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土改夺人心魄人兽如此可怕

2010-08-13 23:25 作者:冯志轩

二十世纪之初，现在的长春市叫宽城子，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城镇。宽城子北边三十余华里，有一个小集镇，现在和过去都叫和龙镇。镇子西边有一户大约在十九世纪之初从山东逃荒来的人家，姓冯，人称“山东冯家”。因年代久远，又勤于持家，冯家家运亨通，远近闻名。山东逃荒到这里的老乡都知道和龙镇有一家广行善事的“山东冯家”，陆续来投奔落脚，每逢年节总有数十口老乡在冯家吃饭闲居，节后再各自谋生。

这个家族有弟兄四个，生了十几个儿女。弟兄中的老大就是我的祖父。祖父是中医，医术高明，名闻遐迩。他尤其擅长针灸疗法，就医者络绎不绝。祖父还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名号叫“至善堂”，我看见过名章。诊所有三、四间房，十数排中药柜，一排排的抽屉涂着米黄色的亮漆，药名是黑色楷字，药品充足，设施齐备。

在我记忆里，祖父是一位和善的老人，一米八以上的身材，蓄着很长的白胡须。他很有文化修养，藏书甚多，有木版刻印的《梅花易数》、《算法九章》、《唐诗合解》、小楷书写的应试赋体文集、四书五经和大量的医学专业书籍，如《金匮要略》、《黄帝内经》、精刻插图的《本草纲目》等，此外还有新旧约全书。他信奉基督教，每次请外籍神父来家做弥撒，附近教友都来集会、祈祷。我四、五岁的时候，见到过来我家做弥撒的英国神父，他们言行彬彬有礼，并非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是“帝国主义特务”。祖父的那些书我也翻着玩，还常到他的药房偷吃桂圆肉。母亲病了我去找爷爷要药。这些陈年往事我都恍惚记得。

祖父个人的身份、职业，若在正常的社会里大概就算是自由职业者。

祖父六个子女，四男二女，我父亲是长子，名天禄，字国藩。按照大家庭的规矩，长子在家守业，其他弟妹们可到社会谋职。我的三位叔叔都在社会供职：二叔在吉林市当校长，约一九四0年去世；三叔能操流利英语同英国人对话，据说在哈尔滨邮政局当局长，“九一八事变”后撤到杭州；四叔去了苏联，不知所终。

大家族必定要解体。大约在二十年代中期，这个家族因衰败而分家了。祖父这一支由长春市和龙镇迁到松花江北肇源县二站镇。肇源县地处黑龙江省西南端，西接内蒙，南邻吉林，以松花江为界。二站镇在县城东三十里处。

名为家族的一支，其实就只有祖父和父亲了。父亲的三个弟弟在外供职，妹妹嫁出。那个时候，家里人有我出生以前就去世了的哥哥、侄女和尚未出嫁的姐姐等。

迁到江北不久，我异母生的大哥病故，嫂子改嫁。父亲五十多了，老年丧子，也是人生的不幸。心情和身体都令他无力耕作，只好把土地出租给有耕作能力的农户，我家则以租粮维持仅够温饱的生活。那些租地种的农户则有马有车，一九四七年“土改”时都划成“上中农”或“富农”，我家当然成了典型的 “地主”。

一九三二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午夜我来到世界上。

儿时，有父母的呵护，姐姐的照应，可谓无忧无虑。家庭启蒙教育中，有时父亲教珠算、“飞归”（珠算中一种简要的算法），有时爷爷教《千家诗》，也念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之类。父亲也教我用古声调吟诗，如儿读泥音，斜读霞音等。

我八岁时由一所临街的住房搬入街北一个院落。这里刚好是镇公所后边，它占地约两千五百平方米，分前后院。三间住房在中间，还有一间东厢房用来储物。前后院都可种蔬菜，如黄瓜、西红柿、土豆等。乡间的小镇，静谧温馨，民风淳朴，生活像小溪的一湾清水，静静地流着，流着，甚至没有一丝涟漪。

在这既是穷乡僻壤又恬静平和、充满田园优雅气氛的小镇里，我度过了童年和少年。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我读小学时，正是祖国焦土抗战年代。然而就局部而言，在我国的东北地区腹地，却是一个和平环境。少年时期的我，不曾闻到硝烟，不曾听到枪声，不曾看到铁和血。我悠然自得地接受着伟大的儒家传统教育，同时也接受着奴化的小学教育。前者根深蒂固，使我嫉恶如仇，刚正率直，重义轻利；后者随时间推移，知识增长，得到清除。

生活平静得像一湖清水，我们学生天天读书而已。

时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祖国光复了。这时我刚读初中（即四年制的国民高等学校）一年级。我不知道这一变化的历史意义，只是看到学校把满洲国国旗和日本国旗降下来，随即宣布停课。我们住校学生难得轻松几天。大家听说这叫“八一五光复”，觉得这个词挺新鲜，后来理解是抗战胜利光荣收复失地的意思。

