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副市长“为政府挣钱”(图)

商人与官员的角色转换,这些年也见得不算少了。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转换都如预想般成功,甚至现在看来,很多角色的对接都不可避免地出了些问题。段先念,这位曾经的房地产商、现在的西安市副市长,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就明确表示自己是在“为政府挣钱为共产党打工”。

从2002年开始,有着商人背景的段先念进入政坛,用6年时间将西安市曲江新区运作成了闻名全国的“曲江模式”。尽管这一模式的发展过程一直伴随着社会舆 论的广泛争议,但这并不妨碍上级对其的肯定:它被寄予厚望,否定它便成了“否定西安市这几年来的发展路子”。作为它的主要创造者,段先念更是升任西安市副 市长,西安已将大明宫、法门寺、汉长安城和临潼等历史文物遗址区悉数交给他来运作。而其对西安古城墙120亿元的“豪华装修”更是引来了大范围的质疑: “以伤害一个千年古遗迹及周边环境为代价,去满足一个在别的地方都可以达到的商业冲动”。

一个城市究竟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从现在的情况看,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个别主政官员的私人判断:领导热衷于植树,城市就奔着“园林化”去;领导喜欢石头, 整个城市就可以弄得到处碑林石刻。既然摊上一个“地产(副)市长”,那么做什么都像在做房地产也便不足为怪了。问题在于,有多少民生诉求被“地产市长”的 这些大刀阔斧忽略掉了?又有多少政府的公共职责任凭官员个人的“豪迈”抛到了脑后?而这一切,都包裹在了“为政府挣钱”的说辞背后。

“为政府挣钱”?这样的表态显然太过直白,太不符合说话者当下的社会身份。政府是什么?按照现代政治学原理的一般理解,政府在本质上应该是每个公民让渡出 一部分自己的权利而形成的,服务于公共利益,进行社会公共管理的公益机构。不仅“做官即不许发财”,而且政府也天然不应该有挣钱盈利的任何动机和行为。将 自身职责定位成“为政府挣钱”的公职人员,本身就不可能是称职的。

能够看得出,在段先念那里,商人与官员的身份其实依旧在天人交战、左右互搏:表白心迹时可以放话“为政府挣钱”,但真的要说到挣钱却又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根本不追求盈利”。到现在,曲江俨然成为西安名副其实的富人区,炒房者蜂拥而至,而空置房却是十之八九。作为“曲江模式”的创造者,段先念倒是毫不 避讳“富人区”的说法:“这里就是富人区,怎么了?”是啊,怎么了?这样的反问确实霸气,但问题在于发问的主体不是商人,而是官员。

商人可以在商言商,但官员却不能眼睛只盯着富人看。在不讳言“富人区”的同时,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政府及其官员是否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和关照 一下“不那么富的人”的生活起居?以近来在各地频现的“贫富混居”尝试来说,基本的住房以及相关公共服务的提供,原本就应当是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不是简 单地将贫富掺杂在一起就可以轻易实现和谐,当然更不是避而不谈就妄想消灭了问题本身。眼光应当关照更大多数的人,他们是否“居者有其屋”,他们是否与富人 一样能够足够公平地享受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这一切,当然不是房地产商的职责,但确是政府不能回避的天然使命。政府责任需要制度性的内化,而具体到个人 身上便是政府官员的职责和价值观———他们的所思所想、其言其行。

看似荒诞不羁的“为政府挣钱”,绝不仅仅是个别官员的偶发性角色错位,已然成为很多地方主政者的普遍心态。“为民服务”职能让位于“为政府挣钱”,越来越 不讳谈“富人区”,但却鲜有时间和精力潜下身段研究和琢磨,究竟怎样才能真正弥合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裂痕。比如,各地政府热衷于土地财政和楼市G DP,却未能很好地尽到提供保障房的责任,未能解决令大多数民众不堪重负的住房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总是这样的官员、这样的言论,屡屡出现 在公众舆论面前,傲慢地跷着他的二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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