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正秀与丈夫赵光远
在那个举国陷入荒诞与疯癫年代里,有多少须眉男儿噤若寒蝉,连经过多次出生入死,且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将军都晚节不保或自杀。思想犯罪,只要认了错,就可以免除死刑。但是,马正秀摇头:认错怎能叫道理改变呢?于是1970年1月27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决死刑,与遇罗克、王佩英同日殉难,死时正值风华正茂的38岁。
马正秀,生于1932年,幼儿师范毕业,当时在北京当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翻译家屠岸在他的人生自述《生正逢时》里,提到1958年,因“反右”下放后生病,妻子请戏剧出版社的编辑赵光远每星期天来陪他,因而结识赵光远妻子马正秀,他提到马正秀是这样子描述的,“马正秀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而不狂放,外表柔弱,内心刚强。她对儿童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和亲和力。她长得很美,一种纯朴无华的美,一种青春勃发的美。”屠岸夫妇对于马正秀的印象很好,觉得她为人纯真,善良朴实,是穷人家的女儿。
“打倒刘少奇”改成“刘少奇万岁”---得到”现行反革命”的死刑罪
因为认为“文革”是错误的,“文革”时,造反派到处写打倒谁谁谁,只要是打倒某位领袖和老帅的,马正秀就把“打倒”二字擦掉,再另外加上“万岁”。最突出的是,她把“打倒刘少奇”改为“刘少奇万岁”。结果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9日的死刑判决公告,在20个“现行反革命”的死刑公告中,马正秀是第18个,这20人中,男17人,女3人,从年龄看,50-60岁的3人,30-40岁的有12人,不满30岁者(包括遇罗克)有5人。马正秀的罪名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入狱后悲剧接着而来
马正秀于1967年9月16日被捕后,悲剧接着而来。她先生赵光远于1969年3月5日跳楼身亡,竟比马正秀还要先死近十个月。赵光远的”罪名”是他与华蓥山游击队(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反革命”队伍)有关,说他的社会关系危险,他本人可疑。赵光远曾任孟超的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文革”开始后,孟超成了大黑帮,被关在牛棚里,造反派让赵光远去“看管”他。面对这样子“看管”的情景又加上那时马正秀正在狱中受刑,赵在极度不安、惶恐绝望中而跳楼自杀。
宁可犠牲生命也不愿违背良知认罪减责
在《生正逢时》里,屠岸也提到马正秀在狱中的情况:要她认罪,她不认。“她不像我们--我们许多人都认错,以求减轻“罪”责。”仅仅是按自身所思所想,写了为当局所不容的文章、书信、日记等,即此获罪并遭极刑。她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她昂首不屈。最后在公审大会上要她认罪,她不认,造反派的两个彪形大汉对她拳脚交加,抓着她的头撞墙,百般折磨她,她还是不认,最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执行。一个“柔弱”女子,敢于坚持真理,甘于为自己坚守的信念付出一切,竟能如此坚贞,实实令人慨叹。
她殉难的日子是1970年1月27日。屠岸提到当时人在现场的人文社的余维馨所描述的情景:“他在1969年参加了那次宣判会,看到马正秀面临厄运,依然昂首,目光炯炯,毫无惧色。马正秀的遭遇,与坚持真理,反对文革而被造反派处死的女英雄张志新如出一辙,他们的人格光辉永不消逝!”
十年后平反撤销原判决,1980年2月28日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马正秀的平反决定,撤销原判决,对其“不追究刑事责任”。
沉默是随波助流的帮凶!马正秀的正气却回荡在心筑的长城上!
虽然十年后判决撤销,但马正秀当时敢于坚持真理的一言一行却带给屠岸心里很大的震撼,屠岸把自己的软弱同马正秀的刚强相比,感到惭愧,无地自容!大家总想在落难之时能有人为自己说话,却又在别人遭殃时唯恐避之不及,生怕惹祸上身。
大众对于迫害事件的沉默,不也是随波助流的帮凶吗?在犹太大屠杀纪念碑上,德国马丁神父那首小诗:”他们捉拿共产党员,我保持缄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他们捉拿犹太人,我保持缄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捉拿工会成员,我保持缄默,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他们捉拿天主教徒,我保持缄默,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要捉拿我,却再也没人为我说话了!
有人无法理解马正秀的抗争力量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进行殊死的斗争,把国家的命运和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最后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应该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真理追求的执着,除了这些,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吗?
多少人在牛棚里写过多少次检讨,求得苟延残喘中没胆抵抗,只想用违心的认罪去换取自由;对照马正秀的坦荡与无畏,显得胆小又无地自容,她的正气回荡在心筑的长城上!
马正秀离去四十年了,本以为文革那种闹剧似的疯狂已离我们远去,实则不然,每天,每月,每年,还有多少思想犯罪仍被虐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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