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专栏】中华民国不万恶
读《南昌起义时期中国工人的工资》有感
近来读了几遍《南昌起义时期中国工人的工资》，其实说的是中国20世纪大革命时期到全面抗战前夕市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引用的材料是共产党高干张金保、包惠僧的回忆录，还有毛泽东的《寻乌调查》，以及《银元时代生活史》、《劳工月刊》、《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工人运动史》、《青岛党史资料》、《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最后的结论是：中华民国并不水深火热。
武汉纺织女工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南昌起义前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每个月挣十四块钱，第二年，月薪30多块钱（注：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女工工资平均20元。）。30年代武汉一般工人月工资平均15元。汉口家悦昌新绸缎局店员工资由10元到40元。湖北黄冈人包惠僧，领导过“二七”大罢工，谈及武汉工匠的工资，说：“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20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4、50元……小工和临时工……从8、9元到11、12元不等……”“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
市民跟工人一样不苦。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作者，20年代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8元，当时上海市卫生局科长，月薪30元；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山东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教师的月薪，武汉小学1926年底20个银元以上、湖北省立第一小学1933 年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教师月薪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
小时候听共工中国老师讲，民国工人过的是包身工的苦难日子，所以闹革命。包惠僧的回忆录有意无意地暴露了我的老师在撒谎。当时北洋军阀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员工联谊会，各段各厂各站，大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免费专收员工子弟。当时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民国时期的工人，不管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张金保在纱厂，第一年月薪14块就能养家。包惠僧在铁路，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完全吃得饱饭。张金保第二年月薪30多块钱，生活就“开始有了些积蓄”。陈存仁在上海8元钱过日子可以“剩下五块钱。” 中华民国市民中无论男女，生活都不在水深火热中。作家、教授如鲁迅，在北京1000元银元购买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带小花园。
鲁迅是个小人儒，看其极具情绪化的作品，完全看不到民国市民的真实生活。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斤0.07元，面粉1斤0.077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食盐1斤0.043元，白糖1斤0.096元……20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1929 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据《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说：北平、重庆也差不多。一直到30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国计民生产品跌价。汉口市场上，1斤猪肉1934年0.29元，1935年则0.198元；鸡蛋跌幅几乎跌了一半；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3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00元跌到 40元。如此民国生活，鲁迅真不该恨。
依照老话说，鲁迅是生在福中不知福。看民国房租价格：上海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平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这种环境极差。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中华民国20、30年代流通货币是银元和铜板。据传，普通人家10块银元就可以开一家中小规模的饭馆，一块银元，够一个3口之家过上大半个月，据此推断，30年代一块银元值现在500块钱左右。
顺藤摸瓜，我们可知：日本侵略中华民国之前，中国人生活安稳，人际关系和谐。20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今日13500元。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其他市民也生活悠哉游哉。汉口家悦昌新绸缎局店员，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盈余按16股分红，店东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也就是说，中华民国工人运动没有自发性，全是共产党阶级斗争思想的煽动。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即今日1万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元以上，即今日20万元。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即今日2.5万元以上，达到小康水平；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等中级职员家庭，月收入100元以上，即今日5万元以上，进入中产阶层。抗战前10年确实是中华民国大陆的黄金10年。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就从店主和店员的关系侧面承认了中华民国市民关系的和谐：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开始做“帮工”，“有了些钱用”，老板会送20多元盘费和礼物“回家去讨老婆”或“看父母”；一年之后留用做“先生”，有薪俸“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生意好“逐年增加”。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毛泽东的评语是：“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断了中华民国稳健的现代化进程和毁灭了市民的红尘客梦。八年战乱使国民生活熊市般下跌，性情浮躁，很容易怨国民政府，也很容易信共产党的谎言。因此抗战后四年，华夏民国被逐出大陆，共工党国创立。
从1950年起，共产党“领导”中国至今60年，继续“不周山下红旗乱”的共工撞山似的邪道，为权力争斗不屈不挠，以“新旧社会革命史观”给中华民国的大陆遗民洗脑，神化猴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社会进步”的发展歪理邪说美化对传统的思想和社会的颠覆和破坏，60年如一日全方位多花样地给中华民国遗民及其后裔洗脑，一个也不放过，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建成了一个以共产党为天、为道、为神的现代部落：话语颠三倒四，思想情感怪异。
最为明显是思想散乱，以各式各样的社会进化论话语贬低中国从神话传说到中华民国的上下五千年的正史，基本颠覆和否定历史上的好人好事，却将坏人坏事予以正名，传播和维护这60年“血染的风采”，思维话语的主导方向是：以旧社会否定华夏真中国，以新社会赞颂共工假中国，完全失去用正与邪、善与恶、君子与小人、正人与流氓的正统话语谈论中国的能力，过着非正常的生活。
的确1912至1949年的中华民国没有很多今天的新事物，比如电视、互联网。那只是历史安排还没到那一步，并不能成为以此控诉中华从黄帝王朝到国民政府的无能和万恶。中国五千年基本上是君子、正人教化的社会，正与善是主旋律。新旧社会和新旧中国不是中国人的话语。良心告诉我们：不能万恶化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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