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内斗看中国经济(下)

地方不听中央, 新政府将面临最困难时期。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上期节目我们谈到了中国目前的四大集团。今天我们谈这些集团的博弈问题。

草庵:其实,我们从目前的新闻中和 中国政策中就可以看到中国内部的争斗非常的厉害。在过去20个月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先是在金融政策里出现重大的分歧,接着是在产业政策里出现重大的分 歧,因为这些分歧都不是通过讲坛、讨论的方式来进行,不是在国会争辩的方式进行,而是以内阴谋的方式进行,这就造成了很多的黑幕。中国的财富就在这样的不 确定政策里突然间暴涨,突然间暴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暴跌。更重要的是,这个内部争论因为到了要换届的时期了,很多官员都开始换新的了,开始新一轮的谋篇 布局,大家想的都是自己未来的事情,胡温想的是如何混过这两年,在下一届政府里多安插几个自己的人。而习近平、李克强想的是自己如何掌权,安插自己的人。 汪洋、王岐山、薄熙来想的是如何也在其中混水摸鱼。一方面客观形势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第二个方面是人事方面也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中央政府内部的政 策冲突将会非常激烈。

伍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冲突也非常厉害,以前,中国政府就是一收就完,一放就乱。几十年的政策就是放了收,收 了放,翻来覆去。80年代就是一个充分放权的过程,当时是五大包干,首先就是土地包干,农民积极性激活,1984年“包”字进城了,开始城市体制改革,企 业承包了,最大的就是财政承包。大包干之后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个是地方经济开始活跃、开始发展,但是中央政府没有钱,李鹏当总理时,每年全国开“两 会”,李鹏就坐专机来到南方,江苏讨一点,浙江讨一点,广东讨一点。当时给钱最多的是广东,上海就不给他钱,上海就跟他说,李总理,我们这里还有80万的 纺织女工,要不你拿10万走,李鹏一听就慌了,赶紧对上海说:说我走了。广东是给的最多的。然后就开始对广东放权。

草庵:80年代赵紫阳没 有完成这个改革,到了朱镕基时期,又开始另外一套,税收、财政归中央所有,其中最重要的改制就是税收这一块,税收重新被国家所有,把包干制改成分税制。分 税制建立起来的结果,首先就是中央集权重新出现,中央财政年均增长17.5%,2003年之后中央财政年均增长23.5%。分税制的实施效果之二是转移支 付没有制度化,地方负担过重。中央分税制中央拿60%、地方40%,但是到了实行分税制之后的94年到98、99年之间,很多地方政府给公务员发不出工 资,工资打白条,因为中央政府将该收的钱收走了,地方政府负担很大,到99年之后突然之间地方政府又富可敌国,因为98年金融风暴之后中国将房地产从笼子 里放出来了。他的目的是为了给中央政府解困,将问题转移到百姓身上。第一是取消福利分房,第二是鼓励按揭贷款。这两个政策将房地产从笼子里放出来了,到了 99年就出现了所谓的城市经营这个名字,地方政府大肆的从农民土地里便宜的获取土地,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成为房价上涨最重要的推动力。

伍 凡:其实,中共是非常幸运的。这个幸运不仅是中国百姓非常的温顺。而且赶上了世界经济变革的一个重要时代。 78年中国经济改革, 90年全世界信息革命开始了,中国赶上了一拨浪潮,经济高速发展,而这个时候,美国经济转型成功,中国产品大量出口到了世界各地,一下就把中国经济带动了 起来。本来在这个时刻,中共应该马上进行政治改革,解决民主人权问题。

草庵:但问题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断了这个进程。结果就出现了 目前中国的劳资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也形成了目前的四大集团相互对抗的结果。 2012年是一个很危险的年份,2018年更是一个危险的年份。目前中国的改革全面停滞,经济改革停止,政治改革更个没有进行。中共用泡沫掩盖所有的问 题,然后将体制问题往后推。财政消耗巨大。 08年之后中共用大量的超负荷的财政拉动经济,为下一届政府的财政背上了巨大的包袱。中央财政、地方政府都背上巨大的包袱,现在县、省这一级的地方政府的 融债平台9500多个,接近每一个地方有四个这样的平台。贫富拉大,财富向政府、 垄断集团、有钱人聚集。而这些垄断集团和有钱人做什么,他们都在移民,将财富转移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因为他们看不到中国的未来。而贫困的穷人在做什 么?他们在找机会发泄,找机会围观闹事。

伍凡:98年开始到02年这一段时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产权改革,朱镕基任期的晚期。2001年中 国加入WTO的时候,中国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能够在经济领域里解决的问题,各位都已经解决完了,不能解决的问题你必须要在更大的改革范围内才能解决问题。那 个时候,大家都这样认为,中国已经在经济上与世界接轨了。只要如此走下去,中国就会和美国一样一帆风顺地成为世界强国。但没有想到,盛世刚过,中国就走不 动了。

草庵:从某种意义上讲,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这个历史重要意义不仅是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经济意 义上的,这个事件几乎改变了中国未来五十年的经济发展。更可能严重地影响到未来几代人的生活。而在他、如今的时候,全球面临经济危机,而中国的政治问题没 有解决,社会制度问题没有解决,整个国家体制没有解决。特别是中国又大量地在经济政策上学习美国,而美国的联邦制度及自由经济制度又无法完全和中国的在一 党独裁专政很好的融合,这就给中国的经济和未来带来极大的损失。

伍凡: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共党内又面临着新一届的领导人交接班。江泽民 与胡锦涛之间的争斗,新一代接班人之间的争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争斗,垄断利益集团与贫困的百姓之间的争斗,这些争斗都会严重地影响中国经济政策和方 针的制定及实施。从而对中国的未来经济走向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性。

草庵:这就是中国百姓的悲哀。没有政治改革,中国就不可能有好的经济政策和 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方针。目前的中国经济很多是依赖前一段时期的国际经济转型取得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实行低人权、低福利、低环保的政策和不计资源成 本换取的。而今天,当80后、90后开始承担这些责任的时候,百姓不可能再忍气吞声,因为他们已经无路可走,而中共一拖再拖的掩盖经济真相的手段再也实施 不下去了。这时候的中国就必然会出现更多的动荡。

伍凡:中国出现动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用三期节目将这个问题,就是期望避免这个动荡的产生,但中共不进行政治改革,这个动荡就会出现。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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