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维光:文化大革命和文革的研究问题（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我是德国的仲维光。我今天想和大家谈的题目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问题。
一．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
1.因为现在我们又经历了一个八月，在二零一零年八月的时候就使我想到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八月正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现在为什么要来谈文化大革命这个题目？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当初在文化大革命里，我是做为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跟着共产党搞文化大革命，当时是积极的拥护共产党，积极的在跟共产党搞这个革命的时候，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一个非常正义的事业，是一个非常值得从事的事业。
但是到六八年、六九年以后，突然发现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和我追求与想像的不一样，于是乎我慢慢的再去反省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是被骗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那么为什么今天要来谈这个问题呢？我就是想从我自己的经历，从我们那一代人的经历来跟大家谈一下如此“黑暗”，我们当初却为什么没有能够认清共产党，跟着共产党了。其二因为今天我们很多的年青人，很多在大陆生活的人还在重犯着当初我们的错误？我们这一代人在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犯的错误在中国最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
我们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五零年左右，中国人跟着共产党搞土改，现在看到在当时那个土改它是共产党通过所谓阶级斗争，一部分人要消灭另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剥夺。甚至可以说是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机器以后对于农民、对于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掠夺。可是当时我们很多的中国的民众在积极的跟着共产党，他们以为自己能在这里获得一些利益，以为斗了别人，分了别人的财产自己能够从中有所得，走向一个更好的未来。但是不久，或者几十年以后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害了别人也没有给自己带来好处。
这样的例子在其后的三反、五反，尤其是五七年反右，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大家都体会到这样的过程。大家当时都认为共产党搞的是对的，或者一位整肃的是别人，和自己无关，盲目的跟着共产党整肃另一批人。到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就更是一个极端典型的现象。
我为什么来讲这个呢？还因为这个现象在共产党统治下从来也没有改变过。到今天为止大家可以看到，八九年的时候共产党出动军队、坦克镇压学生；九九年的时候共产党开始残酷镇压、迫害信仰法轮功的民众；到了今天，共产党在国内利用所谓搞奥运，所谓搞世博，对于维权人士、对于异议人士的进行残酷迫害。这一系列的残酷迫害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但是就是在今天，有很多人在共产党的迷惑下，在共产党用所谓经济问题优先，用所谓安定为优先，用所谓民族利益优先这些各位不同的口号、不同的幌子，依然使很多人在跟着他们搞。事实上，这些口号就像当年我们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样，共产党利用反对资产阶级特权、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所谓口号来倒行逆施，巩固他们权利的残暴的措施。
现在我讲这个题目就希望大家能和我们一样，不再走六六年六月那错误的道路，能够反省自己，能够使自己的一生尽量的不被共产党利用，不走弯曲的道路。
2．如何认识“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那么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第二点就是除了我上面讲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今天文化大革命已经和二次大战一样，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约定俗成，一个大家都不否认的一个负面的案例。没有人再敢于否定这点，所以我们就可以来从这个负面的案例来反省一下，来重新认清一下共产党及共产党社会的一些特点。
今天对于这个文化大革命来说，大家都认识到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但是如何来看待这个判断？如何来否定文化大革命？各个人的看法又不一样。
对于一些所谓老干部来说，对于邓小平这些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黑暗是因为整肃到了他们；但是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尤其对于那些比如说出身不好的或者其他人来说呢，文化大革命则是最残酷的利用阶级斗争迫害了那些民众；另外一个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说大家也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道德传统进行了一次最彻底的破坏，从物质上，文化大革命对于以前存下来的书籍、以前存下来的文物等等等等,都是一个彻底残酷的破坏，都是最大的一种毁灭；再有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青年人来说，又是因为他们失学，毁灭了他们的最美好的青春，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们整个一生。总之文化大革命曾经有过很多的罪恶，曾经有过很多不同的让人们感到不能容忍的罪恶。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黑暗在哪？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又有不同的认识，因此我今天就来看一下如何来看待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里就涉及到不仅是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发生的，而且涉及到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认识，究竟如何来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
