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抓上“一打三反”公判大会

按：“一打三反”运动，使1970年成为文革中最恐怖的一年。当年死刑核准权下放，各地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处决了大批政治犯（时称“现行反革命”）。仅据官方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记载：“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版330页）本文作者方子奋，男，1941年生，现为退休工程师。文革“一打三反”中是南京市“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张稼山案的要犯，同时又与李立荣案、林舜英案和曹汉华案（曹案由江苏无锡市公检法军管会审理）直接关连。上述四案的“首犯”张稼山、李立荣、林舜英（李立荣母亲）、曹汉华均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处决。方子奋因“家庭出身好”（父亲是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幸免一死，被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以“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疯狂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79至1980年经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确定以上几案全属“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

就在军代表最后一次提审我不久，号子（注：牢房）开始不断进人，几乎每天都上新客。我刚进7号时一共十五六个人，现在一下子增加了近一倍，原来地板上的铺位每人能摊到二尺多宽，现在必须侧着身子弯着腿、屁股套屁股才睡得下。中共执政后曾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方征，不知犯了什么事也关在我们7号，他偷偷告诉我：“这种大批进人的现象决不是好事，只有解放初期‘镇反’时才有过。”这位公检法老前辈的预感果然很灵，就在他说这话的十来天后，迎来了南京在“一打三反”中的第一批屠杀。

1970年3月6日，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早晨刚刚起床我们就觉得今天气氛有点不对。按往常惯例，起床后给我们穿衣叠被抹地板的时间大约有十分钟，洗脸刷牙十分钟，然后全体立正面对号子铁门背语录，有时也会多几分钟让我们活动一下手脚，等稀饭桶一到，全体早饭，吃完后各就各位坐下开始“考虑问题”，新的一天这才算真正开始。可今天我们刚从被窝爬出来正准备叠被时，号子门上的小窗突然啪地打开，我们那位陈医生（注：是一位专爱以肉刑“医治”犯人的恶吏，“医生”是犯人给他起的外号），沉着脸对我们下命令：“动作快点，叠好被子后各人坐在自已铺位上，一律不准随便走动。”有个老犯人请示：那我们早请示背语录怎么办？陈医生冲他吼了一句：“我讲的你没听见啊？”关上了小窗。

清早起来就特别关照我们不准随便走动，“早请示”背语录居然也暂停，这可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每一个人都明显感觉到了反常。更令人不安的是号子里的喇叭从起床开始就反复地播放“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革命歌曲，一遍接一遍毫无间断，而且声音大得出奇，少说也在七八十分贝以上，老犯人都称多年来从没遇过这种情况。

喝完稀饭后我们一个个乖乖地坐在自己铺位上想心事，邻坐的老爷子方征悄悄告诉我：“今天恐怕要有大行动。喇叭里放这么大的声音，大概是为了盖住外面大院里的什么响动，不然没必要这么做。”（事后回想，这位法院老院长真不愧为公检法前辈，他的判断实在太准了！）听他如此说，更使我狐疑满腹，不知要发生什么事。

最令人感到反常的是，平时极为准时的午餐，今天居然提前了一小时左右开饭（号子里根据窗外射进来阳光在墙上的位置来估算时间）。那天的菜是日常不大吃到的咸菜豆腐汤，放到平时大家会兴高采烈一番，可今天个个闷着头吃饭，无人开口说话。中饭结束后，大家惴惴不安地坐在铺位上胡乱猜想下面将会发生什么情况。

饭后约摸半小时左右，我们7号牢门突然“咣当”一声打开了，二十多双惊恐不安的眼睛齐刷刷地一下盯住了门口，只见背着双手的陈医生正在阴沉沉地扫视我们的脸，目光转了一圈后，最终定在了我身上：
“2605，把东西带出来！”

我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是在喊自己，赶紧答“是”。

一听要我带东西出去，难友们明白同我分手的时候到了。号长、方征、马聚尘等几位处得很好的难友一齐围了过来，七手八脚地帮我整理铺盖和换洗衣服，最后用一条单裤叉开将铺盖扎成了卷。就在这几分钟时间里，他们几位再三低声叮嘱我多多保重，祝我好运，相约后会有期。临别前老院长方征用浓厚的宝应口音在我耳边又加了一句：“你年轻有才，以后总会有前途的。”

我按狱中不成文的规矩把牙膏、草纸、肥皂全部留给了难友们，匆匆向大家道了声“后会有期”后，一手拎着裤子，一手夹着铺盖出了7号。

出7号之后，我被身后的陈医生押着走到东西两大院走廊汇合处，接着又往左拐，向一个被犯人们称之为“柜台”的地方走去。老远我看见“柜台”旁边墙根处有几个人被反铐着蹲在那里，由于一个个埋着头，无法看清他们的面孔。

