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中国家在硅谷 子女教育影响“海鸥族”回国

海归戴静怡带着一双儿女告别老公回美国了。在机场,她的心一直突突跳。毕竟,这是他们结婚20年来第一次长期分别。曾经这两夫妻的底线是无论多苦多难都要厮守在一起,因为一旦牛郎织女,婚姻的质量和安全都无法保障了。

让戴女士下定决心回美国的是她还有两年上高中的儿子豆豆。

豆豆在美国出生,小学三年级时才跟着归国工作的父母回到上海。中国的教育模式让他们全家伤透脑筋。儿子个性的变化和老师的冷言冷语,更令这对夫妇忍无可忍。

不止豆豆,很多海归子女对中国的教育体系都相当不适应,特别是在国外出生的孩子。甚至有人称“中国现行教育是阻拦海归报效祖国的马奇诺防线”。

对于海外归鸿来说,能回来独挑一个项目的人,一般都在35岁以上,拖家带口,在海外发展已经很不错了,要抛弃的东西非常多,家庭是其中最重要一环。

“引进人才重要,维护人才更重要。”有专家指出,“吸引‘海归’的物质支持不可少,精神支柱更加不可或缺,一个是支架,一个是灵魂。归国人员的家庭安置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子女教育是海归心中最大的痛

在国外的时候,这些留学生觉得孩子太轻松太放纵,说要管教孩子赶紧回国;到了祖国,他们又受不了教师对孩子的过分严厉和教育体系的刻板。一位从温哥华回来的父亲说,他孩子上学的地方,为了不把操场上的草坪踩坏,老师不让孩子跑不让孩子跳,只可以在操场上慢慢走,对孩子来说太压抑了。

他们不仅经历了入学难入学贵,公办教育中教师的凶悍,更让很多海归父母不能接受。

“现在的小学好可怕,一次我去给女儿送东西,站在学校的走廊里,几乎每个教室里都有骂声。”戴女士觉得,由于孩子的语文不太好,从小学至今,孩子们几乎得不到表扬,承受的压力太大了。老师动不动说“你们班年级最差,就是你拖后腿。怎么那么笨。”老师太凶,所以孩子对整个大人群体都没好感。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戴女士这几年发现,儿子由于自卑从不跟同学交往,回家后脸上没表情,父母跟他说话没反应,眼神直直的。客人来家,他连招呼都不打。

儿子与在美国的时候判若两人,曾经的钢琴小童星,同学中的小头目,是典型的优秀生。去年暑假戴女士陪孩子回美国办理房产转让的时候,儿子的眼睛都放光,话也变多了,不停地央求妈妈,别回上海好不好。

戴女士明白,儿子糟糕的表现是在抗拒自己,抗拒回到国内的教育中。虽然现在美国经济很差,但为了儿子,戴女士还是决定离开,“工作差点不要紧,只要能供两个孩子生活就行了”。

从英国回来的周先生反问:“语文数学成绩不好,难道就不得翻身了?”他的孩子在英国时是学校的灌篮高手,被很多女生爱慕和崇拜,但回来后因为学习成绩差语言结结巴巴,重点中学的同学都躲着他。

与海外留学人员打交道30年的中关村前副主任夏颖奇说,子女教育问题,超越了多次出入境、办签证、外汇划进划出、买一个免税汽车、创业园的各种补贴等问题。如果子女教育耽误了,扔在国外没人管,带回国内又跟不上,将来国内考不上大学,国外也上不了学,他就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即使成了亿万富翁,他也不幸福。”

夏颖奇与一位科学家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你回来可能办出一个上市公司,但你孩子中学念得一塌糊涂,大学上不了,中途说不定还学坏,你愿意回来吗?”对方的回答斩钉截铁:“我不会做这样的交换。”

人在中国,家在硅谷”的海鸥族

一位海归人才的离去让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遗憾至今。

几年前,一位海外优秀的干细胞科学家,听说了北京生命所特有的机制,想要回来。接洽之后,双方都很满意。

然而,这位科学家到所时间不长,还在国外的太太提出如果再不回到身边就要自杀,只好抱憾离开,“毕竟,回国是一家人的问题。”

事实上,在海归回国的障碍中,除了子女教育,也有配偶的因素:愿不愿意换工作、愿不愿意搬家、是否支持另一半换工作等等。

不少人选择了以牺牲家庭团聚为代价。老婆孩子常住国外,一个人国内外来回跑。回到国内,房子就像旅店,只是个晚上睡觉的地方;午餐晚餐往往都是盒饭解决。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忙完这边的事情再飞走。

