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一，香港《文汇报》办公室主任刘伟昌，二，副总编张建华，三，姜维平，四，副社长刘永碧。
对于香港人来说，陈建平的名字并不陌生，他是藏在香港特首身后的重要智囊人物之一，经常和董建华，曾蔭权的大名一起出现在媒体上。据2003年3月30日的香港《文汇报》报道说，行政长官办公室近日公布，提升陈建平为行政长官高級特別助理，由4月1日起生效。他的职务是负责与内地政府和組织的联系，並且就行政长官与社区团体和各界组织联系事宜进行研究，以及提供意见。特首办指出，加強与内地的合作，是第二届特区政府的一项重点施政任务，行政长官办公室所涉及這方面工作的范围更广和责任更繁重。这一消息发表时，我还在狱中苦度铁窗生涯，直到2009年我来到加拿大，才在互联网上读到，大概没有谁会像我这样细心地把这篇不过百字的小稿反复琢磨了几遍，我感到惊讶，因为作为一个和陈建平打过交道，又同样曾是《文汇报》记者的人，我觉得，这样的文字，对中共严密操控下，在港生存的一张共产党的机关报来讲，是异乎寻常的，也是耐人寻味的。
最初的印象
我是在90年代初认识陈建平的，大约是在1993年底，即《文汇报》副总编刘永碧和王伯遥在深圳约见我之后不久，虽然他们已决定聘请我，但对我独当一面的能力还心里没底，故要我先挂靠在《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名下，开展东北办的筹备工作，确切地讲，是收拾关齐云亡命天涯后留下的烂摊子，好在，这一切并不牵扯到我个人，但结果并非如此，俗话讲：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由于关齐云的犯罪行为，影响了陈建平对我最初的信任，尽管他和我握手时连说了三个“你好”，语序很快，声音很响，但他的手握得不紧，我感到了隔阂和戒备，他随口讲出了我给刘永碧写信的内容，使我明白了他在香港《文汇报》的地位。毫无疑问，当时《文汇报》在内地共有驻北京，广州，深圳等10个办事处，他所执掌的权力和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北京办是举足轻重的，虽然广告额不如广州办搞得那麽多，但它的新闻报道任务却是异常繁重，至关重要的！或者说，在中共官员领导的《文汇报》内，能起到上传下达作用的，非他莫属。
陈建平是在北京饭店接见我的，先是在他们设在该饭店的一个大办公室里简短交谈，他说，他欢迎我加入北京办，东北地区的报道以前不多，他听说环渤海圈的省市正形成一个对外开放的新经济联合体，不论新闻，还是广告，《文汇报》都有许多事情可做，我为他熟知东北的情况而诧异和高兴，他还说，日本在大连建立了许多合资或独资企业，可以多做文章，他问我会不会说日语，我的回答令他失望。因为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从1966年我10岁时到1978年上大学之前，可以说，我一直处于失学与失业的可悲状态，我怎麽能懂日语呢？我连英语都讲不好啊，我惭愧地说。他笑了，似乎对我很不理解，但表示能够包容，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年过半百的广告业务员张丽蓉大姐和戴某小姐，她们称我为姜维平先生，这种称呼对地方口音很重的大连人来说，是十分新鲜的。接着他又盛情地邀请我到北京饭店的高档餐厅吃饭，由他的得力助手，负责广告业务的北京办员工戴某陪同，这当然是表明，以后他会很忙，小事会由她指导我，也是暗示我，可以通过戴某给《文汇报》多介绍广告客户。《文汇报》聘请我，主要是为了拉广告，而不是做新闻报道，这一点几乎是每个国内媒体领导的通病。但我并不认同。故戴某的表现令我印象深刻。她当时30多岁，长得并不太漂亮，但能说会道，善解人意，对陈主任交办的各项任务都特别重视，她跑前跑后，十分殷勤，百问不厌，无可挑剔。我那时对香港媒体一无所知，对《文汇报》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和疑问，陈建平和戴某都耐心地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但唯独回避了关齐云经济犯罪携款遣逃的事情，使我迷惑不解。
那天，在北京饭店，我仔细地端量了陈建平，他是广东人，标准的精明相，个头矮小，身体瘦弱，仿佛一股大风来了就能把他吹倒，但其实他是一个内心并不柔弱的，而且非常有心计谋略的人，他具有超人的判断力和凝聚力以及思维的定力，无疑地他是一个敏感的合格记者，但在中共的新闻体制下，他又不得不成了一位善于拉广告的生意人，这是由香港《文汇报》的性质所决定的。每个驻内地办站主任都逃不出这一命运！
另外，使我迷惑不解的是，《文汇报》家大业大的派头和排场，它仅仅是一张港报，却在首都北京最豪华，地点最便利的地方办公，虽然仅有一个大套间，但一年计算下来，也是租金价格不菲啊，我看到他们办公室的设备和用品以及陈建平与戴某两人的着装，想到新华社大连支社和《大连日报》的寒酸相，心中愕然，毕竟是香港的报纸啊！真是多大的生意，多大的排场，而且排场越大，人家越能把你看重！{后来才知道，他们租酒店不用花钱，是用报纸版面换来的，《文汇报》把这种经营模式叫作“对数”}
