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海归老姐的真实故事

俞丽君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海归，不过，那时还没有海归这个词儿。我报到的第一天，主任就跟我说，“知道你隔壁办公桌是谁吗?”我心说，我初来乍到，怎么会知道。

她接着说：“是俞丽君，她人还在美国呢，过几个月就回来了。你瞧，人家人还未到，地方都给安排好了，够有资格的吧。”听主任的口气，好象对俞丽君挺有看法。

很有趣的是，俞丽君人还没回来，关于她为什么要回国的缘由已经传出了好几种说法。听我们主任讲，俞丽君写信给她，说她的一儿一女正在国内上初中和高中，他们夫妇俩并不打算让孩子到美国去上学，怕不适应。再者，据说给孩子办移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所以，她决定先回国照看孩子，自然也就要回原单位工作。这种说辞应该是正版的。

还有好几种在底下流传的版本，其中，从胡老师那说出来的最有色彩，大家似乎也更愿意相信。胡老师个头不高，脸色黝黑黝黑的，开口一笑，一排白牙显得脸更黑了，因此，她很少开口大笑。一脸严肃相，讲起话来一本正经，其所言就更加令人信服。我曾亲耳聆听了胡老师绘声绘色的讲说，听起来还真的是那么回事。

“俞丽君啊，她人不错。你说她在美国呆的好好的，为什么回来呀?嗨，这不是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混不下去了呗，你想啊，去美国那么多人，有几个回来的呀!要不是实在不好呆在那儿，谁会轻而易举地打道回府呢?”胡老师侃侃而谈，那样子就好象在播报新闻联播节目。

“也不一定吧，人家她爱人不是还跟那儿呆着吗?”有人反驳胡老师道。

“那就更成问题了，说明丽君和他爱人啊，感情没那么瓷实，要不然哪有自己选择两地分居的道理，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胡老师的口气又变成了推理侦探，那么不容置疑。

“哎，老胡呵，这种事儿可不好瞎说，是要有证据的，要不然人家追究起来，可得负法律责任啊。”又一人提醒胡老师。

“嗨，这感情不和要什么证据?那是只有天知地知他知她知的事儿。再说，你们怎么会比我更了解俞丽君?别忘了，她可是我的老同学呵!不过，你们还是不要瞎打听了，我也不能因为要满足你们的好奇心，就出卖老同学吧。”

胡老师这葫芦里的药还没有卖，就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秘密越是半遮半掩，就越发证明了其真实性，胡老师看来是谙熟了这个真理。

叹只叹这俞丽君，人还未到，两顶不怎么样的帽子就已经被扣在脑袋上了，一是能力得打个问号，二是生活作风不大清楚。而我，也凭着有限的想象力，勾画着俞丽君的模样。她四十多岁，风姿卓约，性情辣利，别的就模模糊糊了。

等到我真的见到俞丽君，还着实为我的想象力自豪了一番。俞老师果然人长得不错，四十多岁的人了，还风度翩翩，打扮也挺入时。她回国那会儿，正好是夏天。每天见她穿条连衣裙，还束上一条与裙子匹配的腰带，戴一顶时髦有花边的草帽，手上拎着白色的小皮包，很是俏皮，连我们这帮年轻人都比不过。最有特色的是，俞老师的裙装一个星期内不带重样的，每天换一套。她还蛮有道理地说：“在美国都这样，如果不每天换衣服，显得对别人也不礼貌。”同事们听得直咂嘴，“哇，瞧瞧人家美国回来的人，就是不一样，连穿个衣服都想着要对人有礼貌，比咱们还五讲四美呢。”

其实俞老师最有特色的倒不是她的穿著，而是她每天必化的那一脸淡妆。要知道在九零年那会儿，除非是在外企工作，职业女性上班几乎没几个化妆的，最多也就是抹一点护肤霜，年轻人如此，更别说四十好几的中年妇女了。所以俞老师的这一举动很前卫。她大概也是继续了在美国的习惯，每天是描眉画眼打腮红，一样都不会少，最扎眼的是她涂的有些夸张的眼影，黑灰色绕在眼帘之上，让人冷丁一看，不太舒服。

要说看俞老师最不舒服的那自然是胡老师了。对于俞丽君这一套穿著打扮的美式做派，胡老师是颇有微词，闲话也就由此开始了。“你说，去了一趟美国，我看人家不是去学科学去了，是去学美学去了。”胡老师说这话有人响应，因为那个年月，一个中年女人在单位里要是在打扮上爱出风头，那包准你没什么人缘，尤其是女人堆里，大家不挤兑你就算瞧得起你了。

人常说，万事开头难，头三脚难踢，看起来俞老师这第一脚就踢歪了，人是漂亮了，可人缘给砸了，而且名声也造出去了，人见人说，“看人家俞丽君，特美国化，从里到外，一点不含糊。”谁都听得出来这溢美之词下面的言下之意。俞老师呢，好象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照样我行我素，这一点最令我佩服。敢于特立独行的人，往往是很有能力的人，我就是这么看俞丽君的。

不过，比起这第一脚来，俞老师的第二和第三脚那就更难了!