二．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文革研究”问题概述：
第二点我就想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文革研究问题。也就是从前面所讲的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进而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究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看法究竟有哪几种。
1.这里讲的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今天大陆人常见的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各种反弹，这种方法我把它叫做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在不同方面的表现。
这里我为什么这么提呢？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的文化给共产党社会对于文化问题、知识问题带来一种典型的看法，一种典型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通常说的假大空的方法。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共产党社会共产党它一切是为了政权，它在为了政权的时候，其它的一切工作、一切的东西都是一种为了这个政权的宣传。所以在共产党社会里就带来了它在文学上的主题先行，就带来了它历史学上的理论代实这一系列的现象。
在今天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上，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上也有这样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在谈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人如果还是在共产党这一套的语言、思想方法中，还是在这个铁桶里的话，那么他对于共产党社会的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看法就可能只是观点的不同，而在他所用的方法上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方法。
在共产党社会这种所谓“研究”方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应该说它是反映在很多方面。在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现在的报刊、现在的知识界、在大学里等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也就是它的概念、思想都没有变化，只不过是它的观点有了变化。比如过去是跟着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现在是来批评文化大革命，但是所有的批评、拥护也好，基本上用的语言、方法是一样的。
除了我上面讲的这个普遍现象，这里还有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第一个就是大约二十年前严家其搞的一部《文革史》，这部《文革史》基本上用的是过去三、四十年来在中国主流媒体、主流知识界、主流社会用的那些语言方法，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汇编到一起。
第二类就是一些造反派、一些所谓文革中其它思想流派的人，他们搞的一些文革研究。例如如今在海外的刘国凯，以及其他如郑义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阐述与看法，实际上观点上和当初六六年是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在运用的语言，在对于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上，就是我前面讲的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方法。它不是一种学术的方法，不是一种跳出了这个社会的采用一种更开阔的思想方法的这种研究。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好比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过去我们在共产党社会里生活就好像在井里生活一样，那么我们过去在井里看天我们大家都在歌颂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但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变化以后呢，我们突然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这个时候我们在井里看这个天的话和以前看的方法不一样，我们知道天不是那么小，必须先跳出井来。但是如果你跳不出这个井的话，或者说你没有冲动要跳出这个井，那么你看这个天还是那一小片天，你无法从一个更开阔的框架来分析、了解到底你这个井外的天是什么，又到底从井外看这个井是怎么回事。
我前述的这几种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属于没有跳出共产党社会加给我们的意识形态的框架，而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一些看法。尽管这些看法不同，尽管他们之间，甚至与共产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有争论，但是它们基本的方法和概念还是一样的，就是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式的方法。它不是研究而是以意识形态对抗意识形态。