学校在当时形势下，短时间没有希望开课，学生们只好各自回家了。

翌年，春夏之交，镇上突然来了带枪的部队，他们一批一批地走过。听他们相互谈话的口音，有的是山东味儿，有的是山西味儿，有的听不太懂。

“这是由山东、山西、江苏开过来的八路军”，镇上一位年长的人说。

“不，不，老乡！是东北民主联军，我们不是八路军”，走在队伍旁边的中年人向旁观的人们解释说。他操山西口音，挎着一只短枪，显然是一位军官。

“你们看，这是一位长官……奇怪，明明是山西的八路军吗，怎么改名了？”那位长者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县里发了布告，宣告“人民政府”成立。组织教师去培训，学校也开课了。那时，社会上的知识青年都被吸收参加了工作。社会治安状况亦见好转。

我住家的二站镇乃是区政府所在地，开始时叫“区公所”。一九四九年以前，G党处于秘密状态，不知道哪个人是G党员。对老百姓公开的县政府、区公所，实际就是县党委、区工委行使政府职能。

在中华大地上，政权历来是由枪杆子造出来的，这一次又得到典型的证实：武装部队设置到区一级，即县设民主联军的地方武装大队，区设中队。当时我看到的区中队也就是一个班，因为地处东蒙边缘，所以全是骑兵。据说这支队伍的前身是县里原维持会时期组织的骑马队，队长是蒙古人，姓沙音，那支队伍就叫“沙音骑马队”。G党组织政府以后，把它改编了，组成县大队。地方政权和治安就依靠这支武装来维持。毕竟是有了政府，老百姓的安全感增加了。

学校开学后我继续读书。这时我开始知道一些日本的侵华史，如何侵占大连，如何侵占东北三省，日俄战争为什么到中国来打，祖国的历史、地理、版图等等，都知道一些了，也学了英语字母。

中共的政府要组织财政收入，要进行全辖区税务大调查。我们中学生就参加这些社会工作。名为读书，实际上有一半的时间参加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运动”，诸如：三查、诉苦、二五减租、土地改革、发土地证、扩兵宣传、支前等。

其中，以“土地改革”运动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打死人最多。

我国的东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是较多的（我的家乡人均达到九亩三分，再往北边更多），所以，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关内山东、河北、河南逃荒的人们都流落到东北，以山东人为最。由于有地广人稀的客观条件，加之气候酷寒，农业只能粗放耕作，一年一熟，有的农家收割小麦后再种一季荞麦。

人少地多，自然形成借助畜力耕作。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又必然出现自耕农。这种农民家庭耕种的土地很多，一般情况是每家有三五匹马，两三个劳动力，车、犁、石辊、石碾等常用工具一应具有。他们一般能耕种三百到四百亩地，大部分是承租他人的，少量是自己的。当时，在农村这些农户耕种的土地占大多数，这样的农户构成了我国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的主体，是基本的农业生产力，粮食主要由这些农户提供。

一九四七年北满地区平分土地时，G党给这样的农家定阶级成分叫富农、“上”中农或“下”中农（是上是下依其贫穷的程度来区分）。这样三类农家似乎应该说是中国式的“家庭农场”——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可惜，十一年以后（一九五八年），中共在农村推行了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报刊上说那时东方地平线上建成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马克思说的那个共产主义，不详）。中国农民们就这样纷纷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但却是极端贫困化喝“大锅清水汤”的日子，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饱含血泪的“滑稽戏”以饿死几千万人而告结束。

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学校例行放了寒假。学生则被编成工作组，组成土改工作队，参加土地调查和“给农村居民定阶级成分”的社会工作。我也被编在农村土改工作队中。

土地改革就经济内容而言特别简单，特别原始，仅仅是按人头平分土地而已，但是做得很细，分为下面七个阶段：土地调查；土地评级；评定阶级成分；挖财宝；流血斗争（后又叫刮骨斗争）；分浮财；分土地，发土地证。

第一阶段土地调查。分为三个步骤：丈量、画图、计算。在东北地区，土地的计量比较特殊：松花江北每亩二百八十八平方弓，江南则是二百四十平方弓，江北比江南高出来百分之二十。一平方弓为二十五平方尺，一平方米为九平方尺。松花江南一亩土地是六千平方尺，刚好等于六百六十六平方米即公制一亩，十五亩即一万平方米为一顷。江北每亩为八百平方米（七千二百平方尺），叫大亩。丈量土地的工具“弓”，样子像是大圆规，约一米五高，分开两个腿，两腿间的距离为五市尺，人握住上端用弓的一腿触地，另一腿往前翻倒丈量下去，人边走边丈量很方便。我就是用它丈量土地并画出土地图。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做，工作量很大。

我所在的工作队，刚好负责我家土地所在的乡。乡政府设在寇家屯，管辖就近的四个屯子，其中一个叫双庙子屯，因村头有两座庙而名之，我家的五十多垧田地就在这个屯——就是说，我要丈量并平分自家的土地给农民。

第二阶段土地评级。我们用丈量土地的弓逐个地块丈量，记下长宽和方位，画出地块图，计算出每个地块的亩数。然后，再由贫农团的人按土壤状况对每个地块评价，评出地块的等级，并依土壤自然条件好坏，把土地共分为四个等级。