其实，真让俞丽君担忧的倒不是她的人缘，因为她知道，自己不是那种靠人缘吃饭的家伙。她天生个性好强，说话办事不拘一格，有时甚至不顾及别人的面子，再加上她的喜好打扮爱出风头，注定了她的人缘好不到哪去。她知道自己只能靠业务精干能力超群这一强项，出国前她在单位里就已经有些名气了。

可是回国前明明和单位上层领导说好了的，她回来后还是回到原来工作过的处，继续做她的处长。可哪里想到，她走了这三年中，单位变化大了。胡老师就是在这段时间调进来的，而且就坐在了她的办公桌上。这才叫冤家路窄呢。

说起来胡老师和俞丽君在大学同学期间也没什么了不得的纠结，只不过俞丽君那时是学生会干部，长相出众，学习上也拔尖，有不少追求者和粉丝，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挺火的。相比之下，胡老师的大学时代就显得暗淡无光。她不光是长相平平，学业也平平，所以那种被冷落的感觉一直缠绕在心底。一个头上绕满光环的人是无法理解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之郁闷的。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当然是胡老师那张没有把门的嘴隔三岔五地向大家泄漏出来的，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嘛。

眼看着俞丽君回来都快一个多月了，工作的事还是迟迟定不下来。原来的室不想要她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嘛。其实人人心里都清楚，那只不过是个借口，有胡老师在那，她怎么肯心甘情愿地让进来一个竞争对手，而这对手又恰恰是她的老同学。俞丽君这下可火了，她找到上级领导质问，领导都有点怕她。因为中央有政策，凡是六四以后从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各级单位一定要妥善安排工作生活住房等等，以此来鼓励留学生回归祖国报效人民。领导们当然怕处理不好会被扣上一顶阻碍爱国人士归国的帽子，再说他们也深知俞丽君的厉害。最后，由上方领导特批，俞老师挂职到另一个处，相当于有职无权。就这个，据说还是领导们在底下百般地疏通，才说服了那个处的头头，同意接受俞丽君进来。

这一次，苦闷的是俞老师了。她万万想不到海归的人原本是不受欢迎的，不是中国不欢迎她，也不是单位领导不欢迎她，是那些来自底层的抵触力量，象胡老师之类的人。风凉话也就时不时地飘进她的耳朵，“回来干嘛?咱们这最不缺的就是人了。”，“就是，吃够了外面的，又回来吃家里的，真是里里外外吃个够啊，这才叫人精呢。”那些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我也不知道俞老师听到了多少，反正她时常感到很恼火。

有人甚至经常会问她：“小俞啊，什么时候回美国啊?”俞丽君就大声作答：“回美国干嘛?这是我的家!”“唉，那你爱人咋办呢?”对于这个问题，俞老师就没那么理直气壮了，看她那样子心里也没底。中国人哪，就是爱替别人操心，爱管别人的闲事，人家俩口子的事，与你何干呢?

俞老师这第二脚就算是打了个平局，她保住了职位官衔，但终究没能回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倒是胡老师每天美哉乐哉，她好象打了一场胜仗般地爽快。见到俞丽君，总忘不了关切地问：“你爱人怎么样了?孩子绿卡办得差不多了吧?看你脸色不大好，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可得多注意身体啊。”瞧她对俞老师的这份关爱，真还有点同窗挚友的味道，我只有暗暗地佩服胡老师的表演才能，那可不是一般百老汇演员可以匹敌的。