这 “柜台”在娃娃桥看守所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新来者要在此搜光所有随身物品并登记入账后才能“净身入户”，离开时则在此发还进来时扣押的东西。此外，这里还是“临时法庭”所在地——已在法院开过庭而又未当庭宣判的犯人，往往就在此处领取判决书，有的干脆由法官在这里对着犯人念一遍判决书就算开过庭了。

我一看见“柜台”，估计判刑是难免的了。对即将面临的判决，我倒不像人说的那样心里七上八下，因为对此我早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盘算过多次——李立荣不过才判十年（注：作者此时不知道李立荣已经被重新判处死刑，不久即与其母林舜英一起被处决），我肯定要比他判得轻，最多五到六年，当时只是没料到这本老黄历早已过时。

到了“柜台”跟前，陈医生立即命令我将夹着的铺盖放在地上，他从一张办公桌抽屉中拿出一根布条递给我系好裤子，接着掏出副铐子将我反铐了起来，这次没像上次，铐得一点不紧。随后他把我推到墙根那几个人旁边，命令我蹲下，顺手把我脑袋往下压了压。

我利用蹲下那一刹扫了那几个人一眼，当即不禁为之一怔：他们原来是李蔚荣、张稼云、Z某、C某等一干朋友（注：李蔚荣是李立荣之兄，其他都是因爱好文学艺术而常在李家与李立荣聚谈的年轻人）！

一看早蹲在地上的原来是他们几位，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意外。在我印象中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特别是李蔚荣，他只不过是李立荣的哥哥，平时言行很谨慎的一个人，这次怎么把他也牵进来了？另外三位以往和我接触不多，我一时还真想不出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几位中除李蔚荣外，张稼云是李立荣多年的朋友，我是在李家认识他的，后来也成了朋友。他和我们一样，自少年时代起即爱好文学音乐，并且很有写作才华。1979年底他获平反后一直在南京钢铁厂工作，业余时间致力写作。1994年5月的一天，在单位浴室洗澡时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终年55岁，呕心沥血所写的几十万字书稿亦未能问世。

另两位Z和C都是李立荣的多年朋友，我同他们的交往并不太多。由于九十年代后音讯不通失去联系，我写本文前无法征询他们是否同意在本文中以真名出现，在此只好以字母代之。

使我有些奇怪的是，我们另一位很重要的朋友张稼山不知为什么却没在这里。

张稼山和李立荣是街坊，从小一起长大，是那种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是经李立荣介绍认识他的，见面不久我和他就成了至交。他身材不高，体型魁梧，为人乐观开朗，心地极为忠厚，白净净的脸上似乎总挂着愉快的微笑，一双略带女姓化的大眼睛看人时透出的亲切温暖，使人一见就感到特别容易亲近。除了烟瘾和我一样大之外，他和我还有一亇奇怪的共同爱好：喜欢安徽的黄梅戏，尤其是特别喜欢严凤英演的《天仙配》和《女驸马》（这使我们那班酷爱西方古典音乐而对中国地方戏曲从无兴趣的朋友们颇感奇怪）。1968年严凤英在合肥挨斗，我曾连写三信叫她到我的农场来暂避“风头”（此信估计落在那些军代表、造反派畜牲手里了），张稼山几次想去合肥把严大姐救出来，可惜最终未能去成。

张稼山和曹汉华也是好朋友，在我青年时代所有的朋友中，只有李立荣、曹汉华和张稼山才能称之为我真正的至交。

一见张稼山不在，我不禁纳闷了起来，照理说身边这几位既然都陷进来了，那张稼山就不可能平安无事，可现在却独独没有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会不会人还没押过来，正在等他凑齐后一道宣判？可等了好久始终未见他人影。这时我不禁为之庆幸起来：老天保佑，总算没有“一网打尽”。

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其实张稼山早就来了，只是没同我们押在一起，在我们到“柜台”之前，他早已被五花大绑同另外十个判死刑的一同关在另一间密不通风的小屋内了。

就在蹲着等待的那段时间里，我勾着眼睛偷偷打探了一下四周，五六米外墙角处竖靠着的一捆木牌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狭长的木牌长约一米五、六，比手掌略宽，顶尖部成90度交角，下端削得尖尖的，木牌有一面贴着白纸，由于纸面朝里，无法看到上面写的是什么。不知为什么，这东西突然一下触动了我的某部分记忆，我隐隐约约地好像在哪见过，但一时间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直到两小时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这些玩意儿正是我在历史照片、电影上看到过的死刑犯亡命牌，今天是为十一位“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特地准备的！