在这些工作中，我做得很出色，农会的人对我的劳作极其满意，所以几个月后当暴行来临之际，我不仅没有被打死，而且没有受皮肉之苦。

甚至到八年之后，我叛变了地主家庭的“革命”行为还救了我，使我躲过成为反革命分子的灾难。那是一九五五年，由于硬造出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从而在全国掀起抓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只有二十二岁的我，成为倒霉的“肃反对象”。我家乡的乡政府给调查我“反革命事实”的人出了证明，肯定我在“土改运动”中积极工作，有过贡献。旅大市沙河口党委只好将此写在对我的《肃反结论书》中，成为证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的“正面因素”。

言归正传。第三阶段的工作是划定农户的阶级成分。由贫农团逐家评定阶级成分，我做笔录。这一次我再努力工作也无济于事了。我家依靠地租生活，是最典型的“剥削者”，只能定为地主成分。

记得那时划分的阶级成分有六种：地主（经营地主，破落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共六个“阶级”。其中，经营地主是指有农具畜力，自家也有一、二人下地干农活，但主要是靠雇工耕种土地的农户。无土地、无农具、甚至无住处，依靠打零工或常年固定给人打工的农户，则是雇农（东北地区俗称“扛长活”）。

我家本来在镇上居住，因为是地主成分，早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就“净身出户”，“扫地出门”，被赶到双庙子屯，全家住在一个小土棚子里。在此一年前，六十三岁的父亲摔坏了腿，成了依靠拐杖走路的残疾人。他是拄着拐杖被净身出户的。

“净身出户”是指被赶出住房的居民，只允许穿着当季的衣服离开自己的家。这个家就再也不是他的家了，直到永远。这在当时是普遍采用的方式，比十九年后“文革”中的抄家还要彻底。

此时，我在校读书并参加“土改”工作队。

第四阶段开始了。运动中流行的口号是：“挖财宝，分土地”，“放手发动群众”，“土地还家”，“农民翻身得解放”.……

土地当然无法隐藏，财宝是可以隐藏的。不少地主家庭把金银首饰都藏匿起来。既然藏匿就得“挖”，于是开始了第四阶段的行动——挖财宝。怎么挖法？“先挖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毒打地主本人和他们的子女，毒打子女时还要让地主亲眼目睹。其次是“挖地”，当然要掘地五尺。这次毒打也有创造：先把地主们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脚趾刚好触地，就像在跳芭蕾舞，人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晃来晃去。对他们的子女则是扒光了衣服把两臂绑在扁担上，用皮鞭猛烈抽打。一片嚎叫声、呻吟声撕人心肺！此法果然有效，收获甚丰，绝大部分地主把财富的隐匿地点都招供出来。

我当然不能例外。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时刻，我也和别的地主子弟一样，双臂被绑在扁担上。但是，我受到了优待，因为我在土改工作队中的成绩得到公认。于是，把我拽入另一个房间，他们用皮带往桌子上抽，叫我接着高声哭叫，以便迫使我父母招供。噼啪噼啪抽打了一会，农会的头儿说话了：

“行啦！别打了。他家在镇上净身出户到这儿的，没有什么油水！”那帮打手停下了手中的粗绳头和皮带，不做戏了。

“今天晚上就到这，把他们押回去，明天按他们说的地点去拿东西。”头儿吩咐着。

第二天，民兵们威风凛凛，背着“套筒子”枪，跟着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东西（套筒子是一种最陈旧型号的步枪，俗名叫“烧火棍”）。通过这次聚敛财产，贫雇农积极分子（其中主要由地痞组成）拿到的有衣服、被褥、首饰、家具……一切杂物应有尽有，集中在农会的几个房间里，民兵看守着。当时，把这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叫“浮财”，所以也叫“分浮财”。

我家净身出户在先，家中四口人栖身的小棚子，一进屋就是做饭的锅台，连着锅台是一个小炕——早就是家徒四壁了。无处隐匿任何物品，民兵自然是不来了。这个小棚子是金凤鸣家的，金家被定为富农成分。他妻子比我年长十几岁，我叫金三姐，是一位热心肠的中年妇女。

民兵和农会在加紧深挖浮财的活动，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五、六天过去以后，就是第五阶段：流血斗争（后来又叫刮骨斗争）。这才是夺人心魄血腥残忍的暴行，报刊上宣传说这就是“阶级斗争”。

我的已成残疾人的父亲成了首选对象。

傍晚，天气阴下来。北风凄厉地刮着，旷野，天地，一片漆黑。

那一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农会积极分子在富农金家开会，他家地方宽敞。已经到深夜了，金家三姐轻轻地敲我家屋门，妈妈起来给她开了门。这时我睡意朦胧，但听见了她们的对话。她管我妈叫老姨，她说：

“老姨，他们定下了！”她没头没脑又慌慌张张很害怕地小声说。

“定下什么啦？”看她的奇怪表情，又不明白她的话，我妈妈反问她。

“他们开了半宿会，定了，明天要把寇玉铭和老姨夫打死！”她带着伤感的语气依然用很小的声音说（寇当过原政权的村长）。

“啊？什么？打死？”妈妈惊异得不知所措，声音都变了。在这小村的夜静更深时刻，我仿佛听到了妈妈的心脏因恐惧而发出的咚咚声！不，是我的心脏跳动声。妈妈是佛门弟子，在她有生之年没有经过血腥的场面。她显然想象不出来人被活活打死是个什么样子！

