个高级的烟草行业的管理人员，他被一家叫做布朗 ·威廉姆森公司（Brown & Williamson）的烟草行业雇用，他们雇他的原因是他们 希望生产一种更加安全的烟草，他去那里后发现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让他生产出这种 安全的烟草，他们只是想把他作为一个“模特”向人们显示这个行业雇了这样一个 人。所以我们会问这个烟草公司为什么要雇这样一个人，这个人目前做了什么。但 是，那个雇他的人也是最后将他解雇的人已经死了。这个人目前失去了工作，我们 要采访他，把他的故事播出来，这个故事会告诉人们他是怎么样染上烟瘾的，又是 如何一点点被杀害的，在美国一年有很多人因吸烟而死。可是这样一个故事竟然没 有播出，这是CBS史上最耻辱的事情。 王利芬：这是不是电影《知情者》（Insider）的故事？ 华莱士：太对了。就是那个故事。因为我们的律师和管理者不允许我们播出那个故 事，如果被起诉的话，这是一个高达150亿美元的诉讼案。也就是说如果播出的话， CBS要被那家烟草公司诉讼，而且ABC也同样会被诉讼，3个月后我们说我们不能播出 这个节目，但最后，我们终于播出了。现在我们又在做这个节目，因为这个被雇用 同时被解雇的人的生活被完全地改变了。他不再是一个烟草行业的科学家，他建立 了一个“儿童远离烟草”的组织。他走遍了全美国，非常成功，同时也要走遍全世 界，他要宣讲，因为他对烟草行业的所作所为感到良心上的不安。你可以想到他是 一个最幸福的人，因为他最终能做他最想做的事情。这是一个极好的故事。好就好 在一开始他迷路了，而且他把他的家庭带入了一个巨大的风险之中，最后在生活中 又找到了报偿，让更多的年轻人不要吸烟。在美国，年轻人在十一二岁就开始吸烟 了，我真的不相信这么小的年龄就开始了。 王利芬：您说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华莱士：是的，罗瑞塔琳（Loretta Lynn）是一个乡村歌手，她已经70岁了，她是 一个在美国很有名的歌手，同时也是一个精彩的女人，她13岁就结婚了，到18岁时 已经是4个孩子的妈妈。 王利芬：我在你们的编辑间里已经看过一些关于她的故事，当时编辑机上正在编著 她的图像，那个编辑给我看了一些。 华莱士：你已经看了美国观众还未看的故事。 王利芬：在我第一天来到您的办公室时，在您的助手的允许下，我在您的房里待了 四个小时，我看到周围的书架上放满了各种奖品，这些奖励构成了一个关于您的一 个长长的故事，而这些奖是因为您告诉了人们许多好的故事。 华莱士：我认为最重要的故事是关于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伊朗人质事 件，发生在德黑兰。在这个事件发生前我们做了关于他的好几个节目，不是关于他 本人，是关于他的顾问，伊朗革命正在酝酿之中，还没有发生。人质事件发生后， 我和我的另外一个同事去了伊朗，霍梅尼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 王利芬：应该是很危险的。 华莱士：是的，对于一个美国记者来说，是这样的，街上有很多炸弹。 王利芬：您怕吗？ 华莱士：不怕。他与我们坐在一起，那是一个叫做圣城的地方。我们采访邓小平和 华莱士时，他们也没有预先让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要采访什么问题。但是他居然派人 提前向我们要问题，我说我们不会给的，他们说没有问题就不接受采访，我说，如 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告诉我的观众你要求我们提前给你问题。我们当时就在那个圣 城，而霍梅尼不在那里，我们正在为给不给问题的事情谈判。最后谈判的结果是我 们只能问他们允许问的问题。霍梅尼完全不看我，坐在地板上，眼睛盯著前方，我 想，好一个恶魔！如果我问了那些他并未允许的问题，他是否会把我放进监狱？把 我也当成一个人质？我对他说，请原谅我，萨达特说你是一个癫狂者，一个怪人。 当时的翻译看着我仿佛我是一个怪人，我想他是否真的希望我让他翻译这一段。我 说，我听见萨达特说他并不是一个好的穆斯林，而是一个怪人。翻译译完后，突然， 也是第一次，他笑了，然后说着说着他用语言撕碎了萨达特，他说萨达特自己才是 最坏的穆斯林，他为萨达特预测了一个很坏的前途，几个月后，萨达特被暗杀了。 你能想象这个访谈的情景吗？ 如何评价自己？ 王利芬：您自己认为您是全世界最好的调查记者吗？ 华莱士：不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不是。我做这个工作做了60年，非常有经验， 但我并不是最好的。 王利芬：那么谁是最好的？ 华莱士：像《夜线》的主持人特德·科佩尔、像NBC的汤姆·布罗考，还有彼得·詹 宁斯等，他们都是第一流的。 王利芬：您不是第一流的吗？ 华莱士：我当然是，但以前我比第一流还多一些，你来这里不长，你并没有看到我 从前在镜头前的时候，这些让你失望吗？ 王利芬：没有，很多人说，您是这个栏目的骄傲。 华莱士：我很高兴，可我并没有那么好。 王利芬：有许多人说，美国媒体有两个老板，一个是商业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 您说是吗？ 华莱士：我只有一个老板。这个人负责CBS新闻，当然他需要与更大的老板打交道， 你知道，美国媒体很独立。我们的广告商不会来打扰我们，我们的赞助商也不会。 如何知道一辈子要什么？ 王利芬：您加入《60分钟》时，已经是50岁的人了，您 当时认为太迟吗？ 华莱士：我不那么认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为做一个好的记者做好了准备，我并不是 说，你只有30多岁就不是一个好的记者，只是我更加成熟，更富有经验，我去了更 多的地方，我先在CBS工作了5年，5年后我来到了《60分钟》。 王利芬：有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您为什么会那么坚定？ 华莱士：65 年以前，我并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想我可能想做一个电台的播音员， 我也努力做了一些尝试，那时并不知道要做一个记者，后来我得到了一份工作，每 周20美元，我喜欢它。二战期间，我参加了海军，后来又去了越南。在二战期间， 也就是1943~1945年期间，我下定了决心想做什么了。我想做那些有意义的、有用的、 让我骄傲的、不仅仅只是为了生存的工作。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我的儿子，我的 儿子摔死在山崖中了，他想做一个记者，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他的名字叫 Peter， 我希望我的所作所为让他骄傲。所以我放弃了我正在做的事情，当时我的生活很好， 我当时做一些新闻、一些商业活动、一些采访，后来我全部不干了，我有足够的钱 让我的家庭花一年，最后我终于在CBS获得了一份工作。我感谢我对儿子的记忆让我 有了一个好的工作，这是一份让我实现我自己的工作，我以前从未做过一份记者的 工作。 为何离婚那么多次？ 王利芬：看着您时我总在想，为什么您有那么大的动力让您工作到了这么大的年龄 还不停下来？ 华莱士：这是唯一的我能实现自己的方式，有一些人退休后生活相对安逸，与家人 与孙子在一起，并不是说我不想那样做，只是我有某种程度上的自私。 王利芬：是不是有一些工作狂的味道？ 华莱士：是的，我一直是这样的。 王利芬：这是您离婚的理由吗？ 华莱士：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我结过四次婚。这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次生 活了28年，一次生活了20年，还有一次是结了几年婚后我去参加海军，那时候太年 轻了。然后我们离婚了，后来的第二次婚姻维持了9年。我的第一次婚姻我们都感到 不满意；第二次我与一个演员结婚，后来发现我们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再后来是第 三次婚姻，我很爱她，但她去世了，她是一位艺术家，我们的灵魂有过深深的交流， 我们同时也是很好的朋友；我现在的妻子，也是我的第四任妻子，是她的好朋友。 王利芬：我很想知道对于一个上了年龄的人来说，变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华莱士：我并不恨“老”这个词，但是我并不希望这么老，相信我，我痛恨变得越 来越老。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你现在不知道，将来有一天你会知道的。 采访完华 莱士后，我有机会与这个栏目的另外一个主持人交谈，他就是莫利·塞弗（Morley Safer），他早在“文革”时就来过中国，在北京做过报道，至今他在中国报道时被 美国报纸刊登的报样仍挂在他的办公室门后。莫利同样是《60分钟》标志性的主持 人，他的老辣和沉稳与华莱士绝不饶人的提问方式相得益彰。他已经70多岁了，戴 著助听器，行动较缓，我见到他时，他正在一个小的配音间里配音，在他配音期间， 我一直在外屋观察，他极其认真，一次不行又来一次，我想，在这个小小的配音间 里，他不知配过多少次音，今天这么大的年龄，仍然如此认真。 ------------------------------------------- 莫利·塞弗：年轻人不看电视，那是他们的问题 王利芬：您的毕生都在为观众讲故事，您认为什么样的故事是精彩的故事呢？ Morley：一个精彩的故事就是观众看完后说，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这个故事。 王利芬：这是不是会导致一种猎奇？ Morley：不是，这种故事有可能是一种奇特的故事，这种奇特有可能是关于世界的 某一个角落、关于政治、关于一个人的性格、关于一个高官的腐败、关于艺术家和 音乐家，没有边界。 王利芬：您在这里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您认为这个栏目成功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呢？ Morley：成功的因素在于当观众并不多时，我们的这个电视台让这个栏目开始运行， 在播出之前观众并不知道有这个栏目。也就是说，从观众喜欢这个栏目之前，我们 就在那里播出，因为你不可能从一开始就跟观众“套近乎”，所以不可能在一夜之 间就建立与观众之间的信任感。让观众从少到多需要有一个耐心。所以从一开始栏 目就要建立一种观众对你的信任感，如果观众发现你在那儿只是玩一些小把戏，或 者是做政治宣传的话，这样观众就不会信任你，这就很麻烦了。 王利芬：我来您这个栏目之前，另外一个版本的《60分钟》正好因为误用布什服役 的材料而被众多方面指责，我还以为是你们呢。 Morley：是的，这个事件让我们受了许多的牵连，人们还以为是我们这个《60分钟》，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建立人们对我们的信任感，而他们的 一个失误就影响到了我们，外面的观众并不知道我们是两个栏目，虽然都叫同一个 名字。 王利芬：为什么要弄两个栏目出来呢？ Morley：为了多赚钱。开始建第二个栏目时很多人是从我们这个栏目过去的，这样 应该说是有信任度，但是在这个节目上，他们犯了很大的错误，我认为这件事情会 过去的，但需要时间。 王利芬：你们的每一个主持人都是很有特点的，您的特点是什么？ Morley：我认为我是一个有经验的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我认为我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我会用我的写作才能去写一个故事，我常用我的观察去描写一个人、一个问题或者 一个奇特的地方。我想我们这个栏目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并不是观众喜欢看我们 四五个主持人用同样的方法做著类似的事情，而是各有不同，我们每个人的确有自 己的特点。而这些不同的特点会构成一个非常有趣的组合。 王利芬：现在讲述新闻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福克斯新闻，您认同吗？ Morley：我并不认为福克斯是新闻，我不喜欢它，也不看它。 王利芬：有很多人喜欢看。 Morley：那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看它是否获得了信息、是否得到了娱乐、是否得到 了一些政治上的偏见，我不知道，但它不是新闻的表述方式，也不是我受到训练的 方式。 王利芬：您喜欢带有娱乐特点的《每日新闻》吗？ Morley：我喜欢，它很精彩。它用夸大的方式找到了真实的精髓。他们非常善于做 这些，对于他们所做的来说，他们应该是艺术家。而福克斯新闻则不然，他们完全 不诚恳，有一些人，像比尔·奥瑞利完全是欺骗。我宁可要喜剧也不要欺骗式的消 息。 王利芬：当我与年轻人谈到你们栏目时，有一些人并不知道你们这个栏目，或者说 很少看。 Morley：并不是我们的责任，而是他们的责任。 王利芬：您会为年轻人做一些改变吗？ Morley：我不会的，如果我那样做的话，那将是世界上最糟的事情了。如果我们这 个栏目要为了某个人群的需要而改变，如果真的这样开始做了，我就离开这儿。 王利芬：我与一些年轻人交换看法，知道你们栏目的人说是很久以前看过一些，后 来就没有看了。 Morley：那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问题。我只能做我知道怎么去做的事情， 我不会改变自己而让自己变得时髦，我不想为了引起一部分人的兴趣而去改变自己。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做出来，如果他们想看的话，很好；如果他们不想看的话， 那就是他们的问题。 王利芬：您打算退休吗？ Morley：不，我不打算退休，但我准备减少工作量。 王利芬：我知道您很早就去过中国。 Morley：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就到过中国，当时是1968年，我对于中国兴趣更 多的是在中国的古董上，而不是在政治上。 王利芬：谢谢您的时间。 《60分钟》栏目如何运作:采访《60分钟》 在《60分钟》，总制片人操作这个栏目的一切事项，他既是选题的批准者，也是终 审员，所以他是如何工作的这个问题应该能相应地回答一些关于这个栏目为何持久 的问题。 王利芬：非常感谢您能抽出时间来与我交谈，我看您走路都很急，可以想到您有多 忙。但我还是想了解你们这个栏目的运作情况。 Jeff：也谢谢你。我认为我们这个栏目可以一次播出各种不同的故事，是唐·休伊 特，他创造的这个栏目。当时他创造这个栏目的蓝本是《生活》杂志，他将这个杂 志确定为那种高端和低端采访都做的节目，所以这个栏目的播出是那种很难用一种 定义来概括的，但是由于播出一期节目中有几个故事，所以它对世界是一个不同侧 面的丰富的展示，是一个多方位的表述。 >>选题王利芬：那么你们在故事的选取上 有什么标准呢？ Jeff：首先它必须是重要的，也许是一个并不大的故事，这个故事应该被很好地讲 述，让人感到有某方面的兴趣。应该说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应该是有趣的，绝不能 枯燥无味。 王利芬：你们有没有成文的选题标准？ Jeff：没有。你想，我们每年只播出110个故事。所以我们的选择就是一部分政治、 一部分艺术、一部分探险，还有一些是关于战争的。我们每次接下来的所要播出的 故事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它一定是好的。没有写出来的标准是非常好的，如果有的 话，人们的创造性就会减少，我希望人们的思考不要受任何限制，任何一个故事都 是有可能的。我们一般会从上千个故事中选出100个故事来，有很多故事是选择后开 始调查时发现并不值得做，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放弃它。 王利芬：你们的预算是怎么样的？ Jeff：我们保证所有的钱都花得有所值，公司给我们很多钱，我们的预算是很高的， 因为我们报道的那些故事花费很高。如果预算少了，我们的故事的质量就会下降， 我们的故事的花费比我们竞争对手要高得多，但是他们的故事没有我们的好。每一 个故事的预算花费是6 万美元，这是一个平均数，而NBC的《日界线》平均花在每一 个故事上的经费是4万美元。我们最大的一部分花费是在人员的工资上，因为我们有 明星记者在这儿。 >>奖惩 王利芬：您如何去鼓励您的员工做得更好更出色呢？ Jeff：我愿意用一种友好的健康的方式。你做的工作在片尾字幕里都会有相应的职 务与名字，而且记者要出镜。我认为这是最好的鼓励人的办法。如果你要出镜，那 么好，你就带好的故事给观众吧。 王利芬：您会经常表扬您的员工吗？ Jeff：只有在他们做出了很好的故事时，我才会这样做，如果是一般的故事，我不 会的。 王利芬：我知道你们的员工一般来说与这里签有4年的合同，如果中间您觉得并不满 意他的工作，那么怎么办呢？ Jeff：一般来说就让他离开，这个经常发生。如果你在这儿干得比较好，奖金很高， 尽可能高，那么你做的工作必须证明你值得拿那么多的奖金；如果你不能证明自己， 做得不好，那么你只好离开。你看每10年，我们的制片人就会有一半人是新来的， 当然有一些是他们自动离开的，有一些是他们必须离开。 王利芬：让人离开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您做这个有压力吗？ Jeff：当然，让人离开这件事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每个人都有按揭，每 个人都有孩子上学，但是这又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有时我们也会帮他们在别处 找到工作，当然是有压力的。但是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的故事公正而准确， 还有就是有趣，让我们的制作团队的水准处于一个高水平上。 王利芬：您管理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比如开会吗？ Jeff：我从不开会，我都是与他们个人交流，我们非常不喜欢会议。没有会议，没 有备忘录，只有很棒的故事。做精彩的故事，这句话是15年以前《60分钟》的制片 人告诉我的。 审片 王利芬：作为制片人，您会看故事的成片吗？ Jeff：一般来说我会把一个故事看好几次，提好几次意见。平均下来是4次的样子。 每一次修改都会比上一次好。 王利芬：每一次您都必须在场吗？ Jeff：是的，每一次我都必须在场。我们每看一次后都会有所修改，每改一次就会 好一些，这样的话，我们会在播出时很有信心。 王利芬：您在看这些故事时心中会带著哪些疑问？ Jeff：看故事的时候我通常都会问，你问了该问的问题吗？表述方式合适吗？采访 组织得如何？是不是足够准确？有没有你没有回答的问题？这些都是一个节目好坏 的评价标准。 每一个制片人一年做五六个故事，他们会很清楚我们是如何评价节目的。 王利芬：你们经常做的一些节目中有一些批评色彩很强的，有没有接到来自政府的 不准播出的干预？ Jeff：一般情况下我们自己决定做自己的事情，你还记得有关美军在伊拉克虐待囚 犯的故事吗？当时的那些照片就是我们提供的。当我在新《60分钟》时，当时我也 是总制片人，国防部打电话给我们说，如果我们播出这个节目，就会伤害美国军人 的利益，这些军人就会被杀，所以我们两个星期都没有播出这个节目。但在两个星 期之后我们仍然播出了，因为作为我们来说没有理由不播出，因为两个星期后这个 事件不那么紧张，其中有一个人质也被释放了，所以我们播出了。当然我们会感到 一些压力，但我们从未因为压力而不播出一个节目或故事。 >>如何看待主持人的 年龄？ 王利芬：现在你们节目的主持人的平均年龄很大，多半在60岁以上，你们有没有准 备找一些新的更年轻的主持人？ Jeff：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他只有42岁，还有一位只有32岁。这样的话，我们的 主持人中有30岁的、40岁的、50岁的、60岁的、70岁的，还有80岁的。我们并不是 十分关心这个问题，有许多年轻的并没有能力胜任这个需要经验的工作，只要你报 道的故事好就行，我们的老的主持人现在仍然做著很出色的工作。 王利芬：你们有没有退休一说？ Jeff：没有，我相信多数美国公司都有这个退休年龄限制，但我们没有。我也不知 道为什么，但是我并不希望###离开这里，我希望他一直在镜头前，我也不管他是86 岁还是66岁，他在这个行业里出色，这就行了，他的精力可能不像从前一样做很多 故事，但是他可以少做一些，但他的采访仍然比其他的人要好得多。为什么我仍然 要他，因为他做的采访很好，人们知道他，人们认为假如###做一个采访的话，他们 就想看。 >>面对栏目创始人王利芬：您这个栏目原来的制片人是非常知名的，您 对此有压力吗？ Jeff：我一直在这儿工作了许多年，我有信心将这个工作做好，我受过很好的训练， 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的感觉很好。 王利芬：您与原来的制片人在工作的标准、理念上一致吗？ Jeff：我们相信他所说的，有很多东西我们会在实践中坚守，并小心地维护，我们 从他那里学到了那么多的事情，知道了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我们不能为 了收视率的需要而迎合某一部分观众。我们不想要那种刺激的东西，也不要低俗的 东西。我们应该维持一个高水准的东西，这对我们来说意味著很多。我们的责任就 是在维护一个高水准的东西基础之上，尽可能地争取多一些观众，但不是以牺牲节 目质量和水准去迎合观众。我相信每一个制片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我 保持了原来栏目所有的理念，我是做硬新闻出身的，我喜欢做那种很大的故事，投 入很多，我不想让观众知道换了制片人，我希望栏目的发展非常平稳。 王利芬：在您自己看来，什么是您这个栏目成功的地方呢？ Jeff：就是告诉了人们很精彩的故事，这样人们就爱看，其实告诉人们一个精彩的 故事是一个既简单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方式，人们会期待###这个星期会带他们 去哪儿，他会问什么。 王利芬：非常感谢。 Jeff：我也很感谢你，我对中国很感兴趣，我一直在想，中国是一个有著浓厚的文 化色彩的国度，她的发展一度滞后了许多年，而现在她又蕴涵著巨大的潜力。有一 点我很好奇，在一个那么大的国度，那么多人的脑力资源，如果没有现在的那些限 制的话，会发挥多么大的能量。 杰夫是总制片人，他有两位高级制片人为他工作： 一位主要负责内容和选题，一位是负责播出事项。所谓播出就是确保一个节目中的 所有片段都已准备好，没有误差，还有演播室的一些事务。同时这两位高级制片人 还管理员工，负责选题和内容的高级制片人主要管与此相关的主持人、制片人、助 理制片人，而负责播出的高级制片人则分管编辑、演播室方面的员工。也就是说， 总制片人将他的工作分解成了两部分，分别交给了两个人来运作。在国内我们常常 是制片人一个人管这样的工作，自己决策。而切开之后，我很想知道，这位只负责 选题的高级制片人是如何工作的，她与总制片人的关系是什么？ 总制片人的职能如何切分给高级制片人 王利芬：我知道您既是总制片人的助理，也是栏目的总编辑，您的职责主要是什么 呢？ Patti：作为栏目的总编辑，我一直是集中注意力在我们所选的故事上，确保我们正 在做的和将来做的故事都是有意思的，然后我会与我们的制片人谈、助理制片人谈、 主持人谈，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去谈内容本身、故事本身。关于如何制作好的故事， 找到好的故事，我有很多主意，我会了解我们的制片人的故事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 这样的话，我会规划未来几个月的播出时间表。当然，如果有即时的重大新闻，我 们会马上播出，打破原有的播出计划。 王利芬：我在你们的审看间里观察时，我看您也在，您在那里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 呢？ Patti：我在想如何通过调整整个故事的结构让一个故事变得更加有趣，当然这一定 要在公正和平衡的基础上来完成，当然还要合法，尤其是那些调查性的故事，一定 要合法。 王利芬：您这个职位有没有一点关于行政方面的工作？ Patti：一点点，也就是说，有两个人要同时做一个故事时，我会跟他们谈，这点应 该算做行政事务了吧？ 王利芬：您说您花很多的时间与不同的制片人谈，在这些谈话中，哪些您谈得比较 多呢？ Patti：谈得多的是公正和均衡，还有就是让报道本身说话，而不是直接下结论。 王利芬：您在做这个职务之前做什么工作？ Patti：我在这里做了18年的制片人，我制作过70个故事，后来帮助杰夫开创第二个 《60分钟》的工作，我在那里干了6年的总编辑，后来我来到这里。对于如何把握一 个故事、如何讲述一个故事，我研究了18年。现在我觉得讲故事快成了我身上的DNA了。 王利芬：是不是可以说，您在这里需要去推动每一个故事？ Patti：是的，我要决定哪些故事我们做或者不做，杰夫会给出他的意见，但我们俩 的意见非常相似。我很清楚一个12分钟的故事的形态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同时知道 一个成功的故事必须具备什么要素。我与总制片人的工作分得很开，但是交流很多， 我们一定要确保有足够的硬新闻、调查性的新闻，同时还需要一些特写、一些有趣 味的故事，这是一种综合，同时要保证每一个故事必须是公正的和均衡的。 王利芬：如果一个主持人将他的选题报上来的话，他们需要找谁谈呢？是您，还是 总制片人？ Patti：有时是我，有时是总制片人，有时是我们两个人。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意见都 是一致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有不同意见。我们都在找那种故事本身能出新闻的故 事。一般来说，如果总制片人已经同意的话就行，但还需要我们CBS的副总裁同意， 因为他是整个CBS新闻的总的协调人，他知道其他的栏目在做什么，这样的话不会撞 车。 王利芬：他们同意的话，如果您不同意会如何？ Patti：我不同意的话会告诉他们为什么会不同意，有哪些道理，当然我也可以保留 我的意见。 王利芬：您从前在新《60分钟》工作过，这两个栏目人员、所选故事与你们现在的 这个《60分钟》完全不同，如果有两个栏目同时要采访一个人或者一个故事，那怎 么办呢？ Patti：我们有一个公告栏，也就是谁先放上去谁就可以做，另外我们的副总裁会安 排，他也会看谁先。 王利芬：你们有好几个主持人，他们之间竞争吗？ Patti：非常激烈，但是，是一种非常友好的竞争。每个星期天晚上当节目播完后， 主持人之间会相互打电话，但每个人都希望他们自己做出精彩的故事。 王利芬：从你们创始制片人一开始到现在，你们的栏目基本上并没有变化，为什么 时代在变化，而你们并没有变化呢？ Patti：有一些模式是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我们在安排故事的数量上，一个还是两个， 非常有弹性，另外我们播出的故事永远不是相同的。所以观众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 星期他们会看到什么。 王利芬：在您心目中什么栏目是你们的竞争对手？ Patti：如果我们做同样的节目，那么所有的其他的采访者应该都是我们的对手。但 有意思的是，在任何一个同一选题的采访中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赢家。 王利芬：您在这里工作了这么久，您还觉得寻找可报道的故事很难吗？ Patti：是的，因为门槛非常高。我们的制片人一年大概只做四五个故事，而主持人 则只做10~20个故事，每一个播出的故事都必须是精彩的，也许你会找到20个故事， 但是最后适合播出的也只有一个，所以还是非常难的。我经常找一些故事，然后把 我的观点给我们的制片人。 王利芬：制片人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你们会帮助他们吗？ Patti：会的，我的门每天都是开著的，但我相信在我们这里工作的人在制作节目上 都有一些才能。如果有制片人想将他们在制作过程中的困难说出来的话，这是非常 好的，因为在谈话过程中一些好的主意会谈出来，其实每一个制片人在制作一个故 事的过程中都会挣扎，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会非常尊重这个过程，并且让他们走完 这个过程。说出你所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说你很弱，而恰恰相反是你很强，能谈出来 本身就说明你有一种克服困难的力量。 王利芬：您认为你们这个栏目最大的竞争优势在哪里？ Patti：我们的主持人是世界第一流的，他们都有著极为丰富的报道经验，他们中大 部分人有过报道战争的经验、在全世界旅行的经验、在白宫报道的经验，他们都是 一流的访谈者，风格不同，但都是世界第一流的，这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王利芬：您的主持人为什么那么大的年龄还活跃在屏幕前，他们的动力是什么？ Patti：精彩的故事！ 王利芬：谢谢您。 在《60分钟》的一周时间，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栏目长盛不衰？我想 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七位与观众对接的主持人和总制片人，他们是稀缺 型人才，而其他因素在市场上都相对容易可以买到，如制作团队的其他成员等等。 这两种“人”是核心，是灵魂。在离开《60分钟》时，我与这个栏目的前台人员聊 了一会儿，这只是一个为《60分钟》栏目做往来人员登记的老人，他是一个黑人。 我想看看他眼中###的形象，因为这是一个天天看着###出入的人。当我谈到###时， 他充满了尊敬，他说###是他们的骄傲，也是美国人的骄傲，他说###人非常好，每 一个圣诞节都会给他小礼物。 第二节 在PBS吉姆·莱勒的《新闻时间》 去华盛顿之前，就有人向我推荐吉姆·莱勒（Jim Lehrer）的《新闻时间》，人们 说在美国这是了解时政新闻的重要窗口，伴随了人们几十年的社会生活。到华盛顿 后，几乎所有的与我交谈过的人又向我推荐了PBS的这个《新闻时间》节目，当然我 所在的布鲁金斯是美国精英们的聚集地，可以想见这个节目精英化的程度。这个栏 目是PBS的重头戏，每天在美国东部时间6点～7点。看完整个一小时的节目，你基本 上会明白今天全球而不仅是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了。因为这个栏目有 一小时的时间对当天出现的新闻事件进行详尽的解析。 --- 民营媒体公司如何办新闻分析栏目 让我吃了一惊的是，这个栏目是属于两位主持人的私营的媒体公司，原来是两位男 主持人共同主持，后来其中一位退休后就只有一位主持人了，他的名字叫吉姆·莱 勒，他既是节目的主持人，也是节目制作公司的老板，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向美国 公共教育台供稿。 一个民营的新闻深度分析节目是如何运用社会资源进行运作的呢？ 首先是社会的认可。按照我们的理解，这应该是一个个体的独立主持人。在我们国 家，一般来说，这样的主持人在代表一个国家的大场面时，是不会出现的。而吉姆 却多次主持美国总统竞选时的电视辩论赛。在美国，因为私有是多数，公有是少数， 所以一个行当的职业水准是跨越所谓公私两界的，只要你在这个行当时干得足够职 业，足够有水准，社会就认你。 其次是生产要素已做到充分的社会化。吉姆的一小时的节目是以新闻分析为主，新 闻本身为辅。他们几乎不会派人去拍新闻，这样他们会大大地降低成本，他们的核 心竞争力是有水准的主持人和依靠华盛顿的专家资源。他们的资料是以用新闻素材 为主，这样的新闻素材基本上都能买到，如果一个专家很重要的话，他们会租用直 播设备和演播间，在美国，这些东西都可用钱随时租用。如果需要某些特殊的素材， 也可以向任何一家公司买到。在生产要素中最为重要的是人才。在美国，从事电视 业务的各方面人才十分齐备，市场就像一个大池塘，随时向各个用人单位提供各个 不同价位的人才。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在一个高度职业 化分工的社会中，人才的流动才是容易的，更重要的是，人才是真正有价的。 一个栏目要实现其社会意义，不仅在观念上要被认可，更重要的是其运作的手段能 随时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看到，有许多高品位的节目恰恰是私营的。 为了让大家理解这种私营节目的运作，我采访了它的总制片人和一些重要的节目骨 干力量，我很希望从中了解他们职业化的程度和操作方式。 《吉姆·莱勒新闻时间》栏目的与众不同就是深度分析，之所以能做到深度来源于 两个因素：一是主持人提问的本事，二是专业评论人的水准。这两个因素中尤其是 前者几乎成了这个栏目生存的唯一优势，因为美国的所有时事评论人并不一定只出 现在这个栏目中，他们是游动的。主持人吉姆·莱勒先生今年已70多岁了。他采访 过多任美国总统，他也是2004年度总统大选辩论第一场的主持人，由于他报道的客 观性，他曾多次担此重任。这个栏目的主持人除他以外，还有另外4位与他一样同时 可做时事政治分析的主持人，其中有两位可以在他休假时或外出时代替他。做这个 栏目的主持人的确需要有心怀美国、放眼全球的眼光和才能，因为他们所采访的时 事评论人一般都是思想库或大学中在某一领域有所建树的人。加上栏目每天又是直 播，如果问题问不到点子上的话，出的洋相是可想而知的。吉姆不仅是 2004年的总 统电视辩论的主持人，这个栏目的后备主持人格温·艾菲尔（Gwen Ifill）是2005年 唯一一次副总统辩论的主持人。这一点足够说明这个栏目在民主和共和两党中拥有 的不偏不倚的报道特征，否则，有明显的偏向任何一方都不会有可能被选中。 在去这个栏目之前，我详细看了吉姆的所有重要采访的文稿，他对核心事实的抓取、 提问的准确程度以及问题的选取都不得不令人佩服。1999年，当朱 基总理访问美国 时，他曾对朱总理进行过专访。有意思的是，朱基任上海市长期间曾接受过这个栏 目的另外一个主持人的访问。吉姆所采访的内容涉及中国反对北约对南斯拉夫行动、 美国的反中国气氛、中国的人权记录、核间谍事件、重新定义中美关系。在五个方 面的问题的采访中，吉姆每一个问题的提出都既不让人感到尖锐，又令人难以回答， 最重要的是整个采访几乎是一气呵成，看不见这五个问题中间的丝毫断裂，由此可 见其采访设计的精心。在谈到关于美国的反中国气氛时，吉姆这样问：“你昨天说 中国之所以这次未能就加入世贸组织与美国达成协议，原因是在美国的反华的政治 气氛，在你看来，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气氛呢？”当时朱总理的回答也非常有趣， 他说：“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你的位置比我更容易了解这些情 况。实际上中美双边贸易协商已进行了很长时间，我们几乎快要达成协议了，就快 要签订协议了，但由于目前的政治氛围使克林顿总统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但我们 仍然在努力，我相信我们会达成正式协议。”在这个回合中由于朱总理的机智让吉 姆看起来是有些被动，但是他立即又扔出了有关他下一个话题的问题，他说:“说到 这里的反华政治气氛，我这里倒是有一个例子，那就是人权，你知道在美国只有一 个话题让民主党、共和党、保守派、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发出的声音是一致的这个 事实吗？你明白这种情况吗？”他用这个问题不知不觉地过渡到了下一个问题，同 时提高了问题的尖锐程度，算是对他前面一个问题的不利的支持，这种智慧的较量 一直持续在整个采访中。 吉姆的这个栏目所关注的问题大多都是带有全人类性质的，与美国普通人的实际生 活并不是离得很近，但这种关注与美国的精英人士极其合拍，在今天如此激烈的电 视市场的竞争中，这样一个精英政治的栏目收视观众仍有300万，实属不易。 由于这是一个极其国际化的节目，在去这个栏目之前，我查阅了这个栏目近5年来对 中国问题的报道，从这些报道中，我们大体能看到美国的一些国际时事节目对中国 问题的选题。 报道最多、最密集的要数对南海撞机事件的跟踪，在20多天的时间内这个栏目采访 了与此事相关的重要的中国和美国人士，作为时事评论员，有对中国问题熟悉的前 美国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中国驻美国大使，历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几乎是 所有的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仅次于撞机事件的是美中贸易和中国驻南斯 拉夫使馆被炸，另外一些选题就比较零星了，如中国50周年的大庆、中国的持不同 意见人士、人权问题、中国申奥等等。 我去这个栏目时吉姆正好休假，就栏目运作问题，我采访了这个栏目的总制片人、 一位负责国内政治的高级制片人和一位负责国际事务的高级制片人。与他们三个人 的交谈基本能明白这个栏目的运作。 这个栏目由Macneil-Lehrer制作公司独立制作，被300个地方电视台转播，根据尼尔 森的统计，它在全国的入户率为98%。 一个日播一小时的时事深度分析栏目能吸引那么多人，有4个重要因素：一是具有相 当水准的准专家型主持人，PBS的《新闻时间》一共有5位主持人，这5位中有两位是 2004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中的主持人；二是有一批世界级的专家供选用，位于华盛顿 的《新闻时间》充分占据了这个优势；三是有一个能表述任何观点的外在舆论环境； 四是有一个有远见的执行力强的制片人。 ---- 采访总制片人 莱斯特·克里斯特尔（Lester Crystal）是这个栏目的总制片人，他加入《新闻时 间》已经22年，此前，他曾担任过NBC的新闻总裁两年，担任过NBC晚间新闻的总制 片人3年。这个栏目是吉姆和那位退休的主持人两人私人拥有的，他们俩合伙开的一 家私人媒体公司，播出平台是PBS。所以，莱斯特并不是栏目的最后拍板的人，而主 持人吉姆才是。 莱斯特到过中国很多次，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时，他曾跟随其中。现在他 的办公室里还挂著一组照片，就是他在天安门广场前与中国老百姓一起交谈的情形， 当时中国女孩子扎著长辫子，男孩子穿着军装，他们显然对莱斯特手中的照相机好 奇不已，他的一个同事拍下了这些对外部世界的好奇表情。其实这些表情只不过出 现在30年之前，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历史，我们甚至对那个年代还有记忆，这种历史 与现实的交错让人感慨万千，站在相片前的我不知道为何竟然有些不好意思，我不 知道是因为他看到一个太贫穷、太不可思议的中国还是别的，这种景象即使在最繁 华的首都也无法掩饰。 我真的想问他，作为一个西方记者看到1972年的中国人在视觉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冲 击。但由于我与他约的采访时间有限，关于栏目运作的问题的时间都不一定够，我 也就忍了下去。 王利芬：我知道您担任这样一个日播性的新闻栏目的制片人的日程 的确是很忙的，能有一段时间给我，我非常感谢。我也知道您好几次去过中国是吗？ Lester：是的，有好几次，1972年、1974年、1979年、1999年。前两次是跟随尼克 松总统；1979年是为了想在中国为NBC设一个分支机构，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文化 大革命”，当时的改变并不大，我们去了中国的5个城市，沿著长江下游走，真是一 次有意思的旅行；当我们1999年再去中国时，已经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王利芬：作为一个1972年就到过中国、1999年又到过中国的人，将这两次做一个比 较是很有意思的，但我知道我今天的采访时间有限，我想还是将我的问题集中在您 的栏目的运作上，您能告诉我这个栏目的基本组织架构吗？ Lester：我们有5个小组，一个小组是主持人，除吉姆外，还有5个主持人做不同的 采访。 王利芬：谁来决定谁采访什么人？ Lester：我们每天早上10点15分开编辑会议，高级制片人和我一起决定今天做什么， 吉姆会对一天的报道做出最后的决定，他既是主持人又是责任编辑，之后制片人离 开后，我和吉姆一起决定谁来做今天的访谈内容。第二组人员是记者。我们在丹佛 有两位记者，他们基本上处在旅行状态；一位专门负责跑国会；旧金山两位；波士 顿一位；还有人在洛杉矶、芝加哥和西雅图，他们做一些小型的片子，片长从5分钟 到12分钟不等。还有一组人是独立制片人，当然我们是从他们那里买新闻素材，每 天下午3点半钟我们会收到从卫星传回的新闻素材，大约四五个故事的样子，我们与 他们有合同。 王利芬：谁决定这些片子的使用时间？ Lester：我的副手。他们也会征求我的意见。还有一组人是制作人员，我和一些高 级制片人。我的职责是与吉姆一起工作，决定我们每天应该做什么，然后我会把这 些需要做的工作一点点执行下去，我的副手琳达会一分钟、一小时地将所有的事项 排列下去，然后一项一项地完成。当我外出或者休假时，她就顶替我工作。她会在 编辑和制作之间协调。 王利芬：你们的高级制片人有多少位？ Lester：一共有3位：一位负责外交和国防、一位负责政治，还有一位负责很多项， 有科技、健康、宗教、艺术。对于负责政治的那位也负责城市和州的事务以及教育。 这三位主要负责演播室的访谈，找到嘉宾，做一些调研。 王利芬：这些高级制片人有助手吗？ Lester：有两三位不出镜的记者会帮助他们请嘉宾、做调研，但不是他们的助手。 我们还有一位特别的高级制片人负责所有的片子的编辑事务。他会负责所有的电视 编辑上的事务。 王利芬：我看到了这里有一个小型的图书馆。 Lester：是的，这个图书馆是为了调研和录制磁带用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 财务小组负责我们的预算状况，另外，我们的栏目在互联网上也可以看到，所以有 互联网的制作人员。 王利芬：有多少人负责互联网？ Lester：十来个人。 王利芬：你们演播室的人员是你们的员工吗？ Lester：他们来自这里的地方电视台。我们的员工一共有80人。 王利芬：你们这一小时的新闻评论节目的编辑方针是什么呢？ Lester：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分析和解释当天的新闻。我们不会做突发事件，在节 目开头我们会有提要，然后是新闻报道，然后是讨论、辩论、分析和解释，我们并 不会做很多的报道在上面，我们会大体上告诉人们一条新闻的基本内容是什么，然 后我们看关于这条新闻的各方反应，这是我们的主要编辑思路。关于这个编辑思路 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观点上的平衡，尽可能找出一件事情的多个角度，不能只是一 个场。 王利芬：关于新闻的选题有没有一些标准？ Lester：有的，是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最有兴趣的。与此同时，我们也保证了 我们选题的广泛性，并不总是政治、时事和经济这些重量级的选题，还有医学、艺 术、体育、科技等等。 王利芬：有时我在看节目时会发现在你们的节目中还有一些著名的作家的访谈，您 的节目是日播节目，在那一天我为什么要看这位作者呢？ Lester：是的，有一些选题我们并不一定是当天的事情。之所以选择它们是因为有 趣、生动，同时给我们节目一个广泛的选题范围，不至于整个一小时下来只是一些 硬消息。 王利芬：这有些像新闻60分的选题策略，他们总是软的和硬的故事放在一起。 Lester：是的。 王利芬：您的职务是既负责内容又负责管理员工，这两点，哪一点占的时间更多一 些？ Lester：内容上我和吉姆一起负责，他做出最后的决定，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负责执行预算，不能超出预算。 王利芬：你们的预算对于你们来说够吗？ Lester：不够。我希望我们能再多一些。我们的钱是从公共电视台来，从公司的非 商业赞助来，这些钱大概是几年的时间，一旦花完了，又需要去找新的赞助。 王利芬：这不应该是您的责任吧？ Lester：不是的，但总有人需要这样去做。我负责花钱。 王利芬：我不明白的是，是吉姆拥有这个媒体制作公司，是吗？ Lester：是的，这家公司叫做Macneil-Lehrer制作公司。这家公司的任务就是生产 我们这个栏目，这是最大的事情，当然不是唯一的事情。所有的社会资助的钱会进 入这个公司，给我们这个栏目的钱会分出来。 王利芬：所以你们这个栏目的预算是从这个制作公司来？相比之下与国家三大电视 网的同类节目比起来，你们的预算是多还是少？ Lester：少多了，尤其是与他们的晚间节目比起来，因为他们是商业电视台，比他 们的一半还少。 王利芬：作为这个栏目的总制片人，怎么用这么少的钱保证您的节目有一个高质量， 而且能与三大电视网的晚间节目竞争呢？ Lester：我们不花钱在驻外机构上，我们在北京、中国香港、东京、伦敦、巴黎和 罗马都没有分支机构，我们依靠美联社。比如NBC有早间节目《今天》、《晚间新闻》、 《特别新闻》和《日界线》，这些节目能够共同享有驻外机构和其他的一些重要资 源。我们没有这些资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将重点放在辩论和分析上，因为这些花 钱不多。 王利芬：如果你们想在北京采访嘉宾的话，会通过什么方式呢？ Lester：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难做到这样的采访的。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员工在北京， 我们只能要求APTN帮助我们，我们会付费给他们；另一方面北京与这里的时差是12个 小时，冬季是13个小时，当我们这里晚上6点播出时，北京是早上6点，不太方便采 访；另外，我们没有太多的预算做这样的国际采访。当然，如果是特别重要的新闻 事件的话，我们也会做的。 王利芬：我在想，在美国你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段有那么强的竞争，你们在其中的 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Lester：我认为我们有许多不同的东西。首先我们将每天的新闻做一个梳理，比较 知识化，是一些硬新闻，直截了当的新闻，没有娱乐因素，一天三到四个头条新闻， 其他的栏目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有一些是相似的，但是很难完全做到这点，我们 的观众群是窄众，一群特定的观众，每天晚上有300万人看我们的栏目。 