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弹词主要流派（九）

像苏州评弹那样有影响的流派唱腔之众多，在各种地方曲艺与戏曲中并不多见。不断创新的评弹艺术，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评弹音乐资源，使自己拥有常青的魅力。评弹各具风格的流派唱腔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典型的江南水乡音乐，优美、儒雅、婉转、沉静，像江南曲水清流顺畅又轻游慢转，清澈纯净又韵味悠长。韵味醇厚的“蒋调”，就像江南的水令人亲切、亲和，有抒情和人情味。

蒋调，是蒋月泉（1917—2001出生于上海）所创。蒋月泉出生于上海一个戏院职工家庭。。1931年（14岁）母亲病故，大妹蒋玉芳外出学南词（苏滩），独自跑码头，后成为苏昆剧团创始人之一。（17岁）拜钟笑侬为师学说《珍珠塔》。因感到此书不合自己的性格，三月后又投张云亭学说《玉蜻蜓》，又称《节义缘》。翌年登台演出，并在电台为观众演唱开篇，一举成名。当时的代表作为《男哭沉香》、《女哭沉香》、《离恨天》等。又拜隔房师兄周玉泉为师学唱《文武香球》，在“周调”和“俞调”的基础上他创造发展了旋律优美、韵味醇厚的“蒋调”，成为评弹曲调中传唱最广，影响最大的弹词流派唱腔。蒋派魅力无穷，他说书官正，章法正谨，说表细致清脱，语言凝练、幽默含蓄，表演潇洒传神，弹唱悦耳动听、声情并茂，后期更进入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成为书坛上负盛名的弹词名家。

一九四八年轰动上海书坛的“七煞挡”，有：张鉴庭、张鉴国、王柏荫、潘伯英、周云瑞、陈希安、唐耿良、韩士良、张鸿声，形成一个整体进入书场竞争，上海的书坛小报发表消息“七煞挡”苏州说书。这种自发组织在“解放前后”的政治投机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导致中共轻易操纵的“上海评弹团”成立。这些组织形式变动不仅影响到评弹今日的发展，也影响到我们欣赏评弹的视角。蒋月泉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他不仅给我们留下“蒋调”，也给江南评弹这株奇葩带来了血迹斑斑。蒋月泉1951年加入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今上海评弹团），曾任副团长。

四十年代，促进了评弹的发展，也捧红了蒋月泉、唐耿良、陈希安等艺人，而他们在“解放”后又将这种艺术优势通过政治手段固定下来，为评弹注入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为中共给人民大众洗脑编唱了许多的红色书目，保持了以前走江湖时，向权贵屈膝献媚的奴性。象徐云志、周月泉、杨仁麟甚至严雪亭等政治嗅觉不够灵敏的前辈，拉开了与蒋月泉、陈希安等人之间的政治距离。

“文革”前期，毛泽东的老婆，所谓“旗手”江青到上海锦江饭店看演出。上海评弹团为了拍毛泽东的马屁，特意演唱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不料这个节目刺痛了这个“旗手”的神经，她顿时怒气冲冲，拂袖而去。“文革”初，江青就叫嚷：“评弹是靡靡之音，听了要死人的。”江青的爪牙及党徒就纷纷出动，对评弹进行了“围剿”。江浙两地绝大部分评弹团、队被强令解散。广大的评弹演员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到迫害，不少演员的工资停发，靠补贴度日，生活艰难。有的被迫下放劳动，有的改行转业，演出队伍大为缩小。数以百计的书场放关闭，演出场所大为减少。

一九六六年一月，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社这篇社论中，鼓吹“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文艺权威“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在社会上则兴起了红卫兵、造反派的造反热潮，他们着了魔似得写大字报，搞大串连，并大搞批斗、抄家。在这样全国性的“横扫”狂潮下，几乎所有评弹老演员都被诬为“反动艺术权威”而深受人格和肉体上的迫害。

“解放”前，蒋月泉等评弹艺人尽管是饮誉书坛多年的大响档。在共产党操纵的“造反派”眼里，蒋月泉等人则不过是昔日书台上卖艺的戏子。所以在“文革”中，蒋月泉、严雪亭、杨振雄、张鸿声、姚荫梅、张鉴庭、唐耿良等被列为上海评弹团的“十大牛鬼蛇神”，是评弹界的“文艺大黑窝”。蒋月泉等十余人首批“靠边站”并被审查和抄家。另外，“造反派”还把评弹团里的一些名家和响档也一起关进了琴房和浴室致装的“牛棚”里。为了名副其实，称之为“鬼穴”，还在门上画了怕人的骷髅。蒋月泉等“十大牛鬼蛇神”，各封了鬼号。任何“造反派”的小将都可以随时随地把“牛鬼蛇神”拉出来开批斗会。在批斗时，每人戴上一两尺高的纸帽，胸前挂上纸牌，牌上写着每人的罪名，分别有特务、汉奸、右派、反革命、坏分子等。“造反派”们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批斗，甚至还伴以拳脚殴打。