我很庆幸，有机会摆脱传统媒体的束缚，走进一个新的领域，见见世面，干一番大事业，但我初次与陈建平相识，讲话不多，只是带着耳朵听，我真的渴望跳出辽宁，到北京去跟他们做新闻，但显然这与总社聘用我做东北办负责人的目标不一致，故我们第一次的谈话，并没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总是要另寻领域的，这不是雄心使然，而是重任在肩，奉命行事，我们彼此都知道，一山容不得二虎，故此，他对我略显矝持，此后我回到大连不久，和他还通过一两次电话，戴某给了我他住处的号码。他那时在广州，她妈妈先接的电话，又转给了他，但通话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妈妈的声音特别地甜美，或许是我过早地失去了母爱，才音犹在耳，刻骨铭心！。。。。。。但那时，我已经与新调进《文汇报》的驻海南办事处的林刚一起，写了大量的短新闻稿件，一时间占领了它的“中国新闻”版，并承办了大笔的广告，这促使社长早下决心，把东北办正式建立起来，我也尽快从北京办出走自立，因此，我和陈建平分手了，由同事，下级，变成了平级，虽然，我是小办事处的头头，他是大哥大，但我雄心勃勃，很想在《文汇报》干出点名堂！
鲁平的爱将
90年代初期，香港还没回归前，内地的人，尤其是东北人，信息相当闭塞落后，对《文汇报》所知甚少，但对《大公报》略知一二，甚至连新闻界的人，也误认为香港只有一张报纸：《大公报》。1993年初，《大公报》领风气之先，在东北长春成立了第一个记者站，由邵干当领导，他在《大连开发区报》首次刊登招聘广告，我欣喜地写信应聘。但他回信说已录用了孙玉光，不能再增加人手了。他了解了我的资历后，很是遗憾，给我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至今我还保留着。后来，我去办《文汇报》注册手续的时候，第一关是市政府外经贸委，负责立项的女士看了我的材料后，大惊失色，竟慌慌张张地赶去报案，说是有个香港的反动报纸派人要在大连注册，要建一个搜集情报的点，怀疑我是海外的国民党特务！。。。。。。她认为，除了《大公报》是党办的，其它统统是反动刊物，于是百般刁难，我就找《大连日报》负责外经贸工作报道的记者王梅帮忙，又找宣传部外宣处长王志强协助，才最终历时一个多月，盖齐了八九个印章，领到了《首席代表证》和工商局颁发的外企常驻大连分支机构的《营业许可证》，由此可见，当时《文汇报》东北办的创办落脚是多么地不易！
陈建平与我不同，他身处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原本就有众多外国媒体常驻记者，各级官员见得世面很多，对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商报》等三家共产党在香港办的报纸并不陌生，因为北京的各大星级酒店和外企大都有这些报纸的常年订户。而且连香港发行量最大的《东方日报》，《苹果日报》也能看到。问题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总是一方面，希望港报吹捧他们，一方面，又不断地做与普世价值相左的坏事，便经常打压批评他们的媒体，这就使他们陷入了自身的巨大矛盾之中，当《文汇报》等左报与他们保持一致的时候，他们给予资金支持，反之，就给予严厉的批评或打压，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轻则撤职，辞退，重则拘捕，监禁，比如罗孚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据我所知，“六四”之后，中共从反面吸取教训，在选派《文汇报》驻京办领导方面狠下了工夫，经过精心考核，任命了陈建平为主任，因为第一，他是中共党员，第二，他在广东省委宣传部是处级干部，第三，他做记者的综合能力比较强，第四，他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很有私交，这最后一点尤为重要。鲁平与北京中南海的上层关系非同一般，他在处理回归前的香港事务方面，深得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赏识，所以，在香港出版的《文汇报》首先必须得到此人的支持，才能为共产党呼风唤雨，大造舆论，因此北京办事处主任陈建平，可能最初调进报馆，在《文汇报》的位置和作用，并不是特别重要，随着他多年在京城八面威风的工作，不仅为报社撰写了大量的稿件，而且积累了广深的人脉关系，甚至直通中南海，这就使远离北京的香港总社的社长，总编等人都敬他三分，一来，这些领导的任命来自上级，他们名义上归国务院新闻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直管，其实，谁在中南海有后台，谁就说了算，而北京办事处主任最有这个游说的便利条件。他的言语对社委会的人事任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陈建平在《文汇报》很是风光了几年，对此我知道的只是皮毛，而且94年我正式进入《文汇报》之时，陈建平的影响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从此而衰！其鼎盛的故事可举一例，《文汇报》一位领导告诉我，陈的太太身患绝症，曾由某人介绍，从北京搭飞机去英国伦敦某医院求医，此飞机竟是专机。多年来，我一直不相信一个记者会有如此大的神通，我则倾向于另一种说法，他可能搭乘的是某领导人去伦敦公干的专机。既便如此，也足以说明陈兄的能量之大！