王利芬： 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个一小时的新闻节目呢？三大国家广播网的晚间新闻都是半小时。 Lester：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 王利芬：从您个人的角度来看。 Lester：我曾经在NBC新闻供职，我们做了许多的短的新闻故事，我们喜欢花许多时 间在解释新闻故事上，做更多的深度分析和讨论，甚至是辩论，而不是将所有的事 情压缩在一起，而这对我是有吸引力的，当然我很希望与吉姆和平共处，也就是这 个栏目的两位老板一起工作。我们既是同事也是朋友。 王利芬：您曾经在NBC做新闻总裁，相对来说那是一个更高的职位，而做一个栏目的 总制片人好像职位要低一些，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Lester：首先我要说的是NBC要找人换了我的职位，我不可能在那个位置上长待下去 了，所以说我并不是一个称职的新闻总裁。但我很珍惜在这里的机会，这是一个有 机会真正实现新闻理念的地方，而且我很有兴趣。 王利芬：您和吉姆有不同意见时如何处理？ Lester：是的，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很多的时候，他做出最后的决 定，一般情况下我们很相同，也有的时候完全不同。 丹告诉我什么是职业化 丹·斯格林（Dan Sgalyn）是这个栏目中负责国际事务的高级副制片人，也是这个 领域的执行制片人。 王利芬：请告诉我您在这个节目中的职责和执行这些职责的过程。 Dan：我的职责就是找到在镜头前接受我们采访的嘉宾，用各种方式去找，一旦我找 到他们，我就会打电话给他们，我一边跟他们聊一边记录下这个谈话的过程，你看 用我这样的耳机一边谈话一边记录很方便。其次，我在预采访许多的问题，比如说 阿拉法特吧，我会问专家们，到底什么是他的精神遗产、他的成就或错误等问题， 记下的这些会给我们的高级制片人和主持人看，基于他所回答的内容我们决定是否 采访，还需不需要采访其他人，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会采访出 多少观点出来，这也会帮助我们决定在直播采访中我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用什么 样的顺序去问出我们要的问题、什么人会不同意这些问题，我们也会找到我们需要 的持不同意见的人，这样一来二去，整个节目的内容就比较清晰了。 王利芬：有多少制片人在国际政治这一领域工作？ Dan：我们的高级制片人迈克·马塞提克（Mike Massetic）是负责人，除了我以外， 还有两位。 王利芬：您还是高级副制片人，是不是你们的高级制片人不在时您要负责？ Dan：是的，我会主持我们这块的会议。我们这里的人们多半会努力成为所报道领域 的专家，要清楚找谁，明白事情的症结所在。在每一个领域我都有我的专家名单， 有在亚洲方面的专家、中东问题的专家、军事领域的专家、关于情报的、关于反恐 的。一旦我们认为某个专家适合上我们的节目，我会让他们送一份简历给我，这样 我会更熟悉他们，知道他们最近都在从事什么样的研究，如果他们没有送给我简历， 我会自己给他们做一份。 王利芬：这些现在已经进入了你们的数据库吧？ Dan：是的，以后查起来就方便了。除了我刚才说的一些每天需要做的工作外，我们 还要为明天或者后两周做一些准备，我们会写下来我们会做什么。布莱尔两天后会 来华盛顿，他会来这里谈中东问题，我们的节目会对此有一个讨论。我们写下来的 东西会让我们高级制片人和主持人看，他们会根据这些来排他们的日程。 王利芬：这是一个类似一周的报道计划？ Dan：是的，我们通常做出两周的计划。每天早上我们会决定今天做什么，然后我们 做出我们当天的日程表，我们会一直问这是今天一定要做的吗？所有的计划依赖于 当天的新闻是什么，一旦决定后，我们就会跟踪一天的日程落实的情况。每个星期 三的晚上像我这样的制片人会写出下周建议，星期四的早上，高级制片人和吉姆会 坐下来一起讨论，吉姆会逐一读我们的建议，他会说这个太好了、那个并不太好， 吉姆的思维很开放。 王利芬：你们的总制片人下面有一个副总制片人，这两个人的分工如何？ Dan：我们的高级制片人要向她报告，她负责制作当天的节目，所有的高级制片人都 必须将节目执行的进程报告给她，这样她会掌握当天节目的真正状况，而总制片人 会考虑明天或更长时间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的高级制片人外出我暂时顶替他的 位置后，总制片人会发给我信息，说下周的故事你准备做些什么？做得如何？你打 电话给这个人没有？你想到这个问题没有？她负责让我和所有的高级制片人将所做 出的计划执行下去。当节目播出时，我们就得准备好所有的东西。她还会做另外一 件事情，因为她非常擅长编辑，所以记者们做的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的一些小片 子她都会看，稿子她也会看。 王利芬：您自己觉得你们的栏目有什么特殊性呢？ Dan：我们的节目没有那些眼花缭乱的图表，也没有耸人听闻的渲染，非CNN，这就 是我们的特点。 王利芬：还有一点慢。 Dan：是的，还有一点慢。 ------ 《新闻时间》栏目的日常运作 派格·罗宾逊（Peggy Robinson）是《新闻时间》负责政治的高级制片人，与她的 约会时间持续好几周才确定，因为她的工作时间表太满，我几乎挤不进去。因为这 样的采访一般在办公室进行，而在她们的工作时间里，要挤出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实属不易。她的职务与迈克一样，只是迈克负责外交，她负责国内政治。而这两个 领域是这个栏目最有核心竞争力的地方。 王利芬：非常感谢您能给我这个机会让我 来了解您的工作，我听丹说过您的工作非常忙，因为这个领域的新闻几乎每天都有。 您能给我介绍一下您的基本工作职责吗？ Peggy：我是政治方面的高级制片人，但同时负责教育、法律、城市事务方面的报道。 但这中间最重要的莫过于政治，这也是我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每四年一次的 总统大选。 我下面有两个记者和一个不出镜的记者，他们也是制片人。我每天与他们见面，然 后开会商量今天能做什么，有些什么小片子要做，有些什么嘉宾要请。 王利芬：一般来说，你们决定今天要做什么的会开多长？ Peggy：20分钟。星期四早上的一周策划会是一个小时。 王利芬：到晚上要播出前谁把所有的东西串到一起？ Peggy：是我，我要写稿子，将所有的东西放到一起，制片人会去编片子，我们整个 栏目还有七八个助理制片人可以随时帮忙，他们并不是固定是谁的助理制片人，全 部栏目都可以用的。 王利芬：您每天几点来上班？ Peggy：我每天9点来，晚上7点走，一天工作10个小时，上帝保佑我们的栏目一周只 有5天，周六周日可以休息。我在这里与吉姆工作了26年，从1978年工作到现在，他 的要求很高，对新闻极其敏锐。 王利芬：在您的这个领域，选题难吗？ Peggy：不难，有许多选题是明摆在那里的，你自然会去选，难的是不要做得太多，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政治感兴趣，还有许多事情对他们来说同样的重要，所以我 们需要做一些平衡，不能总是做政治，选材要广泛一些。这个栏目不是政治新闻一 小时，而是新闻一小时。2004年的10月、11月我们做了很多政治方面的选题，因为 是总统大选，观众并不是每个晚上都需要政治的。 王利芬：你们有没有成文的新闻选题标准？ Peggy：没有，新闻判断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我们会做那些重要的、有趣的。对于 政治新闻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平衡各种观点，尽量从多个角度去表现，而不是局限 于一个角度。 王利芬：您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要去找到合适的嘉宾，因为演播室占了绝大部分， 找各种嘉宾的联系方式难吗？ Peggy：很容易。比如说国会有一个每个季度更新的大册子，上面很清楚地有每一位 参议员或国会议员的联系方式、他们的助手的职责和联系电话。高级法院、白宫和 政府内阁也是一样的，信息非常透明。这都是正式出版物。 王利芬：您负责国内政治新闻，这样的话采访一些政治人物的联系工作是一件很困 难的事情吗？ Peggy：并不是很难，关键是要坚持。我们会与他们的新闻助手联系，他们决定是否 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许你要求很多次但仍然没有什么结果。 王利芬：在大选前，我 看见福克斯新闻采访了布什，你们联系过吗？ Peggy：我们也联系过，但决定在布 什那边，你不能影响他们的决定，你可以告诉他们你为什么需要这个采访，比如说 我们需要一个观点的平衡等等。他们如果要来就来了，但是他们不来我们也没有办 法。 王利芬：几大电视网都有专门的白宫报道记者，你们有常年在那里的记者吗？ Peggy：我们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有时候我们会有人去。比如说早上的新闻会议，他 去了后会打电话给我，说什么是重要的，今天有什么发生。 王利芬：我看到福克斯新闻采访到布什那一次是主持人陪他一起旅行的结果，你们 没有那么做吗？ Peggy：是的，我基本上就待在这里。陪总统一起旅行的费用太高了，尤其在竞选期 间，在总统身边的话，头等舱太贵，从华盛顿到芝加哥需要1 500美元，再从芝加哥 到休斯敦需要另外一个头等舱的费用。这些旅行费用是很贵的。其实从这里到芝加 哥一个来回的话只有239美元，即使是头等舱的话也只有1 000美元，但如果跟著总 统旅行的话，就会贵很多。通常一个旅行下来在旅费上就花去1万美元，也许还不可 能得到采访总统的机会。我们的经费很有限，不可能这样做。 王利芬：在与你们合作的过程中，如果合作出了问题的话，通常是如何解决的？ Peggy：通常是我们的总制片人会把相关方面的人叫到一起，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为 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又是什么？我们能找到解决方案吗？但是在这里 工作的人极少出现合作上的问题，如果出现，很可能他就不想在这里干下去了。这 里的每一个人都尽职尽责地干著自己的工作，工作的职责很清楚，每个人心里都很 清楚下午6点钟，我们的节目要直播，这就是说，这个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 底线，节目对这里的每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这样我们会一起在6点前将事情 做完。当然也有一些人的行为方式不会太好，性格也不太好，自我意识很强，每个 组织中都会有这样的人，但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在这里总是待不长，他们只好走人， 因为他们在工作上得不到提升，他们那样做的结果肯定对他们不好，唯一的方法就 是走人。 王利芬：您怎么看待主持人和他的工作团队的关系？ Peggy：比如说我们有采访外交方面的主持人，她在镜头前一坐，人们看到的只是她， 但是在她后面有我们的高级制片人的智慧，有人将新闻素材编到一起，很多人都在 他们的职位上从事著很重要的工作，一个主持人不能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她做的， 这是一个外交方面的团队。 王利芬：观众只知道她。 Peggy：是的，观众不知道别人，但是观众并不参加我们的早间会议。每天早上我们 会对前一天播出的节目有一个反馈，他们会说哪些好，哪些不好，为什么不好，当 然也有针对主持人的评价，我们会很直率地说主持人问了哪些不怎么样的问题，或 者说如果这样问就会更好一些等等。我们的总制片人和吉姆也会说出他们的想法， 他们会说哪些已经做到了，哪些还没有。早间的会议所有的高级制片人和分支机构 的头头们以及协作部门的头头们都会参加，即使来不了的也会用电话会议的方式让 每一个人知道。 王利芬：是谁评价您的工作？ Peggy：我们的副总制片人。我会评价我的制片人们，然后分送给总制片人和吉姆。 如果我的工作表现上有问题，副总制片人会跟我谈。但是每年我们的总制片人会与 我吃个工作午餐，主要谈我一年的工作表现。 王利芬：您觉得这样的评价工作有用吗？ Peggy：非常好，他们会问这一年取得了哪些成绩、下一年的目标会是什么、我能不 能完成、有什么困惑、我是否得到了足够的资源、足够的人支持我的工作等等这类 问题。 王利芬：主持人吉姆会与你们吃午餐吗？ Peggy：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时间，但是他会看我们的工作评价，他需要给出他的意见， 他要同意，但他没有时间与我们交谈。每年的圣诞节，他会邀请每一个员工到他们 家里做客，还可以带家人。 ------ 第三节 关于CNN CNN是时代华纳公司的一部分，这个名字在我们耳边之所以如此熟悉是因为我们常常 听说谁谁要做中国的时代华纳、哪个哪个集团也许会成为未来的时代华纳、中国的 媒体在什么方面要赶上时代华纳。我想通过时代华纳下面的这个CNN作为一个感性入 口，真正了解到我所说的那个时代华纳与我们有多远的距离。 由于时代华纳是一个上市公司，我在网上下载了所有关于这个公司比较重要的文件， 一直读到飞机降落在亚特兰大机场。我能看到的是时代华纳公司董事会职责、董事 会的会议和人员构成、公司治理结构和政策、公司商业准则、公司高级经理人和财 务人员的道德规范、非公司雇员的指导原则等。时代华纳的母公司下面有我们熟悉 的美国在线，在中国很多家庭中可以看到的HBO、时代华纳有线电视、在线影院、特 纳广播公司、时代公司。2005年7月12日，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时代华纳在纽约证 交所的总市值是766亿美元，2004年时代华纳的全年收入是420亿美元。对于这些大 数字我们有时似乎没有太多的概念，只有对比才知道。 2004年占全国电视市场1/3的 中央电视台的全年收入是112亿人民币，折合美元为亿美元。其实这种对比没有实际 意义，但它却能给我们一个对于那个大数字的一点概念，或者给了我们理解它的一 个很好的抓手，更给了我们对未来目标的一个基本定位。通过数字我们大概知道我 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也可以想见我们每每听到的目标到底有多么宏大。 --- 见到CNN的创始人特纳 2005年1月底，当全球政界、商界、学界、艺术界以及社会活动家们云集于瑞士达沃 斯小镇时，掩映在雪山下的小镇中的空气流速在加大，密度在加强。一种酝酿下一 年或者是未来几年历史趋势的一个个事件就在这样的空气中孕育著，那种跨越领域、 文化、地域的信息或轻松，或正式地传导和碰撞，让人长时间处在一种创造性的失 重和隐隐的激动之中。与会10多年的朋友告诉我说，其实达沃斯的白天虽然充满著 观点与论断，但达沃斯的晚上才更体现它的精髓。就在那里，在特纳举办的一个私 人宴会上，我近距离地看到了这位CNN的创始人，也有幸能观察他，并与他有点滴的 交流。 那个招待会并不大，不到50人，但许多美国电视界的重要人物都在场，美国 前副总统戈尔主持了那场活动，他称特纳为美国的英雄，那时我仔细注意特纳的神 情，他对此并没有太多的回应，只是与他的新女友静坐著，红红的脸上带著几分不 在乎，似乎“美国英雄”这个词早已不再让他有过多的表情。 整个招待会上他除了与一些人有少许的交流，几乎没有讲话。当我们合影时，我再 一次领教了这位南方大嘴的特征。当时我的相机照完后显示的是黑白图像而不是彩 色，他马上兴高采烈地说，你看这是中国生产的吧，我说你还真猜错了，这不是中 国生产的，看来你对中国生产的东西有成见，其实中国生产的许多东西质量很好。 他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他说他去过中国好多次，还有中国香港。他很高兴地等我调 整好相机后，再一次和他及女友合影。 这个已经67岁的南方美国人用他天才式的壮 举改变了世界：他把24小时的新闻带给了全球。在仅仅25年的时间里就建立了一个 新闻帝国。早上我在北京的家中跑步时已习惯看他的CNN，当时作为《经济信息联播》、 《经济半小时》、《全球资讯榜》、《第一时间》的总制片人，经常需要开下午两 点的选题会以及值班担任审片人，早上的这些信息常常是作为我工作的必需和对当 天信息把握的一部分，CNN已和我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 特纳离开这个招待会时是那种起身就走的样子，似乎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我行我 素。走出门时从背影看他的步子很慢，毕竟他已经67岁了，这个趋缓的步子让我想 起了27年前他打给CNN第一任总裁的那个30秒的快速电话。他说：“Reese，你怎么 样啊？”“我很好，特纳，你呢？”“我正在想做一个24小时的有线新闻，你觉得 能行吗？”“我觉得行。”“你想做吗？”“想。”“那你来看我吧！”就在这个 30秒的电话后，美国电视行业的生态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全球新闻和信息的流动 也迅速加剧，新闻生态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Reese曾经这样形容特纳：“如果说特纳是一种颜色，那么他是红色的，一种太阳升 起时的红色。”这个红色的人有许多让人为之一振的豪语。 1979年北大西洋一次航海比赛中，一个可怕的风暴将23位参赛者葬身于大海，###赛 艇毁坏，他却成了这场赛事的胜利者。事后他说：“在恶劣的天气中航海正是这项 运动的精髓所在。”这就是特纳，一个喜欢有阻力、有对手、做任何事都要做一流 的人。 2005年3月底，通过无数次的电邮联系，我终于可以在亚特兰大，CNN的大本营待上 一个星期，走入它的后台操作间看特纳的这个杰作了。 2005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从达沃斯回华盛顿后通过一个半月的多方努力、无数的 邮件交流和协商，我终于登上去亚特兰大的班机。这个行程之所以难，在于我想较 为全面地了解CNN的运作，并需要在那里待上整整一个星期，这样的日程要求对于接 受方来说的确不是那么容易。 ---- 我们面临的管理难题 作为一个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达10年之久的电视人、涉足深度报道的记者、主持人、 谈话节目的制片人和主持人、新闻节目的制片人、审片人、一个有著 300名员工的 部门的管理者，我不仅对于编辑间、演播室、摄影机等等与电视这个独特的媒体相 连的设备有著一种说 不出的亲近感，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懂得一些这个庞大的媒体组 织的运转和支持系统。 记得1994年初我在当时的《观察与思考》实习时，在中央电 视台14层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当时实际已开播 14年之久的CNN。当时根本 就听不懂，但能感觉它表达手段的多样性和可视性、新闻的时效性以及主持人不可 替代性的作用。而且很明显与我熟悉的电视节目很不一样。作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外 行，指著电视机我问当时《观察与思考》的制片人张步兵：“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这 样，是技术还是人的问题？”他说是人的问题。没想到11年后，当我在中国最大的 电视台有过10年的电视经验后，仍然需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知道操持CNN的 是什么人？进而认识我们又是什么人？ 在我要求的被访问者中，我甚至希望找负责 人力资源的人去谈，也就是我们的人事部门，当然还有网站等看似与电视制作主体 部门没有太多关系的人去谈。因为我的确想看看这个组织的内部有机联系。当然， 我谈得最多的还是主持人、制片人、编辑、责任编辑室、部门主任、频道负责人等 等这样一些构成节目生产的基本元素。在交谈中常常由于是同行总能交上一些好朋 友，这样他们又会再介绍一些人与我相识，让我的日程能最大化地利用，尽可能地 多了解这个组织的运转。 临走时我的日程仍然不是很满，但我想在我采访的过程中会寻找到各种机会。结果 是，没等到第三天，我的日程就已超负荷了，常常是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 中间只有10分钟或者5分钟。一天下来由于日程太挤，人始终处在职业状态，筋疲力 尽，由于白天说话太多，晚上几乎不再想多说一句话。最要命的是，每一个了解都 是基于我过去的电视从业经验，无论承认与否，那种有形的、无形的对比总在脑际 的深处残留，其实我无数次地告诉自己许多事情并没有可比性，这种无边际的比较 也毫无意义，但每一次的加深了解带来的并不全是某种认知或某种知识获得的快感， 其间的感受要复杂得多，也要沉重得多，难过得多。因为CNN的确在资源的开发和整 合上做得太好了，在组织结构上太有效率了，在技术保证上太先进了。中央电视台 二频道的经济新闻直播线的搭建我从最开始5个人做起，我对各个职位和生产流程应 该说比较熟悉，越熟悉越感到我们的生产率无法与之相比。对于新闻传送和编辑播 出已完全数字化的CNN来说，其生产制作的成本要比我们低许多。 ---- CNN的组织结构 我所前往的CNN是一个在时代华纳母公司下面的分公司-特纳广播公司中的一部分， 特纳广播公司中还有其他动画和娱乐服务。 CNN 虽然只是特纳广播系统中的一个部门，但这个部门却是一个多种媒介结合于一 体的复杂系统。它向14个有线和卫星频道、6个互联网站、两个私立网络、两个电台、 一个手机无线网络以及CNN新闻资源提供服务。覆盖全球15亿观众，达212个国家和 地区。CNN的员工只有4 000名，在全球有37个记者站，全球有900家联网机构与CNN有 合作服务关系。 对于如此规模的一个组织结构，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弄得有些明白，我所采访的各 个职位的管理者为我画出了各个部门的组织结构图和责任图，以便让我能更直观地 了解他们所在的位置和承担的责任。 之所以难以理解CNN的组织结构是因为与我们的管理思路有著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 在于组织结构设计理念的不同。在中国，每一个组织结构下面的细分单位是以权力 的层级为切分的，比如说中国的行政区划，省、地、县、镇、村；中央电视台的台、 中心、部、栏目；中国产业领域的一个部级单位常常带有专业性质，虽然它的部、 处、科完全与一个省的行政级别相对应。各部委内部权力划分并不是以权力大小来 排序，而是先在职能区分后，再在这个职能中设置与外单位相对应的权力大小来排 列。比如说社会保障部会有一个司专门处理法律等方面的事务，在这个司下面再分 为某某处、某某科。除了这种条块中的条外，中国的某一单位更多带有块的性质， 这样，一个细分单位的第一把手拥有他所在辖区的工作上的任何事物的最后决定权， 等于说一个细分单位就是一个权力范围。每一个向下的细分都是以此为原理，不管 这个单元多大多小都会以这样的一个规律出现，这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守土有责” 这个词会出现在各级干部的语言中。