我原以为来“柜台”这里是接受判决的，可左等右等却一直没任何动静，大约半小时后，从走廊前方一下来了一小队军人，走到我们跟前后把我们五人押上了院子中一辆黑色囚车，接着又有八九个犯人陆续被押了上来。我一看这架势，估计是带我们去集中公判了。

随着一路凄厉的警笛声，我们很快到达了目的地，下车一看，我立即认出了这是南京五台山体育场，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体育场的后大院。下车后我们被安排就地坐在枯黄的草坪上，四周围了一圈军人，这些军人倒还好，允许我们四处张望，不像娃娃桥的看守连头都不准我们抬。

这一天早晨很冷，上午10点钟后渐渐暖和了起来，午后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使人有点晕乎乎的感觉。我们已经有半年多没晒过太阳了，灿烂的阳光刺得眼睛有些难受，但却使我们沐浴到了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这时我们五人相互打量了一下，由于长期不见天日，每人的脸上都像白纸一样不见血色，当彼此目光接触的那一刻，嘴角都挂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大约过了一刻钟，有人过来在我们衣服后背上别了块小白布条，上面写着各人的名字，接着每人身后来了两名人高马大的士兵，一左一右架着我们膀子弯着腰走到“主席台”旁一快空地上就地蹲下。

刚刚蹲下没一分钟，三四个军人走到排在我前面的张稼云面前问他名字叫什么，张稼云回答后他们又问了一遍，问完他后又反复问我们几人他是不是张稼云，直到有了肯定的回答后才作罢。

这个举动当时令人非常奇怪，别人不问，为什么单单要问张稼云？一时谁也不明白究竟为了什么。后来我们才明白，他们这样问的目的是为了“验明正身”，因为张稼云和张稼山兄弟俩的姓名只有一字之差，那些刽子手们怕杀错了人！

紧接着我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很快有十几名被绳子紧紧捆绑的犯人被架着逐一经过我身边，轮到第六个时，我一看顿时呆住了——那是张稼山！

他同前面过去的犯人一样被五花大绑着，大概是绳索勒得太紧的缘故，腰已无法直起，还一直在哎哟哎哟地呻吟。

看到绑着的张稼山，我一时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反铐，他却绑着，我们几人在一起，他却同别人在一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胡思乱想之余我甚至产生了一个日后深责自己糊涂的奇怪念头——我们被铐着的今天肯定要判刑，用绳子绑的则是有可能当场释放的对象，之所以绑他们，是为了给他们吃点苦，出去以后好长“记性 ”。

我做梦也没想到五花大绑是对死刑犯特有的临终“关怀”！

片刻之后，大喇叭里响起“把罪犯押进会场”的喊声，我像一只鸡一样，双脚悬空地被拎上了主席台的边侧。

这里我要提一下身后押我的两个军人。就在正要押我上台的那一瞬间，右边那个军人在我耳边低声对我说：“我们一架你，你两条膀子马上要挺起来，下面随着我们的力量往前就行，千万不能松劲，不然膀子会吃不消。”我按他说的做了，当他们把我架悬空时，由于事先膀子挺了劲，结果一点痛苦没有。紧邻我的另一位难友就没有这样幸运，由于事先毫无准备，结果膀子差点被架脱了臼。对我说话的那军人河南口音，身材高大，在人性丧失良知泯灭的那个年代，他能在这样一个细节上关照手中的犯人，也算够难为他了，为此我一直挺感激。

我被押到台上脚刚落地，身后的人一把揪住我头发让我抬头“亮相”，另一人则抽住勒在我颈子上的绳圈。我乘抬头之机扫视了一下整个五台山体育场，除了四百米跑道上空着，看台、盆地中央的赛场以及其他边边角角空地，全部密密麻麻挤满了人群，我心里很快估算了一下，少说当有十万之众。

就在这时，只听大会主持者大声命令：“把张稼山现行反革命集团所有罪犯押过来！”登时我们被反架着在审判席下一字排开，弓着腰低头听候宣判。一段不算太长的罪名念过之后，宣判人提高嗓门宣布：“判处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张稼山死刑，立即执行！”

一听张稼山判死刑，我大脑里“嗡”地响了一声：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什么时候成立过“现行反革命集团”？张稼山怎么会一下成为我们的“首犯”？他怎么会平白无故被判死刑？

我这里正在急速地转动脑筋，陡然间张稼山那边起了一阵骚动，只见好几个军人一齐向排在我们左边第一名的张稼山冲去，我听见张稼山挣扎着要喊什么，由于喉咙被绳圈紧紧勒住，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啊啊声。我弯着腰斜眼看去，只见张稼山在疯狂地扭动着身体，七八个军人死命地在按他，拼命挣扎大约十来秒钟后他终于歪着头颓然不动了，硬是靠身边人架着才未倒下……