这时，父亲在响着鼾声。

“他们怎……么……说？”妈妈的声音颤抖着,问金三姐，一边把她拽进屋里。

事情过了五十八年，我已是七十四岁的人了，然而，那死寂的黑夜，那小棚子半掩着的草门，妈妈颤抖的声音，父亲的鼾声，金三姐的伤感语气相互交织着，这一切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妈妈惊魂未定，我早已睡意全消。金三姐说了下面的话：

“那个'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县里派下来的，姓胡。他召集那帮人开会，他先说，说县里的什么头，叫'树吉’（书记）的人说了，这回一定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每个村得搞到底，把汉奸地主打死两三个，说要把……叫什么'几几豆正的火’（阶级斗争的火）给点着。他说这几个村子有六个汉奸和地主，得打死两个。他说这是…….什么'名’……噢，叫'个名’（革命）。他说，明天打死寇玉铭、冯天禄，一个汉奸，一个地主。赵二混子（作者注：此人雇农成份，有点文化）插话，说了一句'不打死行不行’。那个队长急啦，说这是'个名’（革命），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说县里'树吉’ （书记）就这么定的。没有别的人再敢说什么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恐惧——那时通风报信也是大罪名啊！

“快想想办法吧，老姨，我走了！”她哽咽着，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我们油灯也不敢点燃的小棚子。外面仍然是一片漆黑、死寂，风在飕飕作响。那边名义上的贫雇农实则痞子们的杀人会还在开。

金三姐没有文化，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她自然听不懂也说不明白那些词汇，如书记（树吉）、革命（个名）、鼓动（鼓捣）、阶级斗争（几几豆正）的火等等，但是要活活打死人她听懂了！

刹那间，我脑子变成一片空白，我懵了。妈妈在抽泣。空气凝固了。这是一个幽暗恐怖的世界！棚子外面的风，似乎在哀嚎着。

“妈，怎么办？我到镇上去找卤水吧，免得硬是打死！”在那种情况下，这是我少年的脑海里唯一能想到的。

父亲也醒了。他听了母亲的诉说，足有五分钟未说话。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但脑力还健康。我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自己知道几小时后将要死于野蛮暴行的人，是怎样的思想感情。作为他的亲人，我的精神已经支持不了，我木然的神经不会思考了。

“不会的，天底下哪会有这种事，把没有罪的人随便打死？”父亲自信地以反问的口气说。

“金三姐说他们定了。”我空白的脑海里机械地冒出来这一句。

“定了什么？”父亲问我。

“说要把你打死，孩子说给你找卤水去”，母亲边说边抽泣。

“不用，不会有这种事。人命关天，××党也得讲法律。”父亲这次以肯定的口气自信地说。

我年纪小，除文化知识外不懂什么。我相信了。我相信“××党也得讲法律”，犹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彼岸。压在心底的铅块，重量似乎轻一些了。父亲对法律熟悉一些，他们老一代人闲聊时，他常提到满洲国时县法院的陆承审如何公平办案，父亲也做过诉讼代理人。尽管如此，我仍在狐疑，按照父亲说的 “××党也得讲法律”的逻辑，怎么去认识几个月前的净身出户？

难熬的夜晚终于过去了。东方天空挂着几缕淡淡的白云，冬日的太阳惨白而又暗淡，景物也随着人的心绪在改变。

我站在村中的大道旁边往西望去，从寇家屯方向来了一辆小毛驴车。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快跑回家去。不一会儿两个民兵已经进院了，他们直奔我家住的小土棚子。

“走吧，贫雇农要斗争你，快上车！”说着，两个民兵把我父亲不由分说架上了车。“你也走，跟着走吧！”其中一个民兵对我吼叫着。

寇家屯是“乡政府”所在地。把这一批地主和他们的家属作为“革命斗争”的对象，集中到一级政府去斗争，大概目的在于证明政府是革命的，斗争是严肃的！我木然地跟在车后边，猜测着命运的安排。不知道为什么，已经麻木的大脑冒出八个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距离三华里的寇家屯转眼即到。就在村东头离车道左边五、六米处，横放着一具尸体，它血肉模糊，满身流着血水，全身的皮肤没有了，像被剥去一样，露出殷红的肉，断了的肋骨裸露在外。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和两个女孩在抚尸大哭。如此血腥的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扭过脸，望着右前方灰蒙蒙的天空，流下了眼泪。我的心像被刀扎一样地难受……

“你看，把寇玉铭给蘸糖葫芦啦！又红又亮，挺好看的！”一个民兵轻松地说着俏皮话。面对凄怆血腥的场面说出这句话，其反差之大令我永远记忆！野兽并不可怕，“人兽”，即具备兽性的人才可怕！