这里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就是最近几年里突然又流行一种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例如以叶维丽为代表的一批人，这些人尽管还曾经在美国留过学的人出来谈文化革命的方法；再如在香港中文大学所编的一部所谓《文化大革命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部分。在这些所谓文化大革命史的谈论中，同样也还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式的方法。这些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当今世界国际学界的看法，国际学界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大家可以仔细去分析、研究这些个所谓文革研究使用的概念、方法。这些研究还是在共产党社会过去给的框架里。可以说这是一篇典型的博士论文题目：如果你去辨析这些概念和方法的话你就会发现，极权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式的方法和一般研究有哪些根本的区别。
2.尽管如此，在大陆及海外中国人中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我认为还是有一些新的冲动、努力和成果。这也就是说试图跳出这个井的框架，这个井的封闭的，有一些学者在力图做这些工作。在平行于第一种，第二种在海、内外学者努力试图另外一种尝试，并且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果里，我认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一种具体的对于文化革命的资料、史实的研究。这样一种具体的研究首先它就跳脱了过去意识形态式的，只是从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念上来提出不同意见的，而那些个看法和概念实际上用的还是共产党那套语言的。第二个研究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他们走向了历史的事实，开始把文化大革命曾经出现的事情、出现的问题一个一个的整理，力图给重新研究文化大革命提供一个更开阔的眼界，提供一些更扎实的资料基础。
在这里为代表性的我认为可以数在美国的王友琴，出版了一本《文革受难者》。这本《文革受难者》就是通过大量的调查，整理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来揭示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宋永毅等人，他们则整理了大量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资料。
另外就是在大陆有一个学者叫杨健，他通过搜集、整理大量的文化大革命中关于一些青年们在思想、文化、文学上追求的资料，出版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这样的一些书；
第三类就是王荣芬女士。她由于自己在文革中以死来反对毛泽东搞文革，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坐了监狱十三年以后被放了出来。放了出来以后，王荣芬女士又来到了德国，取得了社会学博士，然后她一直在从事关于社会学的德国学者美国问题的研究。因此王荣芬在她的工作里，既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于一种良知来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个事情进行了一些辩驳或者一些揭示。另外在她叙述的方法里也用了一些新的方法，也跳出了那个社会的一些框架；
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王友琴女士的工作，王友琴女士的工作做的虽然是一些最原始的材料的工作，历史事实的工作，但是王友琴女士在这些研究工作里她又很敏感的在思想、在眼界上突破了在大陆所加给的框架。因此王友琴的工作使我看到她所使用的语言、概念等方面，都是跳出原来那种意识形态式的。
其次是宋永毅先生的工作。他对于资料工作付出的艰苦劳动当然值得推崇，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他的研究方法也有了变化。以上对于中国学者两类研究，我的看法和我的介绍当然非常不全面。还有很多人,例如丁抒等人的工作都值得评述，这里我只取了几个典型。
3.我来介绍一下国外学者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我觉得在大陆翻译的以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麦克法考尔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著述和为代表。这位麦克法考尔教授他过去是个左派，后来他从左派对于共产党、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些问题有所觉悟，因此开始来研究这些问题。由于麦克•法考尔他在西方社会生活，他做过记者，他也受过西方社会一般社会正常那种训练和教育，因此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首先不是意识形态式的。但是其次由于他自己曾经有过的这种左派经历，所以他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叙事的思想使得麦克法考尔还没有跳出来他自己的框架。例如他对那些材料的安排，他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人的意见分歧，他又把他们的意见分歧具体化了，到底是谁要怎么搞，谁要怎么怎么样。实际上麦克•法考尔的这些看法在很大成分还是沿用他过去一些左派思想。
实际上我刚才讲的中国的意识形态式的那种研究方法从哪来的呢？就是从西方来的，是从西方左派整体的那些对于社会的分析的方法中把它扩大化、极端化，就成了共产党社会的意识形态化，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社会的那种意识形态式的研究。因此叙事方式上，在他的思想的角度上，這兩本文革史还有很强的所谓左派思想烙印。但是左派思想是可以讨论的，变成意识形态，以及使用意识形态式的方法，在研究领域则不仅必须避免，而且要拒斥。
4.在跟大家介绍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的时候，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我觉得在这里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是在九六、九七年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人曾经是毛分子，后来反叛出来了。因此对于共产党社会的运动，对共产党社会各种所谓的这些群众运动或者其它的整个发展变化对群众的、对民众迫害的这些现象的研究，超出了他原来的框架，甚至对那些框架做了一些深刻的反省。