因为只要出事，找一把手就行。当然这个一把 手的更上一层的领导不仅对于他有著最至关重要的作用，升迁以及成绩评定等，更 重要的是，他所在辖区内的最后决定都必须服从他的上级，这种绝对的垂直领导使 得一个组织结构中从上至下的指令传达非常有效，而且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调集 优势资源以满足短时间特殊任务的需要。但是，这样的组织结构让各个细分工作单 位的横向合作变得异常艰难。横向合作的困难直接导致的是资源的相互利用和整合 的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垂直型组织结构是资源浪费型的组织结构，它适合于短 时间运作及战时状态，而适合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竞争。20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在 发展初期大规模利用了垂直型的组织结构对于一个企业迅速扩张的优势，但自20世 纪70年代以来，由于竞争的加剧，扁平式结构和网状结构的组织结构迅速代替原先 的垂直型组织结构。 我们关于组织结构的概念深受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社会结构 的影响，长期以来这种氛围一直在制约著我们在组织管理上的突破。 正因为我们所 熟悉的是这样一个文化背景的组织结构，所以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会了解外国公司 尤其是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我们常常会碰到的问题是，这个跨国公司在中国怎么 有好几个负责人呢？因为我们习惯于一个人管一个摊子。而外国公司常常在同一级 别的层次上会有几个人出现，只是所管辖的范围不同，比如以前微软公司有在中国 负责市场营销的、有中国本部运作的、有负责研发的，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这三 个人都在同一个所谓的级别上，但都在中国代表著微软，而且经常在一件事情上这 三个人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做成。这是我们最不习惯也不理解的地方。这个不理解就 是他们的组织结构不是从上向下设计，而是相反，是从这个公司出产的产品端的需 要进行设计的，按照这个产品的所需部件的功能来设计职务。 CNN正是这样一个组 织机构。在CNN的一把手下面，有很多的副总裁，相当于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 但不是按一个副总裁管几个频道这样一个以权力范围划分设计的。我们看到仅次于 一把手的人是负责新闻采集的副总裁，接下来依次是负责制作的副总裁、负责国际 的副总裁、负责整个集团法律事务的副总裁、负责国际频道的高级副总裁、负责新 闻服务的副总裁、负责国内版的副总裁、负责运行操作的副总裁。这8位副总裁并不 是一个人把守一摊，而是CNN产品链中的一个个必要的环节。举一个例子，第一位副 总裁负责新闻，因为一个新闻集团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新闻采集，为整个CNN提供新闻 来源，在新闻采集部门的员工是为整个CNN各种产品提供原料，可以说这个部门是整 个CNN的生命线和源头。 在达沃斯，我与刚刚离任的伊森·乔丹（Eason Jordan） 曾有过15分钟的交谈，他当时就是负责新闻采集的副总裁。有意思的是，在他的名 片的背面有阿拉伯文。就CNN与福克斯白热化的竞争的问题我向他请教了几个问题， 他说 CNN的影响是一个全方位的，而不是一两个频道。交谈完后我们从饭店一同走 到达沃斯主会场，因为接下来他与BBC的总裁、阿富汗的外交部部长以及美国的一个 参议员会一同参加一个关于媒体的论坛。就是在这个会场上，我目睹了一个极其戏 剧性的场面。在讲到应当为现在记者的现状担忧时，他说CNN有多少记者在伊拉克被 美国军队打死。听他所言当时我真的有些吃惊，他的意思是美国的CNN记者被美军打 死。当天晚上在克林顿总统做中东问题的回顾时，他来晚了，与他同行的是曾风靡 一时著名的电影演员、《本能》的主演莎朗·斯通。他们俩的同时出现引起许多人 的注目，恰好坐在我的前排的两位给他们俩让了坐。等我回到华盛顿后，他由于那 天在论坛上的那番关于CNN记者死于美军枪口下的话而离职。据CNN内部人说，这是 他要离职的一个借口，但无论如何，我亲耳听到的一段话成了他离职的导火索。 第 二节 资源共享的关键 ---- CNN的总任务台 CNN之所以能将新闻资源多次使用，除了它的组织结构的网状化外，还有一个不可或 缺的手段要充分地介结，那就是在CNN的总部有一个国际国内总任务台，这相当于一 个司令部，但在总司令部运转的是一个职能部门而不是CNN集团最高负责人。为此， 我专门在CNN的任务台（Asslgnment Desk）国内和国际待了一整天。 任务台可以说是CNN的中心枢纽，它连接的一端是新闻采集，另一端是各栏目，或者 是各种需求。那里是所有信息的交汇地、枢纽地带，工作人员24小时三班倒。 来此 之前，中央电视台最令人头痛的事情之一是，在一个采访现场会有来自不同频道和 部门的好几个报道小组出现，有时一个新闻热点人物要无休止地对著一个中央电视 台的不同栏目重复好几次。对于这一点，我自己面对的抱怨和尴尬不知有多少次。 这个问题的负面影响几乎是常识，无须在此花费笔墨。我所关注的是，CNN怎么避免 这个现象。其实这是一个组织结构的问题，在 CNN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中，这个任务 台相当于一个指挥部，所有从外面进来的新闻资源都会通过这个平台。那里的值班 人员会一目了然地清楚采集方和需求方状况。更重要的是，所有需求方都必须通过 这个中枢神经传达下去，这个地方有权将需求合并，也有权拒绝某些与CNN公司利益 不相符的需求。来之前我们资讯工作室的四档栏目运作过程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 制片人不满意公共平台的记者、编辑们提供的东西，而记者、编辑们则认为制片人 常常让他多采访而最后播出很短，这种抱怨和矛盾几乎天天都有，我不知花了多少 精力来做种种协调工作，但都收效甚微。其实，我们缺少的是一个与生产相配套的 组织结构和一个有效的管理工具。在 CNN，每一个细小的单位都有预算，用多少新 闻素材都必须花钱。这个预算与我们正在执行的预算不太相同，这是来真格的，钱 花没了就得走人，是不可以商量的。 CNN所有的事情都是在预算的基础上进行的，做好每一个部门的预算是这个部门的管 理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另外，在我管理4个栏目期间，每一个栏目都认为自己的需 要是最重要的，都需要最好的记者、最好的编辑和配置，作为管理者如有偏心于哪 一个栏目的话，很快就会导致管理上的偏差，即便是重点要保障的栏目也不能太明 确地说出这个问题，否则会伤其自尊心，最后就只好平均用力。在CNN，这个几乎不 是问题，因为赚钱多的栏目一定会占用最好的记者和最好的新闻资源，其他的栏目 可以重播，可以想别的办法，如果一个收视平平的栏目想用第一流的记者，这个要 求在任务台就会被挡回去。再者，这种收视平平的栏目也没办法多占用好的新闻资 源，因为这些栏目的预算根本不够支出那样的开支。 无缝隙链接需要工具。在CNN， 这种工具的使用成为支撑那样一个扁平状网络结构的必要手段。CNN的主演播室（国 内版的演播室）后面在工作的有4个方面的员工。一部分是国内国际任务台。一部分 是CNN通讯社的工作人员，这个通讯社是为了保证CNN有独家新闻，作为这样大的一 个新闻机构，它不想在引用消息来源时频频提到美联社、路透社这样的字样，这样 做会削减它自身的权威，所以改写从美联、路透来的新闻稿以及根据自己的线人提 供的新闻稿就成了这些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很不简单，我有一 个好朋友就在此工作，他曾获过艾美奖-这是美国电视界的最高奖项之一，他的新闻 判断很好，对时事的评价具有极高的鉴别力，英语写作的快速程度令人吃惊，在我 备受英语写作的折磨时曾打电话谈起英语写作的几个境界，我问他处于哪一个境界 上，他说他的程度要比《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差，他说专栏作家是世界上绝顶聪 明的人，也是他最最□慕的人。还有一部分就是国内版的各个栏目，其实几个黄金 段的栏目大本营都在纽约。最后一部分是从全世界各地进来的新闻源，有10条通道 同时在接受新闻素材并同时在进行数字化的处理。 CNN 的主演播室是它最壮观的地方，因为在这里你觉得世界是一个整体，因为计算 机技术、通讯手段和宽带这三种东西的结合已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CNN的员工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这个紧密的意思是让你根本感觉不到国内外的区别，好像所有的事件 都在触手可及之间，而地球也恰恰作为了他们活动的舞台。哪里有新事件，它们的 聚光灯就照到哪里。这种连接在任务台的员工办公桌前就清晰可见，在任务台的一 张桌子上，有6种手段将CNN紧紧连在一起。一是电话，这个电话，为了节省时间， 按下一个键就会打到莫斯科等记者站；二是内部网络，CNN的内部邮件系统；三是即 时网上通讯，它比邮件要更方便快捷；四是卫星网络；五是总部紧急传播系统；六 是全球紧急传播系统。只要启用第六个系统，全球的CNN各个部门工作的员工，除了 流动人员，都能获得这个信息。 除了在任务台看到的这六种通讯手段外，还需要一个东西，那就是计算机。在CNN， 基本上任何事情在一台计算机上都能完成，这些计算机必须持有CNN证件的人才能进 入，这个证件中除了进门、停车，就是打开计算机。因为是这种管理，绝无可能出 现我们头疼的临时员工进中央电视台工作时，费时费事的接送问题。因为如果没有 这个证件，在CNN几乎做不成任何事情，既进不了门，也打不开电脑。如果在CNN打 不开电脑你就什么也别干。这个电脑绝不仅仅是写稿，由于CNN已经基本做到了数字 化，电脑上就可以进行非线编辑，编辑后的片子加上一些特定的数字代号，经过高 级编辑们处理后，就可直接连通到播控室。也就是说，一条新闻的片子从前方传送 到CNN总部后，几乎所有的工作在电脑中就可以完成。当然如果涉及一些过老的资料 片，仍然需要编辑间，但是这里的图像图书馆的人员非常职业，如果一条新闻反复 被使用，他们会自动将这些使用率比较高的片子让你更快捷地借到，同时将其数字 化处理。 在CNN集团中，其生产流程是按照新闻采集、制作等一系列功能来划分的，这样的划 分为CNN多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接口和资源共享的通道。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组织框架 下，在集团下面的子系统越多，公司运营成本就越小，利润则越大。反之，在一个 资源不能共享的组织结构中，其频道扩张越多，成本会越高，内部消耗越大。 在整个集团中，集团承担著一个媒体运转所需的各项功能，这些功能支撑著各个不 同的内容，以满足不同的需要。内容可以不停地膨胀，而功能部分的性质基本保持 不变。集团到底有哪些功能性的部分呢？说到底它有著一条新闻所需组成的所有部 件，如采访、请嘉宾、编辑、资料、演播室，这些部分都是集团中重要组成部分， 像请嘉宾这样的部门在国内都是散布在每一个栏目中，每个记者或者编辑手中都有 几个专家或者几个热门人物的联络方式。而在CNN，这个工作就是一个部门在做，先 是各内容制作部门提出条件，然后由这个嘉宾联络部向各个栏目输送。也就是说， CNN将一条新闻需要的工序切片成了各种不同职能，然后用一个组织结构将这些职能 再拼在一起。这是典型的大生产流程，切片式的生产管理。在这种管理下，如果没 有各部分的有机衔接，要应付每天不停的直播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如果大生产 流程不采用这种切片式的管理，势必会导致资源的难以共享，整个管理方式将会是 那种团块状的小农式生产方式。 垂直式的组织结构最容易导致小农式的以利益为核心的小而全的生产单位，而水平 式、功能式的结构方式则会导致一种合作机制，当然这个前提是前端的生产量是大 规模的，否则水平式的网络结构就没有意义了。 在 CNN，我采访了几个集团职能部门，透过对他们的采访，我们可以看见中西管理 的组织方式和思维的不同。 透过几个部门看CNN集团的运作 如何准备突发新闻之外的重大新闻报道？ -采访CNN的高级副总裁简·麦克斯韦尔 报道突发事件是CNN的拿手好戏，但这并不是说等著突发事件的到来，有一些突发事 件是可预测的、可以准备的。在CNN集团，专门有一位负责重大新闻的高级副总裁简 ·麦克斯韦尔（Jane Maxwell）和一个团队做这项工作。 王利芬：为什么CNN每天都在播出突发事件的同时，还需要做您这样的一个部门来策 划重大事件的报道？ Jane：我所做的是那些可以预测的大事，尤其是那些比较复杂的一类重大报道，这 些报道都会是直播，而我们所策划的是整个事件，但我们不会去直接操作，我们只 是做出决定：这个报道该怎么做？需要多少人来做这件事？有多少记者要报道这件 事？什么样的主持人？多少主持人应该来做这件事？ 王利芬：您会决定您所说的这一切吗？ Jane：不会，我们是通力合作，有许多栏目和管理团队来做这件事情，我只是提建 议。遇到一个这样的大事情，会有一些栏目主动要求去报道这个事件，我们会协调， 所以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不太一样，有时会很慢，有时会显得不那么令人激动。至 于我们所做的策划会是关于像民主党和共和党党代会、大选的晚上的活动、总统的 海外之行等。 王利芬：有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是您没办法策划的。 Jane：那样的情况经常发生，这就叫突发事件，一般情况我们处理突发事件是不错 的。 王利芬：您的计划是向谁报告？一旦你们的计划得到了同意，接下来的步骤是怎样 的呢？ Jane：一旦定下来，所有的CNN下属的相关媒体如CNN国际、CNN新闻提要频道、 CNN西 语频道、CNN电台、CNN网站全部将为此做准备，当然最重要的将是执行这个大事的 记者、主持人等。 王利芬：你们这个策划班子有多少人？ Jane：我们有7个人，7个制片人，都是策划重大事件的。 王利芬：策划案完成后，你们负责落实吗？ Jane：我们会的，根据整个事件报道的需要，我们要做出人员安排计划来，涉及哪 个部门，我们就会向哪个部门要人。 王利芬：整个策划中最后的决策人是整个CNN国内版的总裁对吗？ Jane：是的。因为CNN国内版目前是CNN的重点，这个重点是因为它的收视率最高， 盈利也最多。 王利芬：你们会负责这些重大事件的预算是吗？ Jane：是的，我们会提前一年的时间来做下一年的预算，在这个预算的基础上我们 再做计划。 王利芬：有很多事情难以做出预算，是吗？ Jane：是的，再加上公司每年运作的方向上的调整，对一个事件判断不同会影响报 道的规模，这样当然会影响到预算。比如说党代会，这是一个政治事件，报道这样 的事件会花费很大，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在这样的重大事件中去竞争，虽然并没有 多少实际内容在这个会议上，但我们仍然会投入很多，直到有一天有人说，行了， 我们报道得足够多了。像这样的可预期的报道的策划会持续一年多，我们会提前做 很多的工作，如开会、旅行，因为在同一个党代会上，会有五六家的全国性的电视 网来报道它。 王利芬：您会监督这些大型报道的质量吗？ Jane：某种程度上是的，不过很难去跟踪那样的一个大型报道。西语频道我不会管， 我听不懂。对于其他频道来说，每一个频道都会有自己负责节目质量的人。针对这 些重大报道我们会尽可能地回答一切与编辑方针有关的任何问题、制作和后勤保障 的任何问题。我们卷入最多的是CNN的国内版，我们常常会在播控室，但也会根据每 一个新闻事件的情况来调整。 王利芬：有没有最近正在准备的选题，并以此举例是如何准备的？ Jane：我们刚做完的是布什总统的就职典礼，我们正在准备总统今年（2005年）的 一些海外之行，5月总统会去俄罗斯，还有俄克拉何马市的大爆炸十周年，这些都是 在我们策划之内的事件。 王利芬：您需要每天向CNN国内版的总裁报告吗？ Jane： 不会。他的时间绝大部分花在几档黄金节目上，在这几档节目里，我们并没有太多 的事情要做，但随著我们所策划的节目离播出越来越近，我会把我们的策划的报告 给他，他会过目，然后决定。有时，我们的策划只在CNN的国际版做，比如说，每年 我们会做诺贝尔获奖的报道，但这个报道现在CNN国内版不播了，只是国际版会播， 当然这个预算算在国际版那里。 王利芬：你们只有7个人，这忙得过来吗？ Jane：是很忙，但我们不能长期用别的部门的人，人家也有正式的工作，只能真正 忙不过来的情况下请人过来帮忙，但这是短时间的。我们的工作概括地讲就是先在 那里搭建新闻演播室，连上电话线，人们能随时交流，然后连上数据线，记者到哪 儿，摄像机到哪儿，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做过。如果是总统的海外行，那 么总统走到哪里，新闻演播室就搭在哪里，当然要看故事而定。 王利芬：像总统之行，你们会先派人去吗？ Jane：是的，我们会这样做。有两路人，一路是跟随总统，一路是先派的。这样做 有几个原因，一方面怕有什么新闻事件发生，那就是突发事件，万一出现了这样的 事件我们不能错过；另一方面是我们总希望在我们报道的故事中有我们自己的角度， 我们不能只是跟随著白宫的角度，我们驻白宫的记者是关于美国国内政策的专家， 当然他们也知道国际的事情，但像 APEC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是需要专门的记者，但美 国的观众并不想知道什么是APEC，他们需要知道那个女植物人的故事在今天的新进 展，所以每一件事情在报道之前需要一个权衡。 为什么主持人不走穴？ -采访CNN集团的公共关系部主管麦格·马奥尼（Megan Mahoney) 王利芬：我听说每一位 CNN的员工要接受媒体的访问都必须经过你们这个部门？  Megan：是这样的。不仅是CNN，而且是整个特纳广播系统。一个制片人或者是一个 记者不可以在电话中接受采访，告诉一家媒体这个故事是如何做的，在CNN，必须经 过我们这个公共部门。 王利芬：如果是关于一个主持人的个人故事也需要经过你们吗？ Megan：即使是关于主持人个人的故事，也需要这样，因为人家采访你是因为你在CNN工 作，很有可能人家采访是因为你的骑自行车的爱好，或者是关于你烹饪的爱好，但 人家一定会提起你在哪里工作、做什么。 王利芬：如果整个采访中根本就不会提起就职的公司，而只是谈时尚之类的话题的 话，也要经过你们这个部门吗？ Megan：人家怎么提起你呢，怎么给你介绍呢？在CNN这里，只要是采访我们的主持 人或记者都会在文章中说明他是做什么的、在哪家公司。 王利芬：一般情况下你们是允许呢，还是拒绝媒体的要求呢？ Megan：看情况，有的是因为他们要求采访的人时间并不合适，有的是由于地点不合 适，当然，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要看这个采访是否有利于CNN的整体利益。 王利芬：一般情况下，媒体经常直接找到本人要求采访，这些被要求的人一定要向 您这里备案吗？ Megan：比如说有一家媒体要采访一位主持人，这位主持人一定会告诉他的监制，这 位监制当然会告诉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同意的。 王利芬：比如你们的竞争对手福克斯新闻要采访你们的一位主持人，这种情况你们 会同意他接受采访吗？ Megan：我们恐怕不会，当然要看情况，如果我们的某位主持人采访了本·拉登，我 们也许会因为竞争的关系而不会同意，但这件事情我会与CNN的高级主管商量。当然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通常有一个新闻通稿，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可以用。 王利芬：在您这个部门，作为CNN的发言人除了您还有别人吗？ Megan：还有一个，一共我们两个。但在华盛顿我们还有一个，在纽约有几个，拉里 ·金专门有他自己的代言人。我们每天的工作很多，不仅是要与媒体接触，还有许 多事情是关于CNN的主持人、制片人、新闻记者等参加许多活动的一些安排。比如说， 有人会请我们报道医疗的记者去主持一个医学方面的论坛。总之，有很多这方面的 要求，当然我们还会为主持人创造一些机会，比如我们有一个著名的主持人现在到 了达拉斯，我们会给当地的媒体打电话，邀请他们前往采访。 王利芬：你们这个部门最首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Megan：把 CNN公正地、准确地介绍给公众。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公司内部的交流。 CNN很大，我们只是特纳广播系统的一部分，有时母公司或其他母公司下面的公司会 需要一些关于CNN的东西。不过从我们的母公司时代华纳来的要求不是很多。 王利芬：在您这个公共部门，有多少员工？ Megan：就美国本土而言，就有 25人左右。我们还有一些做公共关系的人在中国香 港等不同的地区。比如发生海啸之后有很多媒体会问我们，有多少记者参加了这次 报道等，还有许多每天要回答的问题。 复杂的编辑程序如何适应大生产化的要求？ -采访CNN集团的制作部主任唐纳德·科勒尔 在CNN，新闻采集完后，就会进入制作 部门，制作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仅次于新闻采集的副总裁，这个部门负责整个CNN各个 电视频道的节目制作，栏目会向这个部门提出要求，具体操作将由这里来完成。如 果按照我们的运作思路，将这么重要的一关交给这么一个部门行吗？所有的要求都 是那么具体，怎么操作？CNN之所以能操作的一个关键，在于将复杂的工种进行了分 解归类，这种分解极其有利于职业化。比如说新闻的图像编辑共有40种不同的类别， 所有的编辑在工作之前都会充分了解并接受培训。在制作部门的旁边，就有几个工 作台是专门为培训所设。这种统一化和标准化使供需双方都十分清楚，当栏目向这 个部门提出要求时，编辑很清楚按照什么方式去编。 这是典型的大工业流水作业，这种作业方式将不适合个性化的生产。当我提出这个 问题时，他们说在这个制作部门，专门有一批制片人是为了满足一些个性化的栏目 需要的制片人，他们所要从事的是相对固定栏目和节目服务，这种设置同时满足快 捷生产和个性化的两种需要。 在制作部门，有3个负责人向那位负责制作的集团的副总裁报告。这3个人的工作合 起来是一个整体的部门：一个人分管向各频道提供编辑的图像，一个人负责所有外 面进来的新闻原材料，还有一位负责制片人的工作，这些制片人就是那些满足个性 化需求的制片人。我所采访的是专门负责向所有的频道提供图像编辑的负责人唐纳 德·科勒尔（Donald Koehler）。唐纳德虽然只是负责他的那一块，但他带我看了 整个的制作部门，边走边向我介绍负责新闻原材料的那一部分工作。 管理全世界即时传送进来的新闻是CNN的要害，我在中央电视台负责经济新闻的几档 栏目期间，传送问题是一个让人十分担心且头痛的问题，一涉及一条新闻要从地方 台传送，我总是不敢将它置于播出串联单的前部分，因为会有无穷无尽的原因不能 准时，或是传送不清晰等等情况让人担心。所以当唐纳德带我来到CNN的这个生命线 时，我非常想弄清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的播出那么有序。 