现在，当我写这几行字时，回忆着当时的血腥场面，写完后的那一个夜晚我无法入睡。一连几天心绪不佳。

两个民兵有说有笑地走着，就像什么事也未发生一样。我预感到父亲将要被打死。净身出户使我怀疑父亲所说的相信法律，眼前暴尸旷野的事实将使我的预感成为真实事件。

当那位妇女和两个女孩的哭叫声听不见时，我们已经进了“乡政府”的大院。一进房门往右拐，民兵拖着父亲推着我进到内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地主的家属有十几个人被绑着站在炕上。这个房间只有南炕，地下宽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两根粗绳子，地下留着一滩一滩血迹，角落里粗缰绳、马辔子、皮鞭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被血水染红，抽打时粘下来的人皮碎屑，把它们的纹络全给腻住了。

一望即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杀人现场！但它又是一级政府！历史上鲜有这样的事例：政府办公室同时就是杀人现场！

房间里弥漫着难闻的烟草味儿。那些用此法杀人的积极分子，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他们使自己成了一个简单的杀人工具。人们说，有一种被战争环境和气氛造成的心理变态叫战争歇斯底里，把他们此刻的状态叫“杀人歇斯底里”应该是最准确了。

进屋后我被推上了炕。这一次斗争会刚好和挖财宝那一次相反，那次是打家属给地主看，这次是打死地主给家属看。组织者如此安排，倒也算费尽心机——原来这是用兽性在检验人性！

“快，快！吊起来！”显然，他们要杀人了.……

他们把父亲吊了起来。绑在炕上的所有家属，都把头转过去，低头到九十度以下。这时我听到了像是粗绳头抽打木板的声音！父亲的呻吟声、叫声, 撕人心肺。我的心随着每次抽打声在颤抖。

仅仅半个多小时，他们就完成了杀人使命！

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原来如此简单，和杀一只鸡一样。

接着就是暴尸田野。

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活活打死，没有宣布原因也没有任何法律程序。

天空变得更加阴暗惨白了，似乎以此吊唁惨死的人们！

傍晚，当妈妈找一个破柜收尸时，我们给父亲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来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肤全被抽飞了，像是裹着一层红布……我坐在他尸体前的血地上，默默地遥望阴暗的天边，欲哭无泪。

就这样，父亲被“革命”了，时年六十五岁。如果他在天有灵，是不是还坚持认为“人命关天，G党也得讲法律”呢？！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有点土地就得搭上性命？为什么有点钱就有了罪？

在松花江北广大地区按人口平分土地的运动中，兽性的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打死一个人，自杀一个人；南小城子屯邢家，打死两个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把这些人不论用什么方式弄死，照例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马拉车用的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不用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

在日本统治者把东北变成“稳固治安区”以前，关东地区土匪横行。听年纪大的人说，土匪得不到钱时，它的杀人方法之一就是用马把人活活拖死，若是得到钱是不杀人的。既杀人又要钱，虽土匪亦不为也！

打死了多少？比例如何？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全面的统计数字可能是千古之谜了（据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说，“专家估计：中国土地改革牺牲了三百万至五百万之人命”）。

小镇里的小工商业者照例受到打击。二站镇一家小铺子（卖日用杂品的小商店），掌柜的叫马少波，打了他，又游了街，他跳井自杀前，在井沿上留下数十个烟蒂——他是多么地不愿意去死啊！其实，他顶多算是一个小小业主！但那时候这个开小店铺的人就成了镇上的“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联系到二十年后养一只老母鸡都产生“资本主义敌人”，他挨打、游街、被迫致死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二站镇仅有的小作坊，一个油坊、一个烧锅（酿酒小作坊的俗名），停办了。

我还要提一笔，至今令我伤心不已的是那场大规模疯狂暴行的运动对文化的破坏：所有受到打击的家庭，他们的藏书，包括相当珍贵的木版线装本，全被贫雇农给当成卷烟纸了。我祖父的全部书籍，就这样被烧掉！至于文化人，如教员和校长，其中，凡叫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当然在劫难逃，县中学的两届校长都自杀了。

这就叫“运动”？这就叫“革命”？是的，革命首先是破坏，是不问青红皂白地杀人！因为, “革命领袖”说了，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么，革命理所当然地要杀人了！

流血斗争，刮骨斗争，多么名副其实啊！

记得当时哈尔滨出版的《生活报》发表过文章，把松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准确地概括为“兽性复发”。这份报纸的主编，就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先生。这当然犯了“天条”，从此，萧先生其人其书同其他众多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一样，万劫不复！

“均田亩”是千百年来农民的愿望。从“不患寡，患不均”，“抑制豪强”，直到孙中山的“地价税”思想，都是要改革土地制度，这本身无可非议。我从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次平分土地，这么个作法，算不算“土地改革”？是不是真正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前面已经说过，东北地区的特点是由中农耕种的土地占绝大多数。平分土地后，其必然结果之一就是有耕作手段的农户（中农）没有地种，分到土地的农户（贫、雇农）缺少耕作手段。中农的农具、畜力都无例外地被分掉，破坏了耕作手段的完整性。“侵犯中农利益”（见东北局东北地区土改总结）几乎是普遍的，这种耕作手段与土地的分离形成了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粮食统购统销，直到数十年的粮票制，是否与此有关？这一切应该是已有历史的结论了。

一九四七年，我只是一个十五周岁的少年。对于叫做“土地改革”的既流血又刮骨的斗争，除了恐怖以外并无更多的看法。我的思维、语言、思想和知识对于当前的事件不具备认识、判断和分析的能力。