有硅谷三剑客之称的邓峰和两位好友一手打造的公司Netscreen,在美国创造了40亿美元的并购神话。2005年,邓锋带着妻儿和在美国得到的“第一桶金”悄然回国,在北京清华科技园科技大厦这座刚刚落成的写字楼里做风险投资。

开始,邓峰的孩子被送到位于顺义区的国际学校上学,由于距离邓峰上班地太远,亲情交流困难,又转学到中关村四小,因为孩子难以适应国内教育模式,最终回到美国。

而今邓峰只能“海鸥式”的中国、美国两边跑。

千人计划入选者宋磊认为,现在大规模回来的海外留学人员刚好是这样一代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出去,年龄在35岁到50岁之间,小孩正好在小学到高中阶段。

宋磊所在公司里30多位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员工,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时间在美国,而且没有一个人将自己入学年龄的孩子带到国内就读,太太也就留在了国外。

曾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过十几年的宋磊也被家庭羁绊,现在北京、硅谷两边跑。也经常移动办公,在加州的家中只好从晚上7点工作到第二天三四点,那时正是中国的白天,因为他要与国内的同事一起同步研究、讨论技术问题。

宋磊认为,要使海归真正安心地回国,需要解决好配套措施,“时间和家庭是我目前考虑得最多的。”

像宋磊那样50%%时间花在国内,剩下50%%时间花在国外的人不在少数,时间如何分配,成了他们每天生活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位归国人士惋惜地说,“一些老‘海归’虽然自己回国了,但家还没有完全回来,老婆孩子都在国外,形单影只的孤独导致他们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更容易打退堂鼓。”

事实上,几年来,他也目睹了身边的朋友,有的中途打了退堂鼓,有的因为长期两地分居最终离婚。

因为家庭等原因不能全职回来,也必将影响人才引进效果。

千人计划入选者罗永章教授以科研举例,实验室的工作是要连续的,科研经费也该是连续的。实验室良好的风气没形成起来的时候,老板常常不在,是个空中飞人,那这个实验室的士气一定不旺盛,这个团队也就带不起来。

软环境跟不上,海归就会不归或者归海

其实,还在国内坚守的海归对那些离开的人充满了同情。来了四五年,刚刚搭建了一个课题组就跑了,对单位对本人的损失都很大。中科院的严老师说:“不到迫不得已,谁也不会拆烂污,然后拍屁股跑了。”

而一些海归心走了比人走了更可怕。中科院一位姓汪的老师指出,做科研做到最顶尖,必须心无旁骛,就像刘翔在最后冲刺的时候,脑子里有一点杂念都不行。

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人就是离开了。网上一位出走的海归这样发问:“我那么爱祖国,可祖国爱我吗?”

美国肯塔基大学的老师一到寒暑假就往回跑,虽然在国外有教职,但内心不安定,干不了事业。可回来也只能去个三流大学上上小学期,像个中学教师差不多。他说:“‘海鸥’再怎么不好,但家庭稳定,我孩子的教育可以保证。”

一位姓郑的老师说,我们回国其实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讲,一是可以和父母团聚,享受天伦之乐。二是10多年在美国,现在忽然能用母语表达,感觉太好了。我们可以在食堂吃着晚饭就把想法谈了,有什么创意,马上可以轻松准确地告诉学生。在国外我们说英语是劣势,回到国内就成了优势。“其实,说实在话,在国外,华裔还是有玻璃天花板的,也没哪里像中国这样渴求创新渴求成果,那么舍得在科研技术上花钱。”

几位海归告诉记者,无论是“千人计划”还是“百人计划”,引进人来国家都要投入很大的资本、资源。个人的投入也很大,大家都是40多岁的人了,想的就是回馈祖国,毕竟这些年他们比一般人多读书多研究新技术多走了些地方。引进时,国家开出了那么高的条件,如果不尽心维护,人才不流失也会变成废才。人才进来了,给他一个平台你就不管其他了,很容易变成狗熊掰棒子。维护人才其实就是维护他的家庭稳定性。

“中国的人才到底是多还是少?”严老师问,“认真一盘点,一个领域内你怎么算,真正有水平的就那么几个。在科技领域里,三个臭皮匠可顶不了一个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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