王利芬：如何理解这个Media Operation？您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份工作的？ Donald：它其实是一个部门的名字。我从1987年开始来到CNN，那时在华盛顿分局做 一个制作助理，后来成了制片人和编辑，我们这个公司比较喜欢从编辑的位置上提 拔制片人，我所理解的编辑不是仅仅会进行技术操作的人，比如说只会按几个按钮。 后来我来到亚特兰大，那是在 1995年。从1999年我就在这个位置上。在1999年以前， CNN国际、CNN国内和CNN新闻提要频道都有自己的制作部门。自从有了非线编辑后， 我们就能够共同享有信息，显然我们不需要在刚才所说的那几个频道设制作部门， 现在你在这里看到的是全部的制作部门。我主要的工作是分管编辑。 王利芬：这个部门有多少人？ Donald：有40个人在负责传送回来的新闻素材，有116个 编辑。 王利芬：您这个部门与各个分局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Donald：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并不是谁管理谁的关系，我会和他们的负责人一起工作， 我们的合作很密切，每天中午12点，我会与纽约和华盛顿的同事商量一天的工作流 程，我们所做的是提供全部频道的编辑产品。包括CNN的深度报道栏目（如《CNN Presents》） 的编辑。 王利芬：那些栏目向您提出要求吗？ Donald：是的，我会派编辑给他们。 王利芬：栏目会给你们具体的要求吗？ Donald：是的。每天有很多很多的要求，然后我们会在计算机上做一个安排，这个 安排就是我们的日程。 王利芬：在您这个部门有哪些职位呢？ Donald：我们有图像监制、图像编辑，前者告诉后者该做什么，也可以说是分配任 务。 王利芬：如果向所有的频道提供的话，那么需要24小时有编辑在，他们是倒班吗？ Donald：是的，每8个小时一倒，每周7天都有人。这些人会注意这些新闻素材被传 进来，然后与编辑们合作，将这些素材分类，便于很多编辑使用，比如我们会分成 基本镜头、记者的出镜、同期声，或者其他，然后放到一起供编辑们使用。编辑们 并不十分清楚到底有哪些东西真正进来了，CNN所有的东西都是经由此传回来。这里 分得很清楚，一部分人是专管接收这些素材，一部分将它们分类。 王利芬：为什么分得这么细呢？ Donald：因为这两个工种不能混在一起，管接收的人不能去做分类的事情，因为不 断地有新的素材进来，在这个岗位的人一般来说都是新来的，他们在这里工作多半 只有一年，而做分类工作的一般来说多达10年，更有经验一些。他们知道内容，他 们了解编辑上的事情，这些人非常容易与编辑合作。他们不仅会看粗编的素材，而 且会看稿子，然后他们再交给编辑。 王利芬：我们没有分得这么细，有很多东西都是一个人兼职干。 Donald：我们这里很难做到这样，仅昨天一天，我们就编辑了500项不同的内容。很 可能进来的项目是800个，其中有 300个我们可能不会编辑。 王利芬：有多少人负责这些素材进来？ Donald：每一班会有3个人，他们不停地录著。 王利芬：素材从这里进来，然后各个频道的相关部门会采用，一部分买菜，一部分 做菜。 Donald：各频道、各栏目、电台网站等都在做不同风味的菜。你看关于加州那个女 植物人的故事今天共进来57个条目，这就是菜，问题是看各个用片单位怎么做这些 菜。 王利芬：这应该说是一个大的生产链，那么各个单位会不会因为合作的问题有 一些抱怨呢？ Donald：我们每天会收到不同的抱怨，我肯定我们今天仍然会犯错误，每天处理那 么多条目，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但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些错误。比如 你得让犯了错误的人知道，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关键是你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信息， 并有效地与人交流，有时回传的素材的确迟了，需要它的人很着急，但是我们总是 告诉他们我们会想办法的，它会来的，不要急。 王利芬：所以现在的工作程序是一旦有素材要传进来，会先通知任务台，然后由任 务台告诉接受素材的人对吗？ Donald：是的。 王利芬：大家都在各就各位，那么您的日常工作是什么呢？ Donald：像今天，我一直在花时间看几份简历，因为我们要雇几个编辑，下两周我 会抽时间跟这些人做一个面试，今天早上我开了一个新闻编辑晨会。 王利芬：这个晨会的内容是什么？你们编辑什么取决于各栏目的要求，你们能够预 先计划的是什么呢？ Donald：我要去听一下我们的编辑有哪些要求和需求，今天上午10点，我要参加一 个会，这个会是关于用一种制作让所有的频道和员工能够用的图表的新方法。虽然 我并不负责图表，但它的运用决定我们工作的流程和进度，所以我需要花一些工夫 在上面。12点时，我会和华盛顿分局、纽约分局的人一起就黄金节目制作开一个会， 这个会开完后，我会在晚上交班时与图像监制交流，这个班是负责CNN的国内版的几 档黄金节目的，再之后，我会写出员工评议。 王利芬：是每年一度的评议吗？ Donald：是的，每年一次的，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与此同时我们会不断地被要求 派一个能给某栏目和项目工作4天的编辑，我就会去看我们的日程，看谁适合做这件 事，并订一个编辑间。当然我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走出这个办公室与我们的编辑和 监制们交流，看看他们今天过得怎么样，我反正是随时解决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 总共有116个编辑，如果我与每个人谈5分钟，那么就能花掉一整天的时间，所以我 会有效地安排好时间。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与我们的技术部门合作找到 一个好的技术架构，我们是用户，所以技术部门要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准备安装 一种新的编辑设备，尤其是服务器的存储功能加大，这样我们就能储存更多的信息。 现在我们储存设备能装780小时的节目容量。我们准备提高到1 200小时。我们有 14个 流动编辑，也就是非线编辑，专门在这套设备上编辑。 王利芬：您还要做预算是吗？ Donald：是的，在一年的基础上我需要做一个预算。有一种新的网络就要安装，这 是一种互动式的网络，我一周有两个会议要和这个互动网络打交道，比如说我们需 要什么样的编辑资源、需要什么样的技术资源去支持、如何影响其他部门的工作。 还有就是读电子邮件，再就是看交接班记录。昨天晚上CNN国际版就出了个问题，声 音效果不行，我会弄清楚是什么原因，总之围绕我们的业务做一切事情使其正常运 转。 王利芬：您喜欢做这些工作吗？ Donald：这些事情让我非常忙，总是感到工作比事情多。 王利芬：周末呢？ Donald：有一个图像监制负责，他会把事情处理好。我们有一个负责人管理周六和 周日的事务，我总是在周六晚上跟她谈她的工作，每一个周五的晚上我会问她情况 怎么样了、你是否需要什么帮助，如果有问题她会对我讲，我们也会提前解决掉。 我们这里是24小时不停地工作。 王利芬：看起来您非常喜欢做这个管理工作？ Donald：是的，我为我做的事情非常骄傲。我所做的非常重要，要是这里停下来了， 所有的频道就无法转了。我们是屏幕后面服务的，我们不会得到什么光环，但我们 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每天我们都传输大量的信息，有了这些信息才会有新闻，我 们每天的工作都在保证CNN的品质。 一份菜何以多吃？ -采访CNN的提要新闻频道（CNN Headline News） CNN的提要新闻是一个24小时播出的新闻频道，白天时间段里每15分钟播出一次新闻。 这里一共只有200多人，编辑系统的人是75名，还有写手、责任编辑、监制等，还有 125名是一些工程师和操作人员，多半为演播室操作人员。这里没有记者，所有CNN的 国内、国际记者都可以为它所用。通过任务台调动即可，如果需要国际记者，要通 过国际任务台；如果需要国内记者，则通过国内任务台即可。为了了解这个新闻频 道的整体运作情况，我采访了杰瑞·米赫克(Jerry Mihoch），他是这个频道副主席 下面的3个负责人之一，是整个频道的制作方面的负责人，还有两位一位负责内容， 一位负责编辑事务。这个组织构架与CNN国际频道相似。 王利芬：通常情况下你们的要求能得到满足吗？ Jerry：一般来说是可以满足的。总的来讲我们不会要求什么样的记者、什么人来为 我们报道，而是由任务台的人根据其他频道的需求情况而定，而且报道什么也是由 他们说了算。有时不能满足时，他们也会说不行。 王利芬：他们根据什么说不呢？ Jerry：在CNN对于资源是有竞争的。出现了新闻事件的话，国内版和国际版都会跟 任务台要人，这样任务台会决定派什么样的记者去哪里传送，通常是看看有没有我 们的合作台在附近。 王利芬：如果任务台说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栏目需要某个记者报道，你们的要求不 能被满足，你们可以用重播的方式，或重新编辑，有这种情况吗？因为需要太多， 而报道的记者是有限的。 Jerry：你很了解情况，任务台能否满足我们完全取决于这个栏目对CNN的贡献，如 果我们与一个重要的栏目同时提出需求，当然我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了。他们会说 你们可以用这个栏目用过的素材，但记者不能出现在你们栏目里，要在另外一个更 重要的栏目进行直播，而我们则不能直播。 王利芬：这样的话岂不是差的栏目就更差，好的就更好吗，这样年终评价时，你们 会不会说我们得到的都是二手的材料，栏目收视当然差一些？ Jerry：但是我们这个新闻频道的播出方式和栏目的设计是不同的，我们是每隔15分 钟播出新闻、商业新闻、广告、天气、体育新闻，然后又从新闻开始，人物特写等， 所以观众一般来说是每看 15分钟他们就会换台，这就是我们这个频道的设计，它并 不完美，但是你可以看10多分钟就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但是看国内版和国际版 的人看的时间会比我们长一些，也可能是半小时或45分钟，这样他们当然应该得到 更多的资源。 王利芬：谁决定整个提要新闻的整个播出顺序？ Jerry：我们三个人一起商量的。根据我们所做的调查，当然一天的时间安排也是很 重要的，比如说人们早上起来，把电视机打开，洗脸刷牙时他们会听一听今天有什 么事情发生，所以我们早上安排的节目都是快节奏的、很短小的故事，观众能从中 知道发生的所有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话，他们会在别的时间里再看长一点的东西， 所以晚上我们有更长的3个栏目：一个关于法律的、一个是关于新闻的、一个是关于 娱乐的。晚上我们就不是每15分钟一次了，而是半小时一次，因为人们这时已经回 家，看电视的时间会长一些。关于法律的那个栏目收视率相对去年（2004年）来说 一下子上升了56%，是去年（2004年）的两倍。 王利芬：我想知道您这里主持人的情况，这里的主持人有多少？他们的工作压力是 不是不像国内版和国际版那样，因为播出新闻的机会多一些，而采访相对较少，是 不是有一点像播报员似的？ Jerry：我们一共有25位主持人，每个人只工作5天，有新闻主持人、体育主持人、 娱乐主持人、健康新闻主持人、天气预报主持人。这些主持人所做的采访的确不如 CNN国内版和国际版的主持人做得多，但是他们也必须聪明，了解情况，不仅仅只是 在那里念稿子，因为主要的主持人也需要采访，需要明白当天故事发生的情况，而 且还会有突发事件，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主持人不清楚新闻事件的发生，你想 后果是很清楚的。我们的主持人中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具有记者的经验。 电视台的网站是转载消息的吗？ -采访CNN网站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CNN网站的点击量一跃成为美国新闻类网站的第一名，这在 美国网站多如牛毛的情况下实属不易。它之所以能做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它是建立在CNN本身所拥有的新闻资源上的。网站就位于CNN大厅的一楼，我采访的 是CNN的高级副总裁和网站的总制片人，也就是总负责人米芝·戈尔曼（Mitch Gelman）。 王利芬：您能先给我介绍一下网站的基本情况吗？ Mitch：我们网站全职工作的员工是70人。我们与 CNN的分支机构、记者、主持人、 电视制片人和CNN的新闻网有著极其密切的联系。这70人分成几班倒，他们由两部分 人组成，一部分负责编辑、一部分负责制作，我们网站在中国香港有站点，在伦敦 也有站点。当总部亚特兰大下班时，中国香港就接上了，当那里有大的新闻发生时， 这个站点不但要负责我们网站的国际版，而且要负责国内版。当他们下班时，我们 的伦敦站点就又接上了，然后亚特兰大接伦敦的班，就这样一天24小时不停。但在 总部基本上就是两拨人，一拨是负责编辑内容的，另一拨是支持运作的。有一个网 站制作部门，负责首页以及各种主题的网页。我们还有新闻制作小组，这个小组里 有责任编辑、写手、专门负责选图片的助理制片人。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小组专门 负责特殊事件如战争等的制作。我们有一个小组专门负责与CNN的电视部门和各栏目 联系，还有一个网站设计部门。在这些部门之间有一个协调主任，专门负责这些部 门是否合作顺利。 王利芬：您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呢？ Mitch：有8个人向我汇报，他们分别是网站制作部门、新闻制作部门、网站协调主 任、行政事务主任、网页设计等。我的任务是保证这8个部门人是很有才能的员工， 同时他们能够协作得很好。 王利芬：您在这里工作了多少年？你们的网站影响如何？ Mitch：我在这里工作了4年，CNN网站的年头已有10年了。我们每个月有2 300万人 登录我们的网站。每天有五六万人，这些网民每天的点击量是4 000万。点击量最多 的一天就是总统大选的那天，我们为此做了许多的准备，就是我们那个特别小组。 王利芬：你们会享有所有的CNN的资源和信息吗？ Mitch：是的，而且非常方便，所有的东西通过电脑就可以了。 王利芬：您这里的员工素质如何？ Mitch：他们一般来说都具有记者和电视的经验。他们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我在雇用 人的时候非常注重他们的一种能力，那就是对于记者的了解、明白新闻事件的发生 和对公共政策的理解，也就是说是在某一方面有一些专长的人，还有就是沟通的能 力以及作为团队一员的合作能力。 王利芬：您关于CNN网站的竞争策略是什么呢？ Mitch：我们的网站是建立在我们告诉人们什么事情发生了的基础上，我们是一个有 信誉的组织，我们会快速地更新我们的故事，我们会提供多样化的选择，登录我们 的网站的人会看到最新的消息。 王利芬：您这个网站已有10年的历史了，在之前也是这么成功吗？ Mitch：之前做的事情太多，发展很快，创造了许多的项目，有论坛、有时尚、有图 书、有食品，跨的领域特别多。其实人们不会来到CNN的网站来买食品，或者为了发 表意见，如果他们是这样就会去专门的网站。人们来这里是想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 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减员减内容，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新闻上并将它做得最好，一旦 我们集中精力，我们就能做得最好，当然做好之后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网民。假如我 们能告诉人们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或什么事情正在发生的话，很多人就会需要它，只 要你在网上你就会想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发生的一切对我的生活是否有影响？这 样你就会来到我们这个网站。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做我们所擅长的，并将所有的力 量用在上面。 ---- 电视台的人力资源部门是如何工作的？ 在中国，人力资源是一个新名词，我们叫做人事处，人事处是一个管理部门，它要 管很多的事情，如你的部门需要多少人、你的员工的工资是多少、出国的指标，能 否进电视台也当然是这个部门定，在中国人事部门更多的是一个拥有实权的部门和 掌握一些核心资源的部门。而在西方，人力资源更多的是一个服务部门。作为一个 电视网的人力资源部门与各个生产部门的关系和管理的方法，是我很好奇的。因为 这样一个部门虽不是直接的电视产品的制造部门，但是它的管理水平高低直接影响 到员工的积极性。我采访的这位盖尔·查尔夫（Gail Chalef）先生就是CNN人力资 源的负责人。 王利芬：请您介绍一下您这个部门的基本情况和功能。 Gail：你知道CNN是特纳广播公司的一部分，我们这个150人的人力资源部门是服务 于所有的特纳广播公司，在这个部门里又有不同的小组服务于不同的人群。有20个 人是为整个CNN服务的。 王利芬：只有20个人为这么大的CNN集团服务吗？ Gail：是的，只有20个人。这20个人会与CNN的各个部门联系，我们会帮助各个部门 的领导去完成他们的工作目标，我们会尽量将我们的工作保持与他们的目标一致。 具体说来就是绩效考核、对工作连续性的计划、组织结构调整。比如说一个商业项 目调整，或者说一个栏目取消，我们会妥善解决富余人员，他们中间有的要失去工 作。当然我们会做关于报酬方面的工作，我们会与各部门的负责人一起确保我们的 员工的报酬是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这样我们才能留住他们，而不是为我们的竞争 者工作，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是培训员工。 王利芬：是什么人在培训员工？ Gail：我们会有专门培训方面的专家，我们支付他们的报酬。我们有专门招聘小组， 这些小组成员向我报告，但是他们的职责是向各部门提供所需的人才选取范围，拿 出解决方案。 王利芬：CNN的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都会招聘人，您的员工是如何与这些负责人合作 呢？ Gail：比如说CNN国际的负责人要招一个制片人，我们就会坐下来了解她究竟需要什 么样的人，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是她需要的，看看在哪些特殊的市场我们能找到这样 的人，然后我们的招聘小组会制定招聘计划，而且要确保从不同的更为广泛的申请 者中找到这样的人，当然我们也要确保我们的招聘人员在什么样的工资范围内找到 这样的人。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会与负责人协商，以便我们所招的人能确保完成她 要求的工作。有时我们会面试，有时不会，这主要看所招聘的人所要从事的工作职 位。 王利芬：如果是招聘一个主持人会如何？ Gail：我们不会面试主持人，通常情况下这些主持人会有自己的代理人或者律师， 他们会代表主持人。 王利芬：你们会与主持人的律师谈吗？ Gail：我们的律师会与他们的代理人或者律师谈，所以主持人这个职位会有些不同。 如果是一个写手，就更常规一些，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问需求方需要什么类型的写手， 或者说要求具有什么样的经验，然后我们就会在网站上公布我们有这样一个工作职 位的空缺，我们的招聘人员会面试或筛选，最后将几个比较合条件的候选人推荐给 用人单位。 王利芬：通常情况下用人单位总希望多用一些人，如果用人单位要求的人数超过了 实际需要的人数该怎么办呢？ Gail：每个部门的预算是死的，每一个职位花的钱是他们自己的，它用的人越多，那 么它在其他方面就没办法用钱了。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帮他们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人。 王利芬：您每天的日常工作是哪些呢？ Gail：我花很多时间与向我报告工作的人交流。比如说今天，我花很多时间教他们， 给他们一些指导。同时我也花很多时间与各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完成员工的绩效考核、 员工的离职等事务，如果一个员工的表现不令人满意，我们必须去处理。比如说有 人抱怨性骚扰，我们会派人去调查。这些都是我们的日常工作。 王利芬：是你们这个部门解雇人吗？ Gail：假如说负责人要解雇人的话，她会先与我们谈，我会协助她，我们要评估情 况并确保她解雇这个人是符合公司的政策的，是公正的。最后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 雇人也是一样的。如果他们不先与我们谈的话，我们会找他们谈，我们必须确保他 们所做的决定与公司的政策是一致的。比如说解雇人这件事，我们会建议他们还有 其他选择，如给他一封警告信或者停止他的工作一段时间等等。 王利芬：假如一个部门要雇一个主持人，但是这个主持人的开价很高，而用人单位 也很满意，那么您会如何呢？ Gail：我们会先看预算，然后再协商这位主持人的工资，工资的多少取决于用人单 位的预算，我们始终会考虑到用人单位的预算。在CNN，任何一个小的工作单位都有 预算。 王利芬：谁决定工资的多少，是用人单位还是你们？ Gail：我们一起决定。我们每一个职位都有一个工资幅度，有最高档的，也有最低 档的，每一档都是根据你的经验、受教育的程度和技能而定。 王利芬：每年各部门领导会根据一年的表现情况决定工资的升降，是不是每一个部 门的领导都会一个个告诉你们呢？ Gail：是的，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烦琐的工作，CNN的4 000人都得这样。我们只有20 人。绩效考核是每年才一次，并不是每天都需要去做这个。我们可能是有一天在忙 著招聘人，下一天有可能是忙著解雇人，再一天有可能是在忙培训，这些都取决于 我们的公司需要什么。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不同的需要，我们想办法去明白这些事情 的重要性，看看我们如何能做得更好。 王利芬：我很想知道，你们每公布一个职位的空缺，有多少人申请？ Gail：平均1 000~1 500份简历会到我们手中。 王利芬：一个职位？ Gail：是的，一个职位。这种现象至少延续了3年。有一些职位申请的人相对多一些， 有一些相对会少一些。平均来讲800~1 000人。 王利芬：这么多的申请，那么很容易找到你们想找的人。 Gail：并不容易，很多申请者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我们会从中选出50个人，或者更 少。 王利芬：CNN内部的员工能申请这些公布的职位吗？ Gail：能，事实上有40%的职位都由内部的人申请并获得了。我们会优先考虑他们。 