童稚时期的教育，使我潜移默化地养成了一些品质：如主持公平、注重信义、不争不贪……那时我想：G党处事公平，地主也有一份土地，也给生活出路，无非是使地主参加劳动，不再“剥削”（那时我已学会了这个词儿）。至于分掉我家土地、财产，我也想得开。因为孩提时期父亲就不断地说：“家里这一点土地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你要好好念书，到美国或日本去留学，自己学到真本领……”所以，对于土地被平分，对于净身出户，我本来就觉得无所谓，何况胜利后在中学里经过G党的二年教育，我已认识到不劳而获的可耻。看过以致演过《白毛女》，恨黄世仁，恨世道不公。这都使我能够接受这一切。

但父亲的非正常死亡，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的杀人场面，像恶魔一样折磨着我稚弱的心灵。那时我想了很多。

我出生时是满洲国，是傀儡皇帝的臣民，当了十几年亡国奴，又受了奴化教育。但难得的是生活平静！光复了，据说成立了“人民政府”，反而不平静了，说是要革命！我不反革命，我真心拥护革命。可难道用这种残忍的手段鼓动一批人打死另一批人才算革命？革命是不是都这样？若说地主阶级，应该打倒他们，我赞成——莫非打倒就是打死？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想来想去想到，如果父亲年轻时，确实干过为富不仁的事，那么，也该清算他，可就是为富不仁也不会是公然抢劫吧？自古以来抢劫就犯法啊！一转念又想到，为什么未看见宣布都有什么罪状呢？全部过程似乎是为打死而打死，犹如儿戏！若是不打死一定数量的居民难道就不算是革命？

父亲的死使我感到孤独无依，就这样，我和母亲成了孤儿寡母。

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在我此后的生命旅程里，诸多倒霉的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比如：“混入革命队伍”被另眼看待，被开除，成为肃反对象，划为“右派”关进监狱，成为“刑事犯”等等，其中概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因——“此人系地主出身，有杀父之仇”也。杀人者不查自己非法的非人道的罪错，反而以此为理由株连他们无辜的后代。实乃典型的强盗逻辑！

在按照一个行政乡至少打死一、两个人的目标实现以后不久，“土改运动”即转入平分浮财和土地的阶段。请读者记住，这种被分配的浮财和土地，当时叫“胜利果实”，下面行文就用这个词。

“胜利果实”是胜利的一方用流血斗争、刮骨斗争手段得来的，来之比较简单容易，但恐怖血腥的事件过去以后，我参加了他们的贫雇农大会。自然由那位姓胡的队长主持开会。他的开场白我记得：

“你们听着，你们是穷人，是贫雇农，G党领着你们把地主打倒的打倒，打死的打死，你们要感谢G党。这就寺（是）个名（革命），寺（是）该几都整（阶级斗争）”——听口音是江苏人，他讲得赤裸裸。贫雇农张着嘴仰着头呆呆地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什么是“个名”、“该几都整”——他接着说：

“现在你们胜利了，要把土地浮财分给你们。浮财不要均分，土地要分等级。你们自己商量怎么分……”

贫雇农的组织叫农会，它的头头叫农会主席。他接着向全体贫雇农宣布说，先散会，等待农会商量好办法就给大家分浮财。散会后，农会留下六、七个有点头脑的人商量给贫雇农分“胜利果实”的办法。定下来先分浮财，然后再分土地。分浮财的办法很难想出来，当天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散会时，农会主席也是村长（他叫李芳圃）对我说：

“小冯，你是土改工作队的人，回去想想办法”——我注意到他的和蔼目光——“你文化高，^_^你了”。另一位负责人也示意地看着我。

“行，我考虑一下”，我未加思索地承担下来。

我之所以承担下来，应该说这里多少有一些乡土之情的因素。

为此，我有必要说说农村中的乡土之情。

就主流而言，在农村由历史的、传统的、宗教的、道德的、文化的、人性的因素交织形成了人和人之间浓重的乡土之情，它不是一年半载用什么别的东西就能破坏得了的。尽管当时的政权宣传黄世仁如何坏，但一个个现实中的人（地主）毕竟没有逼死杨白劳，更没有强奸喜儿。在具有数千年文明的人类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一下变成仇敌（被利用的痞子当然除外）。

下面的事例就说明了这种情形。

“土改运动”中进行流血斗争时，还有一个花样——“串联斗争”。所谓串联斗争就是在一个区的范围里各个乡之间相互交换着斗争地主，即一个乡的贫雇农可以到任何别的乡去斗争那里的地主。

五十年前的北满地区要比现在冷得多，刚进入十一月，原野已是白雪皑皑了。一天早晨有人敲门，来的是农会干部钟义。

“你今天到前边王家屯去躲躲吧，昨天海丰屯过来人说，他们今天来串联斗争”，他一进屋门就对我说。没等我反应过来，他看着我母亲接着说：

“大婶也到村后黄大姨家去吧”。母亲让他坐下，他说有事要办，转身走了。

“妈，您快走吧！”我催促母亲快走，以躲过这场灾难。

母亲走了，我随后也出了家门，直奔屯子东南约二里地的土丘。这里地势较高，可以望到屯子里的情况。

田野静悄悄，凛冽的寒风呼叫着，大地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自从参加土改工作队几个月来，我未得一点空闲。苦闷、彷徨、恐怖、时而夹杂一点满足感，占据了我整个心绪。今天借助这个逃难的时间，来到这静谧的空旷的雪原。