在这类研究中，除了我刚才讲的毛分子那些彻底反叛的以外，与此平行的还有西方的自由主义学者，他们对于共产党问题，对于共产党社会的问题，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甚至可以说过去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来所做的研究，实际上和刚才我说的黑皮书为代表的那类学者的研究他们基本上是会合在一起的。
这样一些学者他们对于共产党社会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因为语言问题，研究者不懂中文因此当然无法直接的专门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很多是间接的涉及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例如在黑皮书里就是间接谈到中国各种运动所造成的恶果。另外还有在其他的学者中，把共产党、共产党社会做为研究对象的这些学者的著作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常常是做为其中的一章出现的。而在这些学者里，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我觉得有很多的借鉴作用。
这里除了你看那些一般的关于共产党社会马克思主义这种批判、分析的书中，做为一章的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另外还有几个非常值得借鉴的，类似的研究案例，那就是对在苏联二十年代后期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研究。由于苏联的一些学者他们和西方的联系更加密切，因为语言关系，所以实际上在我讲的第四类西方学者对于共产党社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有一部分对苏联文化革命研究的书，非常具体的细致。这些书很值得我们中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时候来做为参考。在这样一类自由学者里，他们对于共产党社会的研究，他们实际上是把中国的文化革命做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从共性来看它的特性、特殊的地方。
这里除了黑皮书，关于苏联二十年代文化革命的书外，我还想特别要要提到是德国的奎南（GerdKoenen），他曾经是德国六八年的左派，毛分子，后来改变了看法，研究写作了很多关于左派思想，以及共产党社会的文化问题的书籍。对我们来说非常值得一看的是《伟大的颂歌》，记述了二十世纪那些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们对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领袖崇拜、个人神话。
5.在涉及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非常根本性的问题的研究中，又牵扯到第五个，就是社会文化思想史家的一些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看法。在这类学者里我觉得比较重要提出的是德国的迈尔教授（HansMaier），德国迈尔教授，曾经任巴伐利亚文化部长，他是弗格林的学生。他一直在从事极权主义与宗教文化研究。他在九六年的时候在慕尼黑主持了一个系列研究，就是极权主义和政治化宗教。在这样的题目里实际上就涉及了在二次大战以前开始的，在二次大战以后一直不断发展的对于为什么世界上当代会产生极权主义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研究。而在这种文化研究里他就把宗教文化和其它社会文化结合起来。
德国这位社会学家他自己因为不懂中文，没有直接的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现象里，从希特勒在德国崛起的现象里进行对比，他就发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希特勒的崛起在很多的地方是一样的。例如毛泽东的毛语录编纂的形式以及里边的语言基本上都是和西方社会产生的希特勒集权主义这些东西是类似的。而且他讲了这个毛语录的语言和编纂的方式和使用的方式，基本上都和基督教文化的一种政治化是类似的。另外耐尔教授还提到在八一八在天安门广场检阅，那些检阅的方式以及歌曲这些东西也都是和基督教的那些形式是类似的，因此他认为整个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很类似于基督教的政治化、世俗化这样一种产物，也就是一种没有神的宗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近代化，基督教世俗化的产物。第五类社会文化思想史家的研究也可以使我们中国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可以从一个更开阔的角度来研究文化大革命。
这里我介绍的这五类研究，从后面四类我们都可以看到和第一类我前面讲的意识形态式的研究的区别，这四类学者和第一类的区别就可以使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文化大革命，怎么样去研究文化大革命。
这个比较应该使我们看到，中国学者在中国社会时下还延续六六年到六八年乃至其后一直到今天统治中国的那套思想方法、那套概念，也就是说还在那个井中看那个井上的天，看那个井中间的墙壁是怎么回事。我们必须要跳出来，重新从世界的范围，从一个更普遍的人类的思想、文化范围，实际上也可以说重新回到四九年以前那种中国传统社会，传统的那种没有割裂的、不封闭的那些思想方法，文化传统中来讨论文化大革命。你可以有你看法的不同，但是你的思想方法一定要从共产党强加给你的那种教条、专断的，宣传式的假大空的方法里跳出来。这里就是我谈的第三方面，在我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几种方法以后要谈的，就是我自己对于文化革命的看法。
由于我自己曾经亲自参加过文化大革命，也由于我之所以走上今天这个道路，走到今天，就是文化大革命教育了我，使我开始反省文化大革命，来导致我今天选择了我这个专业，这个思想方法。因此在我整个二十年、三十年的工作里，实际上也是几乎整个半生都是在从思想方法上、知识框架上准备来重新清理过去的思想方法，重新来清理过去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就是说一直在准备怎么来更好的认识文化大革命。
好，关于这个题目我今天就谈到这里，下次再见，谢谢听众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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