因为我们的公司的政策就是优先考虑我们自己的员工能获得提高，能充分利用他们 的才能。当然我们也会看外面的申请人的情况。 王利芬：在您的工作中有什么困扰您的事情吗？ Gail：有的，我发现许多部门的领导都是非常有才干的人，但是他们更多地将精力 放在电视节目上，而没有太注意他们本人的领导技能和发展他们自己上，这是我始 终工作的一个重点。这的确是一个难点，因为这是一个制作节目的地方，人们的注 意力都在新闻上、内容上、栏目上，他们不太注意他们以及他们自己的员工的个人 发展和培训。 《深度报道》栏目与新闻性频道是什么样的关系？ -采访CNN的《深度报道》栏目 （CNN Present） CNN《深度报道》位于华盛顿，这是 CNN最有深度的一个栏目，通常会在几个频道播 出。为了了解这样一个并不是那么短平快的栏目操作的方式以及与CNN的关系，我特 地采访了它的总编辑凯茜（Kathy)。 王利芬：我来这里的目的是想明白你们这样一个深度报道栏目是如何运作的，首先 我能了解一下您的日常工作吗？ Kathy：我的职位是这个栏目的总编辑，在我之上是我们这个栏目的总制片人，他是 最后决策人。我主要帮助我们的总制片人决定我们节目播什么、我们该用什么方法 来做某期节目、谁做什么样的节目、分派任务。一旦节目进入制作过程，我就会看 制片人所写的阐述，我也会写出我的看法，待这个节目编出来后，我会到审看间去 看，看看我能如何将这个节目质量提高一些，这个过程是与制片人一起工作。我从 开始到结束基本上都在投入其中。 王利芬：你们的制片人的职责是什么？ Kathy：他们要外出采访，决定由哪些人外出，看看这个内容如何能拍好的电视节目 来，发掘采访对象，预先采访他们，找到更多的线索。当然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做一 些类似的工作，当然这要取决于主持人的时间安排。在制片人下面一级的是助理制 片人，他们的经验会少一些，他们做很多调研工作、借资料等事项。他们做得更多 的是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主要是为制片人服务。 王利芬：整个栏目一共有多少人？ Kathy：一共有14个人。当然我们的编辑人员是用于公共的。这些人不是能编一两分 钟的新闻编辑，他们是擅长于编较长的片子的员工。在我们的14个人中，我们也有 两个人会编，他们既是制片人也是编辑。 王利芬：我想知道您的日常工作？ Kathy：我花很多时间在看稿子上，编辑它们，与我们制片人交流很多，如能不能让 这个或那个人接受采访、能不能采用这个角度或那个角度。还有就是看我们的制片 人写来的选题建议，我要看这些建议，看看哪些能做或不能做。我们也常常要看看 外面的制片人（如自由职业的制片人）对某个选题的看法，这些人过去与我们合作 过，有很好的声誉，也许某位制片人有很方便的办法能进行某个题目的采访。考虑 选题、帮助制片人做好节目、看稿子、看片子，所以说我总是很忙的。 王利芬：你们这个栏目的总制片人是只负责这一个栏目还是要负责别的？ Kathy： 他负责所有关于较深度的节目报道，在他下面我就做我刚才说的这些工作，但是我 们每天就节目中的一些话题要交谈。 王利芬：如果你们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并不一致，通常您是如何做的？ Kathy：一般情况下我们意见基本一致，但我真有不同意见时，我就告诉他，他如果 坚持他的看法，我就照他的看法做好了。他是最后决策人，但我们这样的时候的确 不多。 王利芬：也就是说，您的主要工作是负责节目内容？ Kathy：是的，这基本上是我的大部分工作。在此之前，我从事制片人的工作有很多 年，所以除了内容还会涉及一些制作的事情。 王利芬：我很想知道你们选题的标准是什么？ Kathy：有好几个标准，首先当然要有新闻价值、有争议的故事、人们不知道的故事， 在征求我的总制片人的意见后我会决定什么题目会成为我们的选题。有时一个独一 无二的讲述方法或者一个前所未知的故事。 王利芬：我看你们的选题来自全球，你们活动的舞台很大。 Kathy：是的，我们既做国内也做国际的，有时国际的题材比国内还多。 王利芬：你们好像没有固定的主持人对吗？ Kathy：是的，我们会根据不同的报道内容来选择主持人。有时候如果不需要，我们 就不用主持人，这样的节目更多的像纪录片等。 王利芬：在很多的电视品种中，像你们这样的深度报道节目或者纪录片性质的节目 是否在表达手段上与时代的发展相比有些落后，您怎么看？ Kathy：我并不认为是这样，因为我很喜欢做这些节目。我知道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竞 争者，也有许多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也尽量用一些时兴的手段，但我仍然认为我 们的观众对于好的故事有很大的需求，所以至少我现在不会放弃。但我们也必须明 白今天的竞争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他们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我们要时常意识到不 要做恐龙。 王利芬：您这个节目的收视率如何呢？ Kathy：我觉得相对整个CNN来说，我们的收视率还行，可能几百万人吧。但是CNN更 看重到底是什么人在看这些节目，一般来说我们的观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意见领 袖等。这当然是指美国国内的观众，国际的观众就不太清楚了。 王利芬：你们会与一些独立制片人合作吗？ Kathy：我们与他们有很多合作，比如说与英国的电视四台，我们与他们有长期的合 作关系。对于那些没有合作过的制片人来说，我和总制片人会商量看看他的选题和 内容会是什么。有可能每 15个节目中，我们会与外面合作或交给外面做两个。 王 利芬：我想知道您每天的新闻来源？ Kathy：我尽可能地多读东西，《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 《纽约客》、CNN的新闻源等。尽量让自己有一个开放的思维，尽可能地接受多一些 信息。 王利芬：您有没有一些赚钱上的压力？ Kathy：直接的，没有，但我知道CNN希望有一个好的收视率。我必须坦率地说我并 没有因为收视的问题而放弃一个好的节目。当然我们会考虑有多少人看，但并不是 决定选题的首要因素。 王利芬：我想，对一个周播节目来说，选题可能是最重要的，我想知道的是您有没 有一些做选题的固定的工作程序？ Kathy：是的，这恐怕是最难的，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有很好的新闻线索，有很 多记者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好那个好，我们每周有一次选题会，这时我们会逐一讨论 所有的选题建议，我们会反复问，这个选题有意思吗？它重要吗？它让人激动吗？ 它适合电视表现吗？制作经费在我们所承受的范围内吗？这些因素都是我们要考虑 的。 王利芬：谁决定一期节目花多少钱？ Kathy：我们的总制片人和我，我们会让制片主任在初步确认选题后拿一个预算出来， 如果预算太高的话，我们会放弃。 在CNN集团中，其生产流程是按照新闻采集、制作等一系列功能来划分的，这样的划 分为CNN多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接口和资源共享的通道，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组织架构 下，在集团下面的子系统越多，公司运营成本就越小，利润则越大。反之，在一个 资源不能共享的组织结构中，其频道扩张越多，成本会越高，内部消耗越大。 CNN国际频道是如何运作的？ 我所详细了解的是这几位副总裁中排在第五位的芮娜·戈登（Rena Golden）女士负 责的国际频道。芮娜是两个孩子的母亲，40多岁的样子，精干且头脑极其清晰。她 负责的5个国际频道分别是CNN欧洲版、CNN中东版、非洲版、 CNN亚太版和CNN南亚 版，我在北京家中天天能看到的是其中之一的亚太版。据CNN公共关系部提供的材料， 这5个频道所服务的用户为亿，其中亚洲的两个频道用户为2 500万，覆盖25个国家 和地区。 关于主持人和团队 芮娜的老板是排在第三位的副总裁克里斯·克莱默（Chris Cramer），他是CNN国际 的一把手，也是芮娜每天报告工作的人。支撑芮娜的团队有几个人，Mike、Eric和 Debra这三位。Mike分管的是监制，通过监制实行编辑方针的执行；Eric分管的是写 手和责任编辑以及常播出有五个中国电视台向其提供节目的《世界报道》这个节目； Debra分管的是制片人和特别节目以及一个常规栏目《CNN Connects》。主持人这支 团队由芮娜本人直接管。 这样的组织架构几乎让我困惑了好久，因为从表面看这其中有许多的职责是相互重 合的，而且不是干净利落地一人一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横交错。但当 我明白这个组织结构的理念时，一切就都明白了，这个理念就是职业化，每个人在 相对独立的范围内发挥著最擅长的部分，并将这个部分做得最好。在我们熟悉的一 个人独立地管一块的组织架构中，假定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每一个工作单位中具有 最后决策权的人，对产品的所有环节具有最好的判断力，否则，由于他的判断必然 导致职业人士的水准让步于权力的要求。然而，没有人会是在某个产品的每一个链 条上都具有一流的判断。CNN的做法就是将一个产品进行划分将生产这种产品的能力 细化，让众多的人在某一部分做得最好，再将其拼起来。 在CNN这种以产品构成来划分职位的做法必须有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各个职位的真 正无缝隙链接，否则这样一个天天直播并以应付突发事件为优势的电视媒体来说， 几乎会难以为继。到底用什么作为手段拼起来呢？第一是职能的划分，第二是用尽 各种通信手段将所有的人员全部结合为一个社区。对于第一点在对副总裁的分管范 围设定中我们已经有一些了解，为了更好地细化理解，我专门去了新闻制作部门、 人力资源部门以及新闻提要频道。在对它们的访谈中，我想我们会加深这种理解。 CNN国际只是CNN集团中的一个频道，这个频道下面当然还有5个区域性的频道。CNN集 团还有许多频道，它的管理和运作我是通过几个人的采访来完成的，我希望通过对 他们这几个职位的采访能窥见CNN集团的管理全貌。 为了弄清楚频道运作，我的重点走进了国际频道，先采访了国际频道担任主要职位 的几位同行。 采访国际频道的负责人 国际频道有两位在集团副总裁的位置上，其中一位相当于国际频道的常务副总裁， 处理著大量的日常事务。她负责全面工作，向另外一位副总裁汇报，但是她也分管 一个特殊的人群：主持人。所以关于她的访谈话题有很大一部分集中于主持人身上。 王利芬：在我走到您的办公室之前，许多主持人都提到了您，他们都希望得到您的 认同。您对你们的主持人的总体评价是什么？ Rena：在来CNN之前，我们的很多主持人已具有丰富的国际方面的知识积累，他们不 仅能处理好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而且有很多关于此事件的知识储备，他们必须对 发生在各个国家的新闻事件有一个背景性的了解，这个了解并不是一般的了解，而 是那种能够报道性的了解，每天所需知识的消耗量极大，他们必须能持续地保持著 对世界新闻热点的关注。这种关注不是肤浅的，所受关注的不仅仅是现在发生了什 么，而是为什么会发生，是过去的什么因素导致了今天的事件。我非常骄傲我有一 个很好的主持人团队，这个活跃在屏幕上的团队来自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 保加利亚、英国、中国、日本等15个不同的国家。这是一个文化的熔炉，有不同的 见解，这种不同就会带来一种很好的新闻灵感。 王利芬：您所说的主持人来自不同的国家，那么您的新闻团队来自多少个国家呢？ Rena：他们来自50个国家。 王利芬：这像个小联合国，一种记者队伍的联合国。我知道是由您来聘用主持人， 在您聘用他们之前，您是通过什么方式知道他们具有您所需要的能力的？ Rena：每一个要到CNN做主持人的人一定会将他们曾经主持的节目样带寄来，但是仅 看这些带子是不行的，我更看重的是他们曾经做过的报道和以前的采访，我必须确 信他们真正具有关于世界新闻事件的知识，而他们也必须向我证明这一点。比如说， 你现在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假如你申请CNN的主持人的职位，当你对著镜头念完 稿子后我会说，好吧，你现在就采访我，之后再采访美国驻吉尔吉斯斯坦（采访当 时该国正在发生暴动）大使，我不会就在你擅长的领域内提问，这是一个极富挑战 性的面试，如果我发现应试者非常有见地，提问很棒，我想我就找到了我需要的人。 王利芬：这个过程看来很难。 Rena：当然很难，因为面试者并不知道他们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但他们应试的是 CNN的主持人，所以他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不应局限在某一个国家，他们应该是一块高 质量的海绵，随时吸收新的知识。对于主持人来说，我所看重的是极好的悟性、有 做过记者的经历，这两点是一个主持人成功的重要因素，当然我还看重主持人的性 格，做一个很好的记者，未必需要一个人有很好的性格，而一个主持人则不然，因 为主持人必须面对观众。所以你看，主持人真的需要将许多好的东西合并在一起， 你可以看一看我们的主持人团队、他们的素质、你和他们在一起的感觉，我真的很 为他们骄傲。 王利芬：我知道你们的克里斯蒂娜·阿曼普（Chris-tiane Amanpour）是很棒的， 她去过的战场比许多将军还要多。 Rena：她是全世界最棒的记者之一。 王利芬：但她不是你们的主持人而是一个记者，对吗？ Rena：是的，因为她喜欢做一个记者。但是如果她有兴趣做一个主持人，我很愿意 跟她谈谈，但她真的是一个太好的记者了，不仅因为她绝顶的聪明，而且充满著激 情-扣人心弦的故事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的是心中的激情。她所做的事正是她喜爱 的，我认为她还是希望做一个记者而不是一个主持人。 王利芬：我知道你们在中国正在准备《财富》论坛，你们是怎么样准备这个报道的 呢？ Rena：当然，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年（2005年）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如果要谈准备， 我必须又提起我们这个很好的团队，我们有一个团队在北京，但是很小，与此同时 我们在中国香港有制作中心，也就是我们的亚洲中心，许多在这个中心工作的员工 已经为这个事件准备了好几个月，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小组在亚特兰大保持与中国香 港、纽约以及《财富》杂志在北京的联系，它花去了我们好几个月的时间去策划，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报道，我们将会从北京发回带有CNN标志连接著全球的 报道，当然我们还会制作一些其他的东西，但现在说它还为时太早，当然还涉及大 量的后勤支持工作，当然，这些工作都是CNN长期擅长的。很快地进入一个地方然后 能够安置下来，然后大规模地开始报道，这是CNN的长项。显然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 无论在地区间还是在全球都是越来越大，我们在密切关注著中国，当然我们关于中 国的报道不仅是做给中国人看，而且是做给全世界人看的。 王利芬：像《财富》论坛这样的报道您会用什么样的主持人呢？会很难权衡谁来做 主持人吗？ Rena：是的，这就是我的工作。我会考虑谁更适合这个工作，我会听取许多记者的 意见，对于《CNN Connect》，我们本身就有常规的主持人吉姆·克兰西（Jim Clancy）， 他是我们这里最资深的主持人之一，在CNN之前，他已有20年做战地记者的经历。所 以这次的活动将是他来为我们主持。 王利芬：如果您需要两个人的话，您会再考虑另外一个，那也需要权衡，每个主持 人都想做这样的大型报道。 Rena：其实我们有许多让主持人动心的重大事件，比如我们几个月以前报道的《达 沃斯》论坛，再比如我们的一个叫迈克尔·赫尔姆斯（Michael Holmes）的主持人， 他经常到巴格达和耶路撒冷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些热点地区那么感兴趣。 王利芬：当这些主持人向您要求时，您就让他们走吗？ Rena：CNN一直会涉入全球的热点事件，我们的许多主持人会进行报道，没有多少媒 体能像CNN这样，昨天这个主持人还在演播室访谈、播送新闻，第二天他很有可能就 到了战场，CNN雇的是那些既能主持又能报道的人。 王利芬：您领导他们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Rena：我有一点完美主义者的倾向，像很多记者一样，我看不得一个故事中明显的 不足之处，我们标准很高，我认为最坏的事情就是站在人家的肩膀上去挑剔你的团 队成员所做的一切，我很幸运周围有一些很棒的管理人才，他们的出色让我腾出了 很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个总体的格局，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或某几个问题上。 王利芬：您每天必须向您的领导汇报工作？ Rena：我们一天交谈有时多达10次，这主要看当天的新闻发生的情形，他很有可能 会有一天专心在新闻的采集这个问题上，而我这一天有可能会注意栏目的事情，但 我们联系十分通畅。 王利芬：什么事情该汇报、什么事情并不需要汇报，有没有明显的界限？ Rena：我们都有明确的分工，这是组织结构，您看克里斯·克莱默（Chris Kramer） 是 CNN 的总裁，托尼·麦达克斯（Tony Maddox）负责新闻采集，我负责频道，我 们俩都向克里斯报告工作。向我报告工作的是设在我下面的一些管理者，他们有一 些人就在亚特兰大总部，还有一些人在中国香港和伦敦，因为我们有制作中心在那 里。所以我负责的是频道，而托尼则负责雇用记者和新闻的采集，我们俩会商量明 天会发生什么、如何去报道，我从来不会做出决定，而是和托尼一起讨论。CNN除了 国际版，还有极为重要的国内版，他们也与托尼联系极其紧密，所以托尼每天会与 我和负责CNN国内版的人商量，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王利芬：工作在CNN的每一个人都会明白新闻标准吗？ Rena：是的，都会明白，我们的好的报道并不仅仅是来自管理层，更多地是来自记 者本身。我讨厌会议，无休无止地谈话而不去执行，我的办公室的门总是开著的， 我的中国香港和伦敦的员工可以一天24小时与我联系，最重要的是你应该把合适的 人放在最合适的地方。 王利芬：这样的话，您似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了。 Rena：我们周末会有管理者去安排，当然他们非常清楚我们的标准，如果有紧急的 新闻需要处理，他们会打电话给迈克·麦卡锡（Mike Mccaryhy），假如真需要我来 决定，他们当然会打电话给我。他们很清楚什么事情需要让我很快地知道。问题的 关键在于我们的组织架构很好，它保证了有效的运转。 王利芬：您喜欢新闻管理者这个角色吗？ Rena：我曾经是个记者，最后决定做这个角色，我真的很喜欢我今天所做的，用心 地思考一个频道的战略走向以及让这个频道成为最好的新闻频道是一件极有意思的 事情，既有意思同时又具有挑战。 其实芮娜对主持人管得很少，因为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去管。主持人既不会走穴，也 不会不用功。因为合同很清楚，在签订的合同期内，所有的肖像权属于CNN，不要说 去走穴，就是接受采访，也需要CNN的公共关系部门同意才可以进行，所有的采访必 须与公司的利益相一致。 有意思的是没有任何人会违反合同，我曾因这个问题一直不解，因为我们也有合同， 我们对主持人不要从事商务活动的要求几乎是三令五申，但效果的确不尽人意。有 两点可能会有一些说服力，一是CNN的合同是动真格的，主持人的合同是每三年一签， 在签订这个合同时的评定也非常认真；二是如果是因为出现走穴这样的事情而终止 合同，那么这个主持人再找工作时会很难，这涉及职业操守，而且下一个雇用的老 板一定会问上一个雇用单位是什么解雇原因，在美国多数用人单位会如实说出原因， 他们认为如果不说真话，人家也不会对他们说真话，这样谁都雇不到好人，整个社 会商业文化环境将会被破坏。 拿美国人爱作证人这一点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曾问难道他们不怕事后的威胁吗？ 我得到的回答是，如果谁敢威胁，就有可能被起诉，如果在公司，公司的保卫人员 会立即到达现场，一分钟也不会停地将你带走，即使此次威胁没有人听见并作证， 只是被威胁者打的电话，也要被反复调查，而且会被记录在案，如果下次同样有人 指控你威胁，你的麻烦就大了。最重要的是，一旦周围有人听见这种威胁，这个听 见的人多半会去作证，因为他会认为这也是他的工作环境，他要保护这个环境。所 以说不光是公司规章制度在起作用，整个社会的文化和商业环境也在起著极大的作 用，文化对于社会的作用力可见一斑。 当我曾向一些主持人提出走穴这个问题时，他们几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没有 人会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玩笑。当我看见他们那惊讶的神情时，我就知道这其中的 差异该有多大。当然，像美国这样媒体领域高度竞争的国家，主持人的薪水已经是 很高的，他们也不必去走什么穴。工作的压力已足够大，就是开足马力跑，位置也 不一定保得住。在CNN，如果与他们的员工私下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为保住工作 职位而感到压力。在CNN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告诉我，一般来说，每一个职位后面 有800人正在申请，这个数字几乎让任何一个在职人员都有些心惊。美国这个国家的 媒体市场异常成熟，只要是说某个职位空缺，后选人的简历就会大量涌来。 另外，关于劝主持人用功这样的工作也不用做。来美国之前，我也分管几个主持人， 我会在这个问题上一再要求，主持人要尽可能地熟悉播出的文稿，否则一是不权威， 播出的东西自己也不懂，二是久而久之自己会变得很空，要多采访，要多下工夫。 其实这些说法只是个提倡而已，真正有多大作用很难说。在CNN我也曾问过这个问题， 在这里这个几乎不成问题。下不下工夫一访谈就知，更要命的是CNN以直播突发事件 见长，一遇到这种事情，如果你不知道当天正在发生什么，没有跟踪新闻的习惯， 没有知识储备，突发事件开始后，那几乎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芮娜曾跟我感叹他们的主持人如何如何好，说是曾经有一个突发事件发生后，有4个 小时主持人眼前没有稿子。 采访国际频道主持人 当我采访迈克尔·赫尔姆斯（Michael Homes）时，他正在电脑前非常认真地准备， 屏幕上我曾多次看到他在现场的采访。