母亲常念的一句诗又浮现出来：“又得浮生半日闲”。然而，哪儿会有世外仙境去“寻得桃园好避秦”呢！

我仰望高耸的白杨树迎着寒风，树枝上挂满冰雪傲然而立，看着干枯的树枝依然在寒风中摇曳。它像是我此刻的处境吗？

人喊马嘶，一阵乱噪噪的声音从屯子里传过来。我从高处望过去，只见有几辆大车，一群一群的人乱嚷乱叫，我在远处看不清什么。事后我才知道，那一天很多人又被打了一顿。串联斗争的心理作用是养成为所欲为折磨人的优越感，情绪上鼓舞“斗志”（兽性）。除了这种精神的心理的满足感以外，到别的村串联斗争的贫雇农们得不到一点物质利益——本村的贫雇农对于浮财早已挖地五尺了。这样的串联斗争以后还有两次，我借助于和农会的关系和乡土之情都躲了过去。

再说分浮财。

夫浮财者，人们全部生活用品之谓也！衣食住行所需之物品应有尽有，从吃饭用的竹筷子到箱子柜子大小不齐。

恐怖的血腥事件过后，就开始了第六阶段：分浮财。我已受人之托，当完成承诺之事。我以当时的知识水平，想出一个方法，农会的人同意了。

第三天农会又开会，农会主席叫我说说。

我说，物品又多又杂，只能一样一样定出价钱，计算出总钱数。规定不平均分，就分开等级，比如分四个等级。最贫穷的雇农定一级，次贫穷的定二级，再次贫穷的定三级，把每家都定上等级。给每家按照等级分钱数，再按照先后顺序去选自己想要的物品，选够自己分得的钱数……

“我看这个办法可以”，没等我说完，村长兼农会主席李芳圃高兴地抢着说。

我继续说：“分几个等级，等级之间的差别应该多么大，给谁家定哪一级，怎么定顺序，定物品价钱，这些由农会决定，我管写票。然后，将物品都摆放在院里，每家按票上的钱数选取物品”。

“四个等级有多大差别？”钟义（他是乡农会副主席）像是对会场上的人提问，眼睛又看着我。会场沉默了一会。

“小冯，你认为等级差别多么大合适？”李芳圃直率地问我，此刻，他大概认为是向土改工作队员（而不是地主家子弟）征求意见。

“这个问题得大家商量，等级之间不能差别太大”，我说。

“差别要有多么大，你先说说”，李芳圃仍是直截了当地问我。

“我想每级之间差别为零点二倍左右合适”，我说。

他们大部分人不明白什么是零点二倍。我只好向他们解释，如果分四个等级，那就是一级一点六、二级一点四、三极一点二、四级一点零。如果定为四级的贫农家庭一人分十元，那么，定为一级的雇农家庭一人分十六元。经过我的解释和说明，开会的人都同意我提出的具体办法。那个说话带口音的土改工作队长，从其他乡回来以后，了解这种分浮财的办法又称赞又高兴，带到其他乡去推广。

我们这个乡就按照定下来的这个办法开始工作了。几个自然屯共有六十八家贫雇农，其中最穷的雇农有六家；次穷的雇农二十家；比这二十六家日子过得稍好点的贫农有二十五家；再往后也是十七家贫农，属于贫雇农中日子过得最好的人家，但比下中农要差。前已述及，中农在这次土改中普遍受到程度不同的洗劫，下中农不但分不到“胜利果实”，而且自家的畜力、工具也受到侵犯。

最令人感到有意思的是：整整二十年后，“贫下中农”这个词不仅在生活中和报刊上使用频率最高，同时它还是工农联盟的一翼，其革命性正强，是响当当的革命派！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么二十年的变化是中农变得与贫农为伍！或者说当时的中农变成了后来的贫农。用马克思的话：农民“绝对贫困化” 了——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建设成绩啊！

农会把该做的工作做好了——给贫雇农定等级，给浮财定价钱——我把每家贫雇农应该分到的钱数也计算出来了。自然要选择吉日瓜分“胜利果实”。这一天贫雇农们早早地就来到乡政府大院，等着分东西。“胜利果实”摆得满满一个大院子。

贫雇农按照农会给的顺序号排好了队，一个一个地到我这里领取应分到的钱数，然后，按顺序到院里选自己需要的物品。每件物品上都有价格标签，若是遇到两个人都选中了一件物品，自然调解一下分顺序先后解决。

这一天是每家贫雇农享有“胜利果实”的大喜日子，院落里整天地人声鼎沸，笑语喧哗。当夕阳的余晖被冬日的凉气侵袭殆尽时，堆满物品的院落空空如也——那些日常生活用品被这种特殊形式的抢劫文明地抢走了。