两三个小时前，当我临离开娃娃桥看守所“柜台”时还暗自庆幸这次张稼山总算没被卷进来，做梦也没想到转眼间他竟一下子成了我们的“首犯”，而且是死刑立即执行！

接下来对我们五个人进行了宣判：C被判有期徒刑20年，张稼云15年，Z也是15年，我被判了10年，最后是李蔚荣，8年。

在我们后面是对另一个现反集团的宣判，记得首犯名叫厉功友，是个复员军人，他和六七个下关的小混混经常一起喝酒乱侃，天南海北，无所不吹，最后稀里糊涂成了“现行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还算好，厉功友只判了个“无期”，总算留了条命，后来在1978年底第一批平了反。

下面接着又判了十个死刑，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马聚尘。

就在当天上午10点多钟我在7号牢房被带出来时，同号的马聚尘还热心地过来帮我收拾铺盖并互道后会有期，当时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后会有期”来得竟然如此之快，仅仅隔了三个小时，他自己也被绑上了五台山公判大会的审判台，并且和他的姨父、南京二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王飞一同被判了死刑，罪名是“叛国投敌”。

他原是南京第二锁厂的出纳会计，1968年秋和姨父王飞从南京飞到昆明，后又辗转去了云南边境，打算从那里去缅甸，越境中途不幸被当地民兵截获。我进7号不久就看出他是一个很有思想抱负的青年，对当时中国的政治黑暗极为反感，号子里虽不便深谈，但这并未妨碍我们很快成了心灵贯通的难友。他和我一样，爱好文学艺术，并写得一手极漂亮的钢笔字，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笔与年龄不相称的遒劲字体，比起后来那个有名的×××钢笔字帖，不知要好出多少倍。

我在7号被反铐的那六天五夜里，都是他给我喂饭喂水、料理大小便，并且不时地悄悄鼓励安慰我。这份珍贵的难友情谊多年来我一直感铭在胸，可惜永远没有报答的机会了！

3月6日这次公判大会，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一人。其余十几人分别被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所有被判死刑的是清一色的“现行反革命”！

公判大会结束后，我们分别被押上十几辆敞篷军车游街示众。南京30万人被组织起来列队立于市区主干道两旁，像欢迎来访的外国元首一样夹道观看长长的刑车车队。前面六辆是死刑刑车，五花大绑的死刑犯被架在车厢前面，颈背插着一米多高的亡命牌，随着车队的缓缓行进，十一支白色亡命牌像夫子庙的条形宫灯在半空中微微摇曳。我被押在7号车上，与判死刑者不同的是，他们的头被紧紧捺住低下，而我则由身后当兵的揪住头发强行仰头“示众”。

刑车车队从五台山体育场北大门开出，沿广州路转向中山路，继而向新街口广场前行。当行至新街口曙光理发店（当时南京有名的大理发店，现已拆掉。原址位于新街口邮局对面）时，车队忽然停了下来！

这时我听人群中有人连声高喊：“有人拍照！有人拍照！曙光理发店二楼有人拍照！”顿时人群乱了起来，只见好多军警和便衣纷纷向曙光理发店跑去。

这位摄影者是出于好奇，还是另有考虑想记录下这历史瞬间？我至今对此一无所知。多年来我一直想探明个中原委，也很想知道那位摄影爱好者后来的下落，遗憾的是始终未能遂愿。我唯一的希望是那些照片没被毁掉——无论是至今依然被某些人牢牢控制在手中，或是早就被遗忘在某个部门的秘密档案柜里——只要它们还在，我想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公之于众。

约3分钟后，车队继续前进，通过新街口广场后向左拐上了中山东路，行至大行宫又右转驶入太平路继续朝南开去，行至白下路口，车队截为两段：前面六辆死刑车径直往升洲路方向开去，由那里一直去凤凰西街枪毙人的刑场，我们后面这些车子则停了下来。

看见前面车子直行，我知道张稼山最后的时刻到了，顿时禁不住泪流滿面。架我的两个当兵的见我落泪倒没怎么为难我，只是揪住我头发晃了晃，低低呵斥我别出声。

死刑车队去后，余下的半截车队右拐，最后经白下路驶回娃娃桥看守所。

这就是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南京有名的“三六”公判，也是南京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的首场。继此之后，又于同年4月28日处决12名，7月24日处决24名，12月10日处决10名。另外还有不少“现反”被个别处决，具体数字无法统计。

在这四批集体处决中，最震撼人心、最骇人听闻的，当数1970年12月10日那场。在“一二·一○”公判中，李立荣与他年届六旬的母亲林舜英一同被判死刑，并被绑在同一辆刑车上驶向刑场……

以上四批被处决的“现反”，到1980年经复查，全部被确定为冤杀，无一例外。也就是说，冤杀率为百分之百！ 

（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慧园里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