他非常诚恳而谦逊，采访完后问我下面会去 哪里，我说我还有一些时间，他非常友好地领著我在CNN国际区间参观，并一点点地 给我介绍这是做什么那是做什么的，我知道我是在用他准备节目的时间，而且当天 有几档重大新闻正在发生，一是吉尔吉斯斯坦爆炸案、二是那个植物人的案件已到 了最热闹的阶段，在他今天值班的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虽然我希望 他多介绍一些内容，但还是打住了。 王利芬：我听说您对伊位克报道很感兴趣，但是你们报道战争的著名记者克里斯蒂 娜·阿曼普在伊拉克有重大报道时也会出现在那里对吗？她会报道那些最重要的人 物和事件，您是怎么看的？ Michael：这很难讲，她是我们国际报道的首席记者，她会做她自己的事情，当然， 她会报道最重要的事情这是真的，我非常尊敬她的职位，但她并不会告诉我该如何 去做。其实每天有许多好的故事，我们的工作不会交叉，但如果我们两个人同时感 兴趣在一件事情上，她当然赢。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在那儿的负责人会安排 好，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长处。 王利芬：当您看到别人比您更重要时您心里是如何想的？ Michael：我明白你说的意思，这种现象在现实中经常发生，我对这个没有问题，她 的工作比我好，我自己就做我应做的事，也许有一些更年轻的记者会感到超过资深 记者很难，我认为我所做的并不与她有冲突，当然她由于资深的经历总能找到她想 做的事情，这也是事实，我很理解这一点。 王利芬：您在播的过程中发现有错误会改过来吗？ Michael：会的。我们主持人的工作不仅只是看那些写好的东西，还有许多都需要我 们用自己的语言发挥。 王利芬：其实您完全可以用一种技巧将别人写的东西说成像自己的就行了。 Michael：在我眼里，播报员和主持人是不一样的，前者只是将写好的稿子呈现给观 众，后者则需要涉入过程，而且明白故事的发展，而前者则只需要将被告知的内容 读出去即可。 王利芬：其实并没有比较明确的要求说您一定明白发生的事件，您完全可以偷点懒 嘛。 Michael：你说的是没错，但是，如果不准备也不明白今天的新闻事件的话，你一定 会出错，一些名字你一定不能准确地说出来，最要命的是突发事件来了你就完了，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那样的话看起来跟傻瓜差不了多少。 王利芬：直播的访谈在CNN中不少。 Michael：是啊，每天都有，如果只是播出前的半小时来的话，那样出错的机会真是 太多了。 王利芬：在CNN有您所说的播报员吗？ Michael：没有。这里的每一位台前的主持人必须明白所发生的新闻事件，常常是事 先并不知道的情况下，突发新闻插入，一个直播访谈就必须做。 王利芬：您喜欢这种突发新闻吗？ Michael：非常喜欢，如果没有那样的突发新闻，而只是常规新闻，你会感到有些精 神头不够，你知道应对突发新闻是我们最擅长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  王利芬：如果突发新闻恰好发生在您所值班的时间内，您必须将一个新闻相对告一 段落吗？ Michael：是的。平均我们每一位主持人要值班6个小时。 王利芬：您能说说为这6个小时的值班您的准备过程吗？ Michael：首先我会看我的邮箱，一般来说每天来上班时会有30~40个新的邮件，都 是从不同的记者站来的，然后我会看我们CNN国际今天重要的故事会是什么，然后再 去我们的写手，再看路透社的消息，然后我会看我的栏目会播出什么内容，再看相 关的稿子。你看这是关于阿拉伯峰会的内容，我已经为此准备了一些。当然还要看 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伦敦时报》，我常常 还要看《悉尼先驱早报》，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澳大利亚，因为我是澳大利亚人， 还有《经济学人》网络版。我常看《Harrets》，这是一份以列色的报纸。 王利芬：这么多吗？您还有时间与您的制片人谈吗？ Michael：这并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我会与我的制片人交谈，关于今天要进行的采访 和一些重要的准备工作，现在因为有互联网要方便得多。 王利芬：当您与您的制片 人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时是怎么处理的？ Michael：我们会去监制那里，我会说，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播这个故事、我不认为这 个方向是对的、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对栏目并没有多少好处等等，但这并不是时常发 生的事情，如果制片人不同意我的意见，他也会这样做的。 王利芬：如果经常有不同意见的话，那会花很多时间在争执上面，这很不利于工作。 Michael：如果是这样，他们会给我们换一些栏目。 王利芬：您和CNN签了多长时间的合同？ Michael：3年的合同。3年之后再续。 王利芬：您害怕芮娜某一天会解雇您吗？  Michael：当然害怕，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我们害怕某一天她说我们不再喜欢你， 这里没有工作的职位给你，其实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害怕这一点。 王利芬：为此，您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Michael：真是那样你必须再去找另外一份工作，当然每一个人都怕那样。 采访国际频道内容总监 每天向芮娜汇报的是三个人：一是分管监制主要负责内容的Mike、一是分管写手和 责任编辑的Eric，还有一个是分管制片人的Debra。这三位中由于Debra正忙于北京 的《财富》论坛的准备工作，我在亚特兰大的日程已等不上她，但我采访了前两位， 以及写手、责任编辑等，并采访了Mike的重要助手高级制片人Sara，通过这些职位 的采访，我想对CNN国际的运作有一个起码的了解。 王利芬：您每天与您的员工交流多吗？ Eric：我每天与他们交流，交流的范围很广，不光是他们正在写的故事，还有他们 的家庭。 王利芬：您有助手吗？ Eric：我们共同享用一个助手，这个新闻办公室有一个助手、3个高管人员、两个副 总裁、一个主编。我们没有太多的行政的事务。 王利芬：我知道您在这里是分管写手的，还有一个副总裁是管理制片人的。会不会 制片人认为，节目不好是因为写手水平不高，当然写手也会抱怨说是制片人不识货，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Eric：我们负责栏目运转的是监制，一个监制负责3个小时的节目，他的团队是每一 个栏目的制片人、两个责任编辑和4个写手，所以并不是我直接来管理。整个频道有 将近20个监制，Mike负责这些监制的工作。我主要负责的是责任编辑、写手和《世 界报道》这个栏目。还有一位副总裁负责制片人和特别节目。 王利芬：当您面试一个人时，您最看重的是什么样的能力？ Eric：一个好的写手能适应很多的工作，假如你有激情，你又能写，那么你就是我 所寻找的一类人，这是那种对写有一种天生的激情而且关注于写出好的故事胜过好 的薪水的人。电视的写作是一种很特别的写作，长句子肯定不行，这不是阅读，不 能重复，这种写作是用一种非常简明扼要的句子让人能懂，一个句子表达一个意思， 如果有几种意思试图用一个句子表达，那么观众就难以接受了。当然这也涉及语言 风格，聪明的写法是写得有智慧但又非常能够吸引人，且易懂。 王利芬：作为一个媒体的管理者，您的成就感在哪呢？ Eric：当我看到我雇来的工作人员在为栏目做了不起的工作时，看到他们成长了， 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就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并且将这种满足感与我的同事 们分享。假如我要做一些行政方面的事情，我会从我一起工作的人那里找到灵感， 并告诉他们如何做才会更好，帮助新来的人找到发展和提高的机会，这就是一个管 理者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是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与你的团队分享激情，走出你的办 公室，如果某个人真正做了很好的工作，告诉他，一起分享那种快感，所以作为一 个领导者就是去调动你的团队，因为是他们在每天生产我们的产品。 王利芬：如果您的想法与您的团队或者其他人管理的团队有冲突的话，您会如何处 理呢？ Eric：冲突总是有的，问题看你如何去处理它。有一些冲突是好的，这些是关于怎 么将新闻做好，这些冲突会有利于我们的产品质量；有些冲突是关于人事方面的， 这就要非常用心地处理，我始终记住我的工作就是要将团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 产品做好。要记住什么是能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只有自己先将这个问题想清楚 了，你才能真诚地面对你的团队，真诚也是我非常看重的，真诚对己，真诚对人。 王利芬：您会与您的员工发展一种个人关系吗？比如说参加家庭聚会。 Eric：不会。我和员工有某种程度上的关系，当我参加我的员工家庭聚会时，我注 意到他们的感觉好像不是很正常，因为他们说话时不是那么随便。我和员工在工作 场所开玩笑，就在这儿，我也会与他们一起吃午餐，或者一起集体吃晚饭。 王利芬：作为一个管理人，您有什么觉得很困扰的事情吗？ Eric：首先是确保员工在工作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一切保障条件，另外就 是程序上的操控、做事情的先后和如何做得好，让我有些烦恼的是我们总是没有足 够的人。 王利芬：您可以多申请职位，谁决定职位的多少？ Eric：是比我们CNN国际总裁更高职位的人。当然一般情况下我们还可以运转，但是 遇到突发事件的话就有一些难度，员工们就得延长工作时间，这让我很伤脑筋。  王利芬：您可以从市场上临时找一些人来帮忙，您有这个预算吗？ Eric：对，我可以这样。我负责我所管理的范围内的预算。 采访国际频道总编辑 王利芬：我知道您和Eric两人向芮娜报告工作，您能讲一讲您的工作职责吗？ Mike：我的职责是负责每天的栏目内容，也就是说栏目对报道内容的策划，确定我 们CNN国际频道应该报道的内容、什么是我们的头条故事、哪些内容可以一带而过。 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故事，就是要确保我们报道了最好的角度，因为我们是国际频道， 我们要做一些适中的背景报道，并提供观众最新的内容。 王利芬：那么您如何将您所说的这些执行下去呢？ Mike：我负责16个制片人和一个高级制片人的工作，这些人每天倒班，每一个制片 个人会负责五六个小时的节目播出，比如说，从下午2点30分到6点。这位制片人会 负责3个半小时的节目，他们会提前四五个小时来上班，规划所要播出的节目，确定 他们能够得到播出的东西，这些东西与我们CNN所要求的东西是一致的，每天都会有 一些好的故事在那儿，制片人可以报道这些故事，也可以不报道，但是必须告诉观 众，什么是今天最重要的故事。观众打开CNN国际频道时，他们应该很快清楚这个故 事。 王利芬：我明白您所说的情况，您怎么领导你们的那些制片人，给他们确切的提示 吗？ Mike：没有，我从不给他们这样的指令。但是我们有一个超级办公台（Super Desk）。 这个办公台就是我们整个CNN网络的眼睛和耳朵。 王利芬：什么是超级办公台？ Mike：从这个办公台上能知道所有进CNN的图像信号，什么样的记者正在报道什么样 的新闻故事，如果我们今天需要多一些来自黎巴嫩的消息，我们会向那里要求。  王利芬：这不是你们的任务台做的事情吗？怎么会在超级办公台上进行呢？ Mike：它们是类似的，但是超级办公台的工作内容更多，而且是关于重大事情的协 调，这两个工作台协同工作。任务台会负责有哪些内容从世界各个地区进来。比如 说，今天10点会有一条消息从埃及进来，但是它并没有到，这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 会跑去任务台问这条消息在哪或者说电话铃声响成一片，而是对我们在任务台的代 表说，请你检查一下这条消息在哪？这位代表其实是在替很多要这条消息的人工作， 只有他能准确地告诉你这条消息现在处于什么情况，如果有问题，他会提前通知说 这条消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被推迟到了12点，他会告知新闻室，这样所有的人都会 清楚。在任务台你会看到今天哪些故事正在采访中、有哪些记者已经被分配了任务， 重要的是制片人会根据这个来决定自己的栏目需要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记者应 该出现在他们的栏目中。如果需要嘉宾，制片人会跟专门负责请嘉宾的部门联系， 比如说需要一个能谈吉尔吉斯斯坦的专家谈今天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暴乱。制片人会 根据任务台所提供的新闻采访状况和公共部门所请来的嘉宾来决定今天的主要播出 内容。 王利芬：你们一天的工作程序是什么样的？ Mike：每天早上8点，我们会有一个会，有制片人和在超级办公台的代表等来开会， 会议主要解决一天中的头条新闻。然后制片人们会讨论，每一位制片人会根据自己 感兴趣的角度来设计他的栏目，要么是我要么是其他人会确认我们是否落下了最重 要的角度，但我们并不是具体地指哪些栏目要如何如 何，而是由制片人自己来定， 否则他们的创造性就得不到发挥。但你必须告诉你的观众为什么这是重要的，也必 须知道这个故事要在国际频道中播。 王利芬：那么谁会做最后的决定呢？是您吗？ Mike：这其实并不那么确定，我们多半根据故事本身的发展来定，有时第一个栏目 播出时，这个故事并不成熟，那么也许可以先从别的角度入手。我的工作就是确认 整个网络能够在一定的水准上进行，给观众最好的故事。比如说，今天有人认为我 们每一个小时的栏目都要播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我说，不行，今天的故事热点仍 然应是那个女植物人的故事，但我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应该是第二重要的故事，与此 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阿拉伯峰会，在这个峰会上参加的人并不是最重要的人物，但 我们仍然需要报道它，我们会问为什么主要人物并未出席？这次能否解决任何问题？ 这就是我们一天内所认为的几个重要的故事。假如说到上午10点半频道内还是没有 出现我们所商量的这些故事，我会让他们改过来，但常常这种情况并不会发生。  王利芬：您做很多检查工作吗？ Mike：我们有一些监督人，他们负责各个栏目的工作。到中午12点时我们又会开会， 会讨论要不要派记者去吉尔吉斯斯坦。 王利芬：你们来决定是否要派记者去吗？ Mike：当然新闻采集的人会听取我们的意见，但我们会同他们一起合计，我们当然 不能每一次都派记者前往故事的发生地，但是整个频道却需要有提神的东西。今天 我的意见是，我们最好从莫斯科派人去，用通讯社的图片，请嘉宾的方式来完成报 道。但如果大街上突然有2万人出现，我认为需要一个记者到那个国家进行报道。所 以你看，我们会不断地与新闻采集的人交流并视情况而进行调整，总之，新闻采集 和栏目是通力合作。如果头条故事发生在美国国内，同样地，我们也会与国内新闻 采集部门这样合作，道理是一样的。 王利芬：总之您是负责CNN国际版的工作，我知道国际版有欧洲版、亚洲版等好几个 版本，如果让每一个版本更有区域特色，这个工作由谁来做呢？ Mike：由我们的监制来完成。有许多本地化的内容由我们的中国香港和伦敦本部来 完成。每一个版本都会有我讲的那个美国女植物人的故事、有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 有阿拉伯峰会的故事，但是每一个版本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加重地方性的报 道，亚洲版会有许多亚洲股市的内容，还会有关于印度专利的故事、有关于中国和 韩国的故事。我们在中国香港和伦敦都分别设有与我处于同一个管理层次的执行主 编，我们都向芮娜报道工作。 王利芬：那么你们那个地区的记者向谁报告呢？ Mike：他们先要向管辖地区的执行主编报告，然后再向总管新闻采集的托尼·麦达 克斯报告。有好几个地方是交叉进行的，而不是谁管那一块就什么都管，而只是管 一部分，我只是管内容。 王利芬：一些重要的需要通力合作的项目在哪里做决定？ Mike：不是在亚特兰大，而是在某一个地区。我管内容，亚洲版的内容和欧洲版的 内容我也管。 王利芬：这样您的一部分工作岂不是与那个地区的执行主编相重复了？他们会说这 是他们的工作范围。 Mike：我只是管内容，他们不仅仅只是管内容，还有其他部分，要综合得多，比如 说新闻采集、栏目和新闻资源等，还有行政事务比如房租、预算和记者等。我所管 的是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播出合适的内容。 王利芬：CNN国际一共有多少个版本？ Mike：有5个，分别是欧洲、中东、非洲、亚洲和南亚。还有一个独立的西班牙频道 和拉丁美洲频道。当然北美频道会综合一些，这是国内版。 王利芬：听起来5个国际版本让您一个人专门负责内容，什么样的团队在支持您？ Mike：我们有一个较大的团队，总制片人会策划未来的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新闻 主编、监制，有时如果芮娜在的话，我们会在内容上有许多交谈，商量哪些要加大 报道量，或许我们CNN的主席如果有空，他会说这个故事太好了，我觉得还应该做得 更多，这就是关于内容的工作。你看，我的工作有一个大的团队在支持著。当然我 会从不同的渠道来了解别人对今天节目内容的看法。 王利芬：听起来责任很大，但如何确保您基本上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呢，这的确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 Mike：我们每天都有大量的极其直截了当的交流，尤其是与监制。比如说，今天早 上在超级办公台上工作的代表会在早上5点30分~6点之间来上班，我会在早上7点打 进电话谈论今天有什么故事，我们会讨论那些能推动整个频道运转一整天的故事， 这通常是 4~5个故事，这种故事相当于带动引擎，平均30个故事在一个频道内还不 如几个好的故事给人的感觉好，这样会在为数并不多的故事内放进很多内容，找到 很多角度，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对于中国消息来说，我们肯定不会去和中央电视 台竞争，如果有人要想知道关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消息，那么我们的作为就可能大一 些。一个地区的观众打开CNN时，他们并不想我们讲的故事与他们在国内电视台看到 的一样。每天我们都在谈论著一天的故事，伦敦、德国、法国和亚洲都会向我们推 荐许多好故事，他们会说，你看看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泰国所说的多有趣，还有那些 抗议等等，反正我们始终保持著交流。 王利芬：CNN国际有多少人在超级办公台工作？ Mike：只有一个人，而且是在亚特兰大时间。所有汇总都发生在办公台，这个办公 台24小时值班，因为全球的时间不一样，这边下班那边正好上班，就像接力一样， 在这个接力过程中，每一个班次的人都会告诉下一班有多少好的故事正在发生，并 且采集进展如何。 王利芬：您的大本营在亚特兰大，怎么能去评价比如说亚洲版的东西呢？亚洲中心 的人会说他们更了解亚洲，而不是您。 Mike：我们的每一个版本都会有相同的引擎式的四五个故事，这是不会变的。 王利芬：比如说，那个女植物人的故事在亚洲人看来可能不像在美国国内这样有吸 引力，亚洲版也会将这个故事作为头条故事吗？ Mike：看CNN的人是在寻找今天国际上最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不应因地区差别而不 同，对于这一点我们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我们要告诉观众，我们所播出的 这几个故事就是今天国际上最重要的新闻。你可以说中国观众并不十分关心那个女 植物人的情况，与此同时在欧洲人们可能很关心，但在英国可能是关于布莱尔的某 个事情会重要，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更重要的是，中国观众在看CNN时并不是要看能 否找到有关中国的最好的故事，我相信他们看中央电视台可以找到这样的故事，当 然中国的故事有足够的重大，那样的话就不仅是中国的故事，而是全球的故事，这 是个度的把握的问题。 王利芬：这种度的把握是由您来决定吗？ Mike：是我，但我并不会在每一个故事上做决定。 王利芬：对于如此大的一个系统，您通过什么手段来实现这种编辑思想的管理的？ Mike：所有的东西都在中央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你可以看到几个版本的不同。都 在这台计算机里。 王利芬：您每天选取的那几个带有引擎性的故事是用什么标准选出来的？ Mike：每个故事的确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在政治上的给人的共鸣，以及在那个地区 的反响。都是关于人类的故事，也会有很多的情感因素，能获得引擎性的故事的确 是有许多种原因。假如有人说为什么你会关心吉尔吉斯斯坦？我们关心它并不是感 兴趣于它的政治问题，而是中亚地区的稳定，我们选取它不是因为它的区域性，而 是这个国家周围的人正在关注它的民主。 王利芬：这个选取过程最重要的是什么？ Mike：是直觉。所有那些带有情感的、富有选取角度的故事。 采访国际频道责任编辑吉姆·谢尔曼 王利芬：我很想知道您这个职位的责任是什么？ Jim：主持人在屏幕前所说的是正确的。在播出之前，我们改掉所有发现有错误的东 西。 王利芬：如果主持人在播出过程中发现错误，他们能改吗？ Jim：当然能。但理论上讲，主持人发现错误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写手先写完稿后， 我们要再改一次。 王利芬：您能讲一下您的工作流程吗？ Jim：我每天早上4点来上班，因为我们第一个栏目是早上7点播出，有4个写手会在 早上4点30分来上班。 王利芬：为什么您要先来半个小时呢？ Jim：来早这半小时是把今天要做的事情理个头绪出来，今天早上我来上班时，实际 上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已经发生了，还有那个女植物人的故事，还有得克萨斯州的 大火，反正有那么几个故事正在发生，你得将这些故事做一个排序。 王利芬：谁来排？ Jim：我们和前方的记者一起商量，这就是说为什么在CNN很重视记者的判断。由于 吉尔吉斯斯坦正在发生著那样的暴乱，我们不得不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这个突发 事件上，我们有图像、我们有记者在莫斯科、我们有人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电话上、 我们与《纽约时报》正在总统府的记者取得了联系，所以这些都将作为我们准备早 上这个7点钟的栏目的材料。