共产党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特点和规律：旧帐新算。这次运动算上次运动的旧帐，到了“文革”最后算总账。这样一些老演员就倒了血霉了，过去谁都有些所谓的“历史问题”。连老演员过去在国民政府部门，演出时的“注册登记”都让人揭发出来成为“罪证”，结果被“造反派”们斗得死去活来。只要“造反派”认为对方是反革命、黑五类分子、漏网右派，就可以不择手段对待。检举揭发“隐藏阶级敌人”受到鼓励，告密也成了政治觉悟高的表现。那时候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因为毛共提倡：“造反有理，革命行动至高无上”。

在“文革”的昏暗岁月中，蒋月泉由一个政治嗅觉机灵敏的弹词名家一下子变得缄默木讷起来。与他同牛棚的人有为了讨好“造反派”而诬陷他人的，或顺循“工宣队”的诱供，捏造假材料的，而他则是默默无语，也无可奈何。蒋月泉是最后一位被“解放”的弹词名家。为了避嫌疑，“解放”后的老演员成了惊弓之鸟，彼此见面仍是道路以目，不敢交谈一言。蒋月泉在调养身体过程中，对自己参加“评弹团”后的经历，审视一番感觉得自己全身心地献媚、讨好共产党，曾被“党”称之为“人民评弹艺术家”。而最终沦为戴了手铐的“牛鬼蛇神”之间反差太大，而显得对“党”既陌生又迷茫。陷入对“党”既恐惧又僵化之中。在“文革”中受尽迫害的蒋月泉，其身体和嗓子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已难以再登台演唱长篇了。所以，蒋月泉曾一度离开了自己热爱的书台，到苏州评弹学校为青年演员进行辅导和授课，基本上不演出。

实事求事地讲，从前听蒋月泉说书，也和他的弹唱一样，如饮醇酒酽茶。即使是书前的垫话和书中的穿插，所谓“有味之言，可以饮人”，自有其醉人的艺术魅力。

《玉蜻蜓•问卜》是长篇弹词《玉蜻蜓》中的一个插曲，和主体故事关系并不密切，甚至于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细节，但是可以以小见大，体会领教蒋月泉的说书风格。

蒋月泉多次演出的长篇弹词《玉蜻蜓》中挖出来的短篇折子书中，《问卜》、《归亡》、《骗上辕门》、《文宣荣归》等都是属于他的噱书之列，每回书都突出了一个“噱”字。例如《玉蜻蜓•问卜》确实“是回极好的噱书”。富家子弟金贵申外出长期不归，其妻金大娘娘忧心如焚，派人请了当地一个算命先生胡瞎子来金府卜问凶吉。书就从胡瞎子进入金家说起。

金家男佣周青手执明杖（瞎子手中竹竿的雅称）一端，胡瞎子拿着另一端，一路引领胡瞎子走进金府；周青看见金大娘娘跟前的丫头荷花前来接应，就把明杖交给荷花，不声不响走了出去。瞎子不知道，以为还是周青；等到知道换了人，而且还是老乡邻荷花，就亲切地交谈起来……

以后的情节，荷花端出四样点心，不能解饥；又换成四只肉团子……这就更加精彩，令人捧腹喷饭。令观众在笑声中增添了，对胡瞎子的同情与怜悯。

噱，作为评弹艺术的一种特殊手段，也是评弹艺术的一个特色。正由于蒋月泉具有着驾驭语言的娴熟功力，又能发挥其睿智、机敏、颖悟，演出中往往口角风生，妙语连珠，而巧思妙想，言谈微中，使听众会心畅怀，解颐释惫，真可谓是放噱的高手。

蒋月泉说表中的铺噱手法，包括肉里噱、外插花、小卖等，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尤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大胆创新，更是一份值得后人学习的十分珍贵艺术财富。

噱，就是说笑话，说书人称之为“放噱头”，一档书，好听不好听，能不能引起你的兴趣，噱不噱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说白了，就是说书人用以征服听客的手法。但是，运用这个手法也要看你具备不具备那种修养和水平。一个噱头放出来，效果如何，往往就显示了说书人是属哪一种档次。