在以后参加工作的数年间，对于这一段经历我还有点自豪之感：“胜利果实”之一的浮财分配，是按照我策划的方法实现的——我爱国，我革命了，我光荣地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

自从我想出办法给农民分了地主浮财之后，土改工作队和农会对我的印象极佳。

农民的“胜利果实”有二：浮财与土地。浮财已分完了，现在需要进行第七阶段的事：分土地。

我几个月前的工作成果——丈量并绘制的田亩方位图，就是分土地的依据。

政策是全行政乡土地“打乱平分”。寇家屯乡平均每人九亩三分地。分土地的原则是每人数量平均，但质量不平均。所谓质量不平均，其内容就是：最穷的雇农要分给土壤最好的土地；次穷的分给次等级的，依此类推。地主、富农、上下中农当然是依次分给土壤不好的土地。在我制成的土地方位图上，每块地边界、长宽弓数、等级都标注得很清楚。

农会决定用三个晚上把土地分下去。头一天晚上，依顺序先由排在前面的雇农、最贫农、次贫农……来选最好的土地。每家选完了地就可以回去了。我随时把每家计算出来的宽度标注在地图上。村西头最好的土地快分配完了，大约还剩下十五亩左右，农会主席对我说：

“把这一块地留下，先不分了，再来人分别的地块”。

我当然只能照办。以后几天排到中农、富农、地主分土地了。这时好地早已分配完了，剩下的地块都是土壤贫瘠的沙地。依次分下去，最后是几家地主分那些次地。等到该我家分地时，农会主席说：

“我们农会决定了，你家该分二十七亩九分地，村西头的十五亩好地分给你，剩下的再分这边的。”

我当时年轻，不懂什么，反正照做就是了。这样，我家土改中分到的土地有一半是好地，几乎和贫雇农分到的一样。

土地分配完以后，最后一道程序就是“发土地证”，印得花花绿绿，写上姓名、地段、亩数和座落，四周邻居。按照地图上标注的长宽到现场钉木桩子，是为每家的地界桩。

到了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松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算是基本结束。

当“土地改革”还在进行的时候，另一个运动已经开始了——“扩兵支前运动”。不知为什么，那时不叫参军，也不叫征兵，却叫“扩兵”。

为了战争，必须要大规模扩充军队，找到尽可能多的士兵，以满足前线之需。显然，这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于是，由县里直接派出扩兵工作队。他们到了寇家屯乡政府，先给乡政府里人开会，讲解扩兵的目标和做法。接着就召开全乡贫雇农大会，进行扩兵的动员报告。

一九四八年的春节刚刚过去，这一天气候暖和，比往年同期少有。上午十点左右，各屯子的人都来了。县里扩兵工作队带队的人（队长）看上去四十几岁，从言谈举止判断是一个当兵多年的农民。他的扩兵动员讲话直截了当，我的印象深极了，他说了很长时间，语气有些焦急。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内容，记得是：

“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很紧，前线需要人。今天开会是为了扩兵支前，支前就是支援前方打胜仗。大家都来了，我先给你们讲一讲，为什么要扩兵？道理讲清楚了，咱们就报名。扩兵就是扩大部队作战的士兵。有了拿枪的兵，才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G党来了，你们翻身得解放……G党的恩情说不完…… 你们要用实际行动报答G党毛主席……”

他讲了很多很多，农民们傻呆呆地听着。看样子有些词汇农民们根本听不懂。

“什么叫反动派？是一个人吗？是不是地主老财？不是已经打倒了吗？”我听见一个农民对旁边的那一个小声嘀咕。我暗自好笑。

“大家报名，快点！”…….“本人去也行，孩子去也行”。那个扩兵工作队队长着急地催促着，询问着，焦躁之情溢于言表。

实在是出乎我的预料，农民们竟然以沉默和不理睬作了回答！会场出奇的静，难耐的静！好像是一种交易谈不成出现的尴尬场面。我看出这位队长脸上掠过一丝难堪的表情。我再看看会场，农民们大部分人低着头，个别的人在小声嘀咕。农民们此刻没有了分土地分浮财时的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情绪。

快到中午有些起风，似乎不那么暖和了，抑或是会议气氛所致。

会场仍是鸦雀无声，看来这位队长的扩兵任务实在难以完成。这时又听到了他嘶哑的喊叫声：

“我告诉你们，'胜利果实’你们已经拿到手了，你们要不要拿起枪来保卫这些'胜利果实’，你们自己想一想……国民党来了你们怎么办？……”

这位队长不顾失态，他在吼叫着，声调里饱含威胁口气。接着他赤裸地说：

“你们分了人家财产，分了人家土地，打死了人家的人，你们得了这么大的好……你们不去当兵？你们说，谁去！你们等着地主家的人回来反攻倒算杀你们！……”

他说得如此直截了当，如此露骨而又真实，没有一点迂回——也是难得的“诚实”！我离讲话的人四米左右，向他望去，只见他横眉立目满脸通红，声音有些颤抖，嘴角上因说话的时间长而泛起白沫。

“看来，这位队长恼羞成怒了……”我思索着。

扩兵动员会已经开到过午了，乡里的干部就直接点名道姓地动员，有目标有对象的一家一家地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