我们的制片人在香港，他在那里也在准备著，他在整理 大体的顺序，每隔10分钟我们会打断一次，我们就利用这个10分钟来准备，我要负 责4个小时的节目的播出之前的修改。 王利芬：假如说您并不很熟悉吉尔吉斯斯坦这类突发事件呢？ Jim：我们会先学。 王利芬：那么短时间内完成这个学习是难的。在此之前您做什么？ Jim：我在亚洲《华尔街时报》工作，在北京。我们这里的许多人都有我这样的国际 背景，发生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事情似乎都能找到那个国家的有经验的人。 王利芬：像您这样的职位这里有多少人？ Jim：我是资深责任编辑，共有像我这样的4个人负责24小时的节目。从早上7点到10点 一共有4个栏目，有这样一些人在运作：一个资深编辑、两个编辑、4个写手、一个 监制，这位监制负责几乎每一件事情。 王利芬：节目播出时他在哪里？ Jim：他会在播控室的后排，制片人会在第一排，如果制片人在中国香港，他们都会 用头上的耳机联系。 王利芬：节目播出时您在什么地方？ Jim：我就在这里坐著，我可以听见节目，也可以直接与播控室的人和在演播室的中 国香港的制片人交谈，有时我会在正在播出的栏目中工作，有时会准备下一个栏目， 有时同时有好几件事情要做。 王利芬：每一篇稿子其实写手们已做了修改，还有制片人也会看，但为什么一定要 设您这样的职位？ Jim：这是为了质量控制。我们必须在准确性上、在观点的平衡上非常小心，这些事 情都关系到我们的信誉。你看现在计算机屏幕的左边必须保证我们的标题、编辑内 容，甚至是拼音的正确，还有数字的正确。 王利芬：您怎么去保证您的就是正确的？ Jim：我不仅会检查文字，还会看图像，我会看信息的源头，图像就在计算机内，一 下子就出来了。 王利芬：每一条消息您都检查吗？ Jim：对，每一条。不仅如此，我还会看看上一条消息过渡到下一条会出现什么效果， 比如从那个女植物人的消息到歌星杰克逊中间就会很突然，会很不自然。我们会保 证我们所播出的这个信息流比较顺畅，这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每做完一条都会有 签字。 王利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监制的责任是什么？ Jim：他会负责播出的先后，尤其是有突发事件出现时，要做出这个选择。他会与国 际办公台协商、与主持人交流，根据所发生的事件随时调整播出的顺序。 王利芬：你们是如何看主持人的？ Jim：他们太重要了。主持人必须知道什么时候问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突发新闻时， 我们这边没有准备，这下就全看主持人的才能，他需要即兴发挥把时间度过去，给 我们准备的时间，他们必须知道事件的背景，真正给正在发生的事件加料，而不是 浪费时间。他们每个人都是知识型。当他们正在发挥时，我们的制片人会告诉他们 现在有一位可采访的对象了，你问吧。这位客人有可能是在伦敦，有可能在中国香 港，或华盛顿等地。我们专门有一个嘉宾预定的部门，他们会负责这一切。 王利芬：我有一个问题非常想问您，那就是您以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现在做电视， 这中间会有许多的不同，据我观察，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很难从电视的角度写作， 这个转变的难度是很大的。 Jim：你听说过“会聚”这个词吗？也就是不同的媒介交叉在一起的情形，事实上现 在的新闻教育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写手应是适应多种媒体的，要做的只是针 对媒介的不同做一些调整。 王利芬：您能做一些规律性的总结吗？ Jim：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几乎就是个课程，但我可以说，为电视写作就是口语写 作，就是交谈写作，就是故事写作，而且这个故事最好是你母亲能听懂的写作。而 纸介媒体的写作则需要写作的技巧、用词的讲究以及给人以想象的空间，这可能是 本质的不同。 王利芬：这些都是您从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吗？ Jim：我正在大学教跨媒体的写作，这个课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比如说网络的写作 与纸介媒体很近，但有很大的不同。它的互动性和简短性都是明显的特征。 采访国际频道写手 王利芬：作为一个写手，您在写作之前所用的新闻资源是什么？ Writer：我们首先用的是来自CNN的消息，CNN专门有一批人在写作，他们用的多半 是来自我们各个记者站或经过我们线人提供的新闻，这些新闻多半有一点独家的味 道。然后我们会用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稿子，假如我们的CNN的新闻源与美联社比如说 在死亡人数上不同，我们会用自己的，因为我们的核实过。 王利芬：一般的新闻都会从你们自己的新闻源上找到吗？ Writer：也不一定，他们会将一天中最重要的新闻选出来，但有些东西就没有。像 海啸的新闻和那个女植物人的新闻就会很多，这都是很大的新闻。我们通常用美联 社和路透社的新闻，两个版本我们都会读，读的过程中我们会看看如何去讲一个故 事会更好。看看一个版本中有多少信息量，如果我们的制片人和监制认为某些事实 不对，我们必须去核实。 王利芬：在您写一个故事之前，您看图像吗？ Writer：当然，这是一定要看的，在我们的媒介资源中找，但我们并不去编辑它。 王利芬：是先写还是先看？ Writer：你必须看看图像有什么东西，故事的叙述必须与图像一致，在这台电脑上 我能调出48小时前发生的新闻事件的图像。作为一个写手，必须用准确的语言来写， 这样在合成台上的人会清楚地知道你所讲述的故事和我们看到的图像。 王利芬：谁配音，是主持人还是记者？ Writer：多半是主持人在播出台上就自己念出去了，有时需要处理的话，也可以先 配好。 王利芬：有没有一些作为写手的一些基本写作要求？ Writer：对著图像写作你不能写得特别细致，因为图像已经清楚地在告诉人们，你 必须写些让主持人告诉观众的一些别的东西。 王利芬：在突发事件发生时，你们会递给主持人一些信息吗？ Writer：有时会，有时也不行，你可以想想，突发事件来了，有5分钟的时间主持人 必须对著镜头讲，当时我们无法马上准备那5分钟，这时主持人必须自己应付。当然 我们的监制与主持人随时能通话，他们会提示主持人现在我们有什么样的图像、什 么样问题是要紧一些。主持人在突发事件中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他们必须保持好 的播出状态，他们需要有人提醒他，还必须时常告诉他时间上的限制。 王利芬：我们编辑一条新闻的人一直就是写这条新闻的记者本人，只有他才知道最 真实的情况，编和写是一个人，如果分开，您怎么保证您写的与图像那么合适？  Writer：你看，这是已编辑好的图像，如果这是个40秒的图像我可以从12秒开始写， 我应该写28秒。有时我们觉得图像不是很合适，我们会要求重新编辑，但我们不常 常那样。 王利芬：有时一段图像不需要任何解说词。 Writer：对，那是最好的图像，它自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王利芬：有没有关于写作的一些原理性的东西？ Writer：这完全取决于故事本身。比如说那个女植物人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很清楚， 她很有可能要死。假如我们反复讲述那个故事的话就很不好，而是增加一些变量同 时选取一些新的角度，或者对这个故事在情绪上要有一些把握。有时一个复杂的故 事你必须多增加一些事实以便让读者去理解，如果是一个政治故事，你必须将一些 基本的东西、技术性的知识增加进去。所以我觉得有两点：一是故事本身的性质； 二是故事已经进行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王利芬：您一天工作的日程是什么样的？ Writer：你看我们今天来，首先是看我们内部的新闻源，看看有什么发生，接著开 会，然后我们开始写，就是这样。我们是好几班倒，一般来说，我们必须在栏目播 出4个小时前来，这样在开会之前已有两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开完会后有两个小时的 写作时间。 王利芬：谁布置您写什么？ Writer：编辑。 王利芬：他们会根据您的兴趣和擅长来布置工作吗？ Writer：是的，有些人擅长写硬新闻，有些人擅长写软新闻，编辑也会问我们愿意 写什么。 采访国际频道高级制片人萨拉·亚格林 王利芬：您的职责是做什么的？ Sara：我并不负责为某一个栏目工作，我所做的事情就是规划整个CNN国际的一些项 目，主要是策划未来的重大事件。 王利芬：您策划之后会交给栏目吗？ Sara：有时在某些节目上我也会深入到一个特别的播出时段中，栏目的制片人必须 知道我们的计划，但我们主要的还是看一天的大体情况，而不是某一个栏目，大体 的新闻事件的发展。 王利芬：您和监制这个职位有什么不同？ Sara：他们主要是负责某一时段的节目，4 个小时或者是3个小时一个单位，他们是 在播控室工作，而我主要规划未来发生的事情，我向Mike报告我的工作。 王利芬：那么您的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Sara：我整天在这个办公楼中与不同的部门协调，确保我们未来将发生的事情在我 们播出时得到保障，我会找国际任务台、找邀请嘉宾的部门、找CNN 国内报道的人， 我们会商量未来几天里新闻的主要进展，也就是说不是为今天而忙，而是为明天， 今天的事情我们新闻室的人在忙著。当然我说为明天，不是很长的规划，是短期的， 大概一周的样子。你看我们现在正忙著吉尔吉斯斯坦的进展、复活节、教皇的身体 健康，还有就是看看其他故事发生的可能性。一旦我们的计划得到确定，我们就会 与国际任务台联系，我们会知道哪些记者是可行的、哪些材料是可行的，我们当然 会根据不断发生的新闻来调整我们的计划，当然我们会考虑到所有的不确定性，像 大选这样的不确定性就比较少。还有一部分工作就是看一年的年历，看看有哪些大 事件发生。 王利芬：您每天的工作伙伴是固定的吗？ Sara：事实上没有固定的人，我就是规划未来的代表，有各种方案讨论，与各个不 同部门的人交谈，有一个监制是专门负责周末节目规划的，她会帮助我完成周四、 周五的节目规划。 王利芬：您每天工作的日程是怎样的？ Sara：经常会在中午开会，就是你参加的那个会，我们会在那个会上决定谁或者什 么故事会成为第二天的主打，同时我们也会调动我们的资源，Mike常常会参加那个 会，以便知道接下来的安排。 王利芬：中午这个会是每天必开的吗？ Sara：是的，这是每天必开的，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周末的员工会少一些。 王利芬：我听说您在规划北京的《财富》论坛，您是怎么准备的？ Sara：我们有一位副总裁Deborah在总管，她会担任这项任务的总制片人，我目前为 她工作。我们会与中国香港那边一起工作，也会从这里送去一个主持人班子，我们 驻北京的人正在拍一部关于这个论坛的纪录片，这周会播出这个纪录片，在《财富》 论坛那一周，CNN会播出多一些有关中国的节目，《CNN Connect》这个栏目会主要 报道论坛的重大事件。 王利芬：您知道是如何具体准备这场报道的吗？ Sara：很多的策划，很多的会议，我知道Deborah那边正在与《财富》杂志的人紧密 合作，还有CNN驻北京方面的员工，要进行直播、与嘉宾邀请部门合作、将所需采访 的人排序等。 王利芬：关于内容方面的策划呢？ Sara：这方面我们开过很多会，我们有一个小团队每周开一次会，专门针对编辑内 容。有一个主持人正在深入了解，还有一个专门进行嘉宾邀请的制片人也会去北京， 还有其他制片人正在针对请什么样的人来谈、报道些什么内容进行讨论和研究。  王利芬：你们会请外面的专家来参加这样的会吗？ Sara：我们会请不同的顾问来谈，也会与一些中国问题的专家交换意见，但通常我 们并不付费给他们，因为我们都是非正式的交谈，比如说一起吃午餐、一起喝咖啡 什么的，或者开个小型的电话会议，不是那种策划，而是弄清究竟什么样的问题是 实质性的，确认我们的编辑方针能直正围绕这些实质性的东西转。我们会在经济的、 社会的等各种问题上进行考虑，不会太表面。一般来说在CNN只有很少一部分会将精 力集中在某些领域内，更多的是通才，也就是说他们的知识积累非常广泛。我们所 报道的是全世界，我们会很快进入教皇的报道，也会很快进入关于中国的报道，在 中国的不同问题上我们会有一些真正的专家，他们会指导我们。 王利芬：我很想知道您工作的烦恼。 Sara：我的烦恼是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有那么多好的故事，当我花完整天 在阅读关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故事时，我不得不关注中东的进程，当然还有其他故事 的进展情况，但这个工作的确具有挑战性，它让我明白世界上那么多地方的那么多 事情，这是一个让人处在信息流中并保持与时代步伐同时前进的工作。当有突发事 件出现时，我总希望能在播控室做任何有利于我们节目播出的事情。 王利芬：我知道您以前是做监制，那时您给主持人递问题吗？ Sara：在做现在这个职位前，我做监制做了很多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栏目中、在 播控室，与制片人和主持人很近地工作了很长时间。我们有很多好的主持人，他们 会问他们自己想问的问题，但是我们会讨论提问的角度，尤其是我们希望播出的角 度，如果被采访者是这个方面的专家，那就应该发挥这个专家的长项，集中在这个 领域提问，一般来说，我们并不会提前给主持人问题，他们会在采访中自己发挥。 王利芬：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CNN报道的是关于全球的内容。 Sara：对，有时需要主持人在1分钟的时间内反应出最机智的问题。但我们有一批很 棒的主持人，他们能在短时间内吸收信息，做很好的采访，他们对于许多国家都有 极好的知识积累。 王利芬：其实就是Mike的一个具体的实施者是吗？ Sara：是的，我向他报告每天需要关注的故事，确认我们的监制明白我们想要做的 故事，并去发展那些需要关注的新闻事件。当然我们并不决定一个栏目做什么，总 之是一种通力合作。每天早晨，栏目都有自己的会，他们内部进行讨论，他们会讨 论出今天做这个那个，在这三个基本点上展开，但Mike会把握他们的方向。 王利芬：如果你们认为想要做的栏目实际上并没有做，出现了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 Sara：假如这样的情况出现，Mike会与监制交流，通常这种情况都是Mike处理。  王利芬：你们会有一些专门总结所播过的内容的会议吗？ Sara：有时Mike会召集所有的监制，告诉他们现在我们往回看一下，看看我们播出 的这个故事或者那个故事，看看我们的真正长项在哪里，我们的弱项在哪里，从中 学习自己的经验，看看哪些是在未来的报道中可以避免或可以借鉴的。 从上述我对CNN国际频道几个主要职位的采访来看，其核心在于功能拆分，这是西方 组织结构中的基本管理理念。 拆分的用意在于让每一个组织成为一个为合作留下接口的开放性团队，因为在CNN， 这种合作不只是大型突发事件的报道，而是渗透在每一天的常态节目中。比如说， 我们看到的CNN亚洲的演播室在中国香港，控制台则在亚特兰大，也就是说，中国香 港的主持人眼前的稿子来自美国的亚特兰大。CNN的这种组织结构设计为的是将那种 随时播出突发事件的流程日常化，并保持可持续发展。 世界太大，自己太小，生命太短 开始写这本书的前半年，我一直处于一篇英文论文的折磨中。当我提笔用中文写作 时，一种自由抒发的快感洋溢在周身。 在布鲁金斯协会的办公室里，我一直打开著一部收音机，终日停留在立体声调频上， 这是一个专门的古典音乐台，一曲接一曲的欧洲音乐让人终日处在一种有节制的激 情涌动中，不同的乐曲不仅会带给我情绪上的变化和地理上的向往，更多地让我感 到了解另外一种文化和符号是多么重要，而这，对于人类共性和个性的深入理解几 乎是唯一的一把钥匙。 而对于我来说，对外在世界的任何认识都会促发自我内心的 审视。当我在许多人的帮助下终于完成论文并在此基础上讲演后，最欣慰的是我知 道用非母语写作的难度，并将永远放弃这种追求-这可以说是我平生第一次丢掉“知 其不可为而为”的信条。回想从小到大一路跌跌撞撞的我总是不服输，总认为什么 事情靠所谓的非凡努力就可办到的样子不禁哑然失笑。在这种释然的一笑中，我想 我长大了，人是在对象化的认知中长大的。世界好大，自己好小，能人好多！越知 道这一点就越觉得自己有限，生命的有限，能量的有限，理解的有限，视角的有限， 知识的有限，技能的有限，可做的事情有限。 因为有这么多的有限，其实并不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种励志型的口 号以前总让我们激动不已，让我们的血液在周身加速流动，让我们内心的混合愿望 迅速攀升，让我们觉得在许多的相关领域似乎无所不能。若回望中国企业家的20多 年的奋斗历程，中间败北的原因多半不是因其小而是大，看周围许多热闹的人生， 总是栽跟头的还是那些头衔太多而不是太少的人。我们的人生需要激励，需要感召， 但更需要的是要看看世界有多大，自己有多小。只有发现后者才会有一个平和的心 态，才会找到一个走向所谓成功的恒久的路径，也才会真正将自己微弱但很独特的 光聚集起来，并尽可能地发射出来。 来美国之初就打算写一本如何明白美国的书，这种大而无当的选题，让我几乎掉进 了一个不仅是知识上的储备，更是关于美国社会生活实践的汪洋大海里，其捉襟见 肘的状态可想而知，不要说我在这里只待一年，就是毕其余生也不见得能完成这个 大而无当的命题。 我在美国的一年中活动空间只是两个部分：一个是美国电视领域， 我采访了美国五大电视网中能够采访到的人；二是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居住在首 都华盛顿。 一年的时间的确太短，写这样的书的确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准备、更频繁的旅 行。但是，如果时间长了会对很多的事情习以为常，表达的愿望也许会逐渐降低。 我不想给自己任何的借口来推延这个艰苦的写作过程，之所以说艰苦，一是联系采 访各大电视网并要在那里对一些核心人物和对许多职位进行详尽的采访并不容易， 这中间所费周折真是一言难尽，好在我有一年的时间可以与他们协商，我可以等， 我有耐心，我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二是所有的采访用英文进行，请助手从录 音机上整理出后，面对几寸厚的文稿我又要将之译成中文，这个过程时间和精力投 入之多超过了我的想象。 每每与国内同行们沟通，听到他们所问到的关于美国的问题、关于美国电视媒体的 问题，我深感有必要把我所看到的用合适的方式告诉他们，虽然我所了解的极其肤 浅。作为电视从业者和传播者，我相信这也是我的职业责任，所以在我写作过程中， 我心中的读者就是这些有愿望推开外部世界的窗口的同行们。 随著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加快，我的同行中会有更多优秀的后来者走入美国电视这 个行业，了解更多、更全面、更深入的东西，但我希望用我这一年的肤浅认识来为 他们打基础，更希望用我的视角来看一看我所了解的美国和美国电视行业。 本书之 所以得以完成，我首先要感谢布鲁金斯协会外交政策中心的行政助理朱丽亚· 凯茨（Juia Cates）女士。在刚到布鲁金斯的日子里，是她带我熟悉了许多在华盛 顿学习和生活的注意事项。我到布鲁金斯后交出的一个年度计划不仅是在她的帮助 下一步一步完成的，而且每走一步她都以最能激励我的方式希望我完成自己规定的 计划。我每出差一地采访都要在当地与她通一次电话，向她报平安，向她说说我的 顺利与难度，她也会以一个美国人的观点给我许多的提醒和关照。她似乎已经成为 我在华盛顿的一个亲人，当我结束了一年的学习要离开时，我们俩一起再回过头来 看我刚到时制定的计划一一实现并超额完成时，她似乎比我还高兴，因为她见证了 我每实现一个计划的个中喜悦和艰难。 感谢田溯宁介绍我认识了他多年的好朋友薛海培，他是我在华盛顿交流最多的人， 说是交流基本上都是我在向他请教。我所提出的关于美国政治的问题、社会问题在 他那里基本上都会得到解答，如果他不确定，他总会如实地说他这一点并不清楚， 然后他会向别人请教。他的可贵之处并不在于他的知识面的广博，更重要的是每每 从他的交谈中，我总能感到他身上那种很深的人文情怀和对大自然发自内心的热爱。 这种情怀我曾从我的导师谢冕教授身上感到过，但这种东西在今天中国的快速发展 中不能不说是一种稀缺资源。 我还要感谢的是布鲁金斯的黄靖博士，他在繁忙的日程中常常走进我的办公室给我 许多提醒和建议，在我的英文论文写作的后期，他亲自动手逐句为我修改了论文的 全部，他的修改稿我至今还保存著，因为经他一修改，论文水准提高了许多。当时 他忙碌的程度我非常清楚，我知道这个修改让他花去许多时间。我还要感谢他的助 手李晓汀，他的专业是政治学，在我的论文写做过程中我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 每当我思考论文构架感到不清晰时，我总会向马里兰大学的张曙光教授求助，在与 他交谈的过程中，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西方教育的认识以及他看问题的穿透力， 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也曾与他的博士生钟布多次交流，他曾在CNN的制 作部工作过好几年，从他的言谈中，我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 布鲁金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的职业态度让我十分尊敬，在本书写作过程 中，我需要 借阅大量的关于美国电视新闻方面的书，有许多书布鲁金斯图书馆并没有，他们不 厌其烦地一次次从外面图书馆调入，然后送到我的办公室。面对他们的支持，我总 想一定要好好写这本书，否则对不起他们的劳动。 我还要深深感谢迪士尼集团副总裁唐军先生、曾在CNN工作过的梅燕女士、我的朋友 迈克尔·施巴克（Michael Spiessbach）先生和刘白芳女士，与我同时在布鲁金斯 做研究员的密西根大学的教授李侃如先生、我的朋友于莹女士和他的先生，是他们 的各种帮助让我得以完成这本书，以记录这个对我来说实在不平凡的一年。我还要 感谢那些在忙碌的工作中安排时间与我见面的那么多的被采访者，我希望他们的时 间没有被浪费。 在本书付印之际，我已回到北京与我的女儿迪尔一起生活，仅此一点我就感到无比 的欣慰和踏实。因为一年中与她的分离让我条分缕析地体验了思念的揪心，那种分 隔带来的尤其在黑夜来临时的煎熬，多少次几乎让我放弃所有的所谓追求，而只想 过一种最最平实的团聚生活。以前做《对话》栏目时，我已错过她成长的一段时光， 但那时由于没有地理上的阻隔，我能顺利走过来。而在美国的这一年中，我无数次 看着布鲁金斯协会五楼墙上那幅硕大的世界地图发呆，中国和美国横隔著一个太平 洋，真是太遥远了！ 我当然要感谢我的先生和我家人对我的支持，一个成年人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是那样 的不易，当然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明白以前并未体味那么细致的人生旷味，最最 让我深切体会到的就是我这篇后记的题目：世界太大，自己太小，生命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