在听书的一辈老听客中，我出道较晚。我听姚荫梅、蒋月泉、张鸿声、金声伯先生的书，认为他们确是放“噱”的行家，也是行内说的“外插花”。更有一种叫“书里噱”，就是演员的出言吐语，本身就富有幽默感。同样一件事，一句话，一到他们的嘴里，就变得十分讨俏，含有意在言外的机锋。话不多，但句句有内涵，有“咬嚼”(行内语)。在这方面，既有天生的能说会道的秉赋，更有长年在码头上演出实践中所凝聚的，及日常生活穷研不舍的创意。

在80、90年代加入这评弹行业的演员中，特别是90这代演员显得十分缺乏。老一辈评弹艺人，多是十四、五岁就开始跑码头表演了。而90这代演员，这样的年龄还未能离得开父母和学校。以后进入评弹团，又无法在码头上历练。所以，他们上书台后的表演缺少一种「人间苍桑」之感。他们说书中的弹唱，嗓声外面仿佛包了一件华丽的外衣。这种嗓音唱唱歌曲还可以，唱弹词的流派唱腔显得无法凸现流派的韵味。这也是，中共从建政起就把江南评弹的根基铲除了。弹词流派的创新、发展之路已经被中共党管文艺的粗暴干预彻底截断了。一九六三年的元旦，在上海文艺界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党魁柯庆施提出：文艺界要写“十三年”的题材，要“厚今薄古”，凡是四九年前的题材都不要写。一九六四年，“革命样板戏”上演，张春桥就下命令凡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书目一律停演，这是中共用行政命令的“第二次斩尾巴”。

评弹与其它的戏曲、曲艺，在舞台上是截然不同的表演形式。评弹演员在说书中放“噱”，是随机应变，临场发挥，自然轻松的一种逗乐。可是，到了共产党的社会里，评弹演员往往无意的一个“噱头”，被“工宣队”无限“上纲上线”。甚至还引出荒唐的“国民党戡乱建国大队”案子来，「注」众多评弹演员的受牵连。在高压下，个别演员出于私心，不但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还诬陷他人是“组织者”。“工宣队”及爪牙就以此，把些评弹演员整得死去活来。从此以后，评弹演员在书台上放中“噱”，显得非常谨慎。恐怕一言不慎，给自己遭来麻烦。评弹演员在书台上“说、噱”的表演，显然被套上了无形的“紧箍咒”。剩下的“弹、唱”，也只能流于模仿唱曲形式之中了。所以，在“五七反右”中，评弹界被戴帽的右派，要多于其他“吃开口饭”的行当；评弹演员尤其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也比其他“吃开口饭”的更为惨烈。

1984年蒋月泉（70岁），5月在上海大华书场举行蒋月泉舞台生涯50周年，连演三场。参加演出的都是蒋门弟子和徒孙，有北京的马增惠，江苏的尤惠秋，浙江的王柏荫、上海的苏似荫等。那时月泉的嗓音已不如从前。蒋月泉和苏似荫拼档说《骗上辕门》，和王柏荫合作《沈方哭更》。在书台上，穿插噱头的雅谑而成为一时佳话。他说的三回书都不是唱功书，但却展现蒋的说表功力，噱头情趣，弹奏三弦的技艺。

1997年（80岁），2月在逸夫舞台举行蒋月泉舞台生涯60周年纪念演出，晚会结束时蒋月泉上台谢幕，顿时数百只照相机不停地闪烁拍摄。只能说明，大家不了解蒋月泉以前阴暗面的情况下，广大听众（客）对“蒋调”流派唱腔还是表示出欢迎。

评弹的衰落，并非源于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而是源于“人民评弹团”的建立和“斩尾巴”运动的开展，从此评弹就从充分自由地竞争变成了中共政府包养。而主动接受包养、主动接受收编的是一批当时最红、政治嗅觉最灵的艺人，唐耿良和蒋月泉都是此中佼佼者，唐耿良记载说：“当时很多演员都说‘人精’蒋月泉都加入评弹团了，我们还有什么犹豫。”词语甚是，蒋月泉不仅在艺术上很有想法，在政治上也极为聪明。正是“人精”的素质，使得蒋月泉成为空前绝后的一代红色弹词名家。他既可以说是评弹的巅峰，也可以说是评弹衰败的真正源头。

注：中共五五年肃反时，市文化局给发过证明文件，定性为：“四响挡”赴港淘金，回来后并未发现政治问题的结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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