这样过去了一年多，单位里又要评定职称了，据说这一次会有大的变动，要提拔一批中年骨干领导，象俞老师胡老师这样年纪的人正是被提拔的对象。不知道是哪位内部人士走漏了风声，说是有可能提拔俞丽君，据说上面的某位领导对于俞丽君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颇有微词。说的也是，有一些在国外只呆了一年号称访问学者的人，回到国内的单位还大吹特吹，并因此得到了重视嘉奖。想想俞老师，一个学俄语的，到美国愣是考过了托福，拿了个硕士。可回来后，一直是有职无权地挂在那，这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这股风自然也传到了胡老师的耳朵，这一次她不动声色地找到了我们主任，她们俩人很快统一了口径，然后就开始到处传播她们的思想。“你说，这哪里合理呀，我们在这儿辛辛苦苦地工作，人家出国舒舒服服地享乐，可到了末了，得到重用提拔的还得是人家，这哪里是在鼓励甘心为国家效力啊，分明是号召大家投机取巧嘛。” 你还别说，她们俩人的宣传鼓动工作真的很奏效，赢得了一大帮人的喝彩。如果要是竞选的话，谁胜谁负还真的很难说呢。

说起来，胡老师她们还是蛮有经验地，这提拔中层干部是必须征求群众意见的，如果群众意见太大，那你是断然提不上的。果然，上面什么组织部很快就派人下来搞调查，胡老师一类人的说辞自然也就被反映了上去，还多出了一条，说是俞丽君这个人生活作风也有点问题。大家心里都清楚，那一定是胡老师的杰作。

最终结果，我们主任被提拔了上去，胡老师由副处变成了正处，俞丽君呢，原封没动。胜负已见分晓，自然是几人欢笑一人愁了。俞丽君终归是势单力薄，敌不过这一大堆土鳖。我眼看着俞老师的脾气一天天变坏，她那是气不顺啊!一气之下，她连挂职的干部也不要做了，和我们一样，当起了小白人。俞老师这第三脚真是输得惨啦。

有人就又在底下说闲话，“看看俞丽君，整个一官儿迷，大的当不了，连小的都不要干了，典型的自由主义。”这一回，胡老师倒是蛮主持公道，她制止别人乱讲， “你们可不要再瞎说了，丽君她脾气不好，和没提干有啥关系?她这是女人更年期的早期症状。”谁听说过女人才过了四十就到了更年期了，胡老师自有一套理论，她振振有词地说：“没有男人在身边的女人啊，更年期来得早。”我估计，胡老师这一重大发现都能申请发明金奖去了，你就不能不佩服胡老师，她的脑筋啊总是比旁人转得快半圈。

记得一个深秋的午后，我外出办事回到办公室，见只有俞丽君一个人在那呆坐着。她双手扶着下颔，眼圈红红的，显然是刚刚哭过。我虽然在暗中同情俞老师，可是却从来没和她单独深谈过什么，毕竟咱还只是个小字辈，不好随便乱插嘴。俞老师看了看我，并没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意思，于是我就大着胆子说：“俞老师，要是实在不快活，干脆回美国去算了。”

俞丽君看了我一眼，说：“你还年轻，好多事不是你想象得那么容易。回美国去，去干什么呢?我都四十多岁的人了，英语基础哪敢和你们年轻人比呀，再读博士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我就只有蹲在实验室里，替老板和那帮博士们杀老鼠的份了。”

“那总比你呆在这受窝囊气强啊。”这话一出口，我就有点后悔，怕惹俞老师不快。还好，俞老师并没太在意。她接着说：“是啊，人在哪都得学会忍耐，在这有在这的难处，但毕竟是自己的家，感觉不一样。”我还是不能理解俞老师，就忍不住问：“那您就真的不想再回美国了?可您爱人他一个人在那边……” 俞老师大概明白了我的意思，就说：“啊，他呀，他和我不一样，他比较能忍，也喜欢在实验室做实际工作。再说，他也不太需要我。”

看着俞丽君那张仍然很耐看的脸，那上面没了眼影，腮红也只是淡淡的一点点，俞老师还是改变了自己很多，我想起了胡老师说的关于他们夫妻感情不和之类的闲话，那些话是不是也多少有些影子呢?人生的许多事，真的是很难说清楚。

自提干事件结束后，俞丽君就变得很低调。她不再坚持她的“美国式”打扮，而是入乡随俗了。她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帮助儿子女儿学习功课上了，因为他们就要参加高考了。

等我到了美国来以后，听说俞老师提前退休，受一家公司委聘，去做技术顾问了，据说干得很开心。她也没再来美国，儿子女儿倒是都成功地拿到了绿卡，移民美国了，俞老师总算是完成了她海归的一桩心愿。

我不知道，俞丽君在决定走海归之路的当时，有没有过犹豫;也不知道，在她海归之后遇到种种坎坷时，有没有过彷徨。当然更不知道，她对于自己所走过的海归路，是不是有许多遗憾。世上的路本是人走过来的，每一条人生之路都有它独特的理由，俞丽君的海归之路也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