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辉：文强死了，中共官员们就怕了？

文强被押解回渝现场图片

7月7日，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在重庆被执行死刑。据大陆媒体报导，曾经身处高官位置的文强生活奢侈、糜烂，仅其客厅里的水晶灯价值就达10余万元，而且还长期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是六个重庆黑社会组织的保护伞。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如此“作恶多端的官员，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问题是，杀了文强，民愤就平了吗？非也。现实的情况是：一个文强倒下了，千百万个文强还立在世间；千百万个立在世间的文强，已经、正在引起多少的民愤？中共有能力处理吗？而且有多少老百姓早已对中共的反腐不再抱任何希望？

另一方面，杀了文强，中共其他官员就怕了吗？非也。中共官员依旧是“前腐后继”。仅举一例。三年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因贪污受贿被执行死刑；三年后的今天，药监局副局长等一批官员再次落马，或被双规，或被批捕。如果这次落马的官员在郑筱萸死后懂得害怕，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了。所以文强之死，也自然不会阻止其他官员腐败的脚步。

是什么原因使中共官员无视“警示”，而要“前腐后继”？

一方面在于官员权力缺乏监督、运作不透明，而且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员均非民选，而是由某个更高级别领导直接提拔录用的。也就是说，只要一党专政还存在，独立的监督体制就根本不可能建立，中共官员就会利用手中权力不断牟取私利，想从制度上遏制腐败也就成了空谈。在官员们看来，那些被处以极刑的官员很多不过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党内的权力分配规则并没有改变。

另一方面，中共自建政以来，持续破坏传统文化，泯灭良知，这导致中国社会信仰缺失，道德沦丧，追逐利益不仅成为许多普通人，而且成为诸多官员的最高目标。在当今中国大陆，官员通过官倒、出售工程承办权、卖官鬻爵等获取经济利益的比比皆是。

2001年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贪污受贿案中，共牵涉到地方16个“一把手”，当地卖官成风，形成了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官场潜规则”。而黑龙江省的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包括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被双规的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据说是花了3000万才当上的。而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更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看来，希望官员们在道德上自律，不做这种龌龊之事根本是缘木求鱼。

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共屡屡的“杀一儆百”却效果甚微？中共官员们真的不怕死吗？非也。看看近年来中共处置的政府官员数量，因为贪腐而“东窗事发”沦为阶下囚徒的不到3%，可见中共反腐是如何的雷声大、雨点小了。在官员们，中共高层腐败不在少数，“上行下效”，自然无可厚非；而且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就一切OK了。因为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了政策，又合乎了法律。而这个利益集团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每个人的利益都与他人紧密相连。

难怪“罪恶累累”、深谙官场腐败内幕的文强也要不断喊冤，并说出了“我要死了，谁也好不了”的恐吓之语。只是文强没有想到的是，既然有人要他死，他就一定得死，否则那个幕后的“利益集团”该怎么办？文强的死换来的是幕后那些人的平安，也许，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强死的的确冤了些。

此外，不少官员们早已为自己想好了退路：贪够了，就移民，免得哪天成为中共的靶子。据北京市检察院公布的数据，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大陆外逃官员人数高达1.6万至1.8万人，外逃携带款项达8千亿元人民币。二十年来，检察机关共批捕26万余人，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达1.6万件。而这个数目迄今依旧是继续攀升。

或许，正是因为中共官员们抱着“上行下效、法不责众、贪够了就移民”的心理而对中共偶尔对官员显露的“狰狞”视而不见，从而“前腐后继”了。如今，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绝大多数。

而在目前社会动荡加剧的情况下，业已丧失了精神上凝聚力的中共，为了维持一党专制，控制百姓，又不得不任由官员贪腐，所以反腐力度也就是小儿科了。

由此可见，中共官员的腐败问题在一党专制下是根本没有根除的可能，不过，毫无疑问，这些官员们组成的利益集团正在成为中共的掘墓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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