从陈建平对李肇星的评价，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据报道，迄今为止，李肇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部20位发言人中任期最长的一位。从1985年开始，到1990年，整整5年间，他频频出现在中外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而此间他和陈建平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李肇星一度还以外交部部长助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发言人。他总是把一些重要新闻事先透露给陈建平，再通给香港《文汇报》影响整个世界。后来，作为中共十三大和七届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的组织者，李肇星在中外媒体记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陈建平曾这样评价李肇星：在170多名外国和境外驻京记者面前，李肇星总是能以一个让人接受的形象出现，他跟你交往就像朋友。这实际上，是陈建平个人的并不全面的感受，只能说明他和李肇星是好朋友而已。
不仅如此，除了与鲁平，李肇星等有私交之外，陈建平还与香港很多亲共的亿万富豪以及国内的大老板关系密切，特别是一些中资机构派驻香港的各种名义的企业，办事处，分公司领导等来往频繁，故他的人脉资源，在左报记者当中并不多见。所以，我到《文汇报》之初，陈建平在10个办事处主任当中，给它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他不把类似我这样的来自基层的小主任放在眼里，故许多办站领导对他颇有微词，但社长张云枫谈起他时，都以“建平”相称，显得非常亲切。这一切，一方面给他日后担任香港特首的助理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他自已与大家产生了隔阂。而往往值此之时，春风得意，无暇旁顾，灾难就会静悄悄地走来。大约在1994年，陈建平就是这样遇到了人生的“拐点”。这种突发事件，颇为类似我入狱前的1999年底与2000初。只是他比我走运而已。
报道闯祸
人们常讲，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中共就是这样的庸人群体，原本，只要是媒体，不论是什麽背景，无论谁是老板，只要推上市场，没有一个不应和读者口味的，换句话说，必须要抓新闻，尤其要抓老百姓感兴趣的东西，这样的稿件才能吸引读者，卖得出去。《文汇报》也不得不如此，偏偏那时，邓小平重病在身，老态龙钟，他最后一次集体接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在14大闭幕之后，看上去他明显地衰老了，因此，直到1996年去世之前，海外不断有媒体拿他的健康说事，为了对外辟谣，也为了表示《文汇报》的权威性，或显得陈建平消息灵通，有一次，刘华清陪同邓小平在青岛或威海观看海上军事演习，此事被《文汇报》以几百字的篇幅披露了，这当然石破天惊！如果在西方，国家领导人整天都在电视上，他出行做事，谁爱报谁报，领导人不敢放一个屁，因为他是老百姓投票选举的，唯有中国不行，那些深藏中南海皇宫的老人都把自已当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帝，他打个喷嚏也成了国家机密！
陈建平没想到喝凉水塞了牙，他使《文汇报》闯了大祸。据说邓小平，江泽民震怒！国安部把这篇报道称为“严重的泄露国家机密的行为”，不仅要追究社委会的责任，而且要立即拘捕记者陈建平。北京办事处记者一位知情者在1999年10月，即我去加拿大度假之前向我描述说，国安部的特工兴师动众地赶到了《文汇报》新址，那时《文汇报》已不在北京饭店办公，其投巨资购买了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85号的京宝大厦418室办公，警车对着它的窗户，就停靠在马路边上。幸亏那天陈建平外出开会，恰好不在房间，并且第一时间得到了拘捕他的消息，他立即坐上飞机，跑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去了，不知藏在哪家酒店，反正连张社长都找不到他的影子。假如他当时被抓住了，进了法律程序，如再释放就很困难，中国的事儿就是这样，因为那时邓小平还有一口气，江泽民看他快死了，不想让别人以为他还能影响政局！这真是《文汇报》拍马屁，拍到了蹄子上，不但没受表扬，还倒了大霉！被狠狠地踢了一脚！
立即《文汇报》高层干部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大家不约而同地都把责任推到陈建平一个人身上，要抓要判，他自身负责，这颇为类似我坐牢之前的情况：文汇报声明我已离职，并不承认我批评马向东的新闻稿是首先在党报透露的。陈建平还不错，《文汇报》还没来得及对他进行组织处理，事情就有了重大转机。最可笑的是，以前与陈建平是铁哥们的《文汇报》办公室主任刘某昌，在接到陈从内蒙打来的求助电话后，不是积极想办法救他，而是落井下石，第一个跑去向上级报告他的行踪，并积极参与对其的整肃，幸亏那时电话监听的技术还没有达到卫星定位的水平，否则，陈建平与我一样，难免牢狱之灾！刘某昌之流的忘恩负义之举，在我刚到《文汇报》工作之时，私下颇为流传，但他满不在乎。这时，反倒是香港《文汇报》老前辈刘锐绍在“美国之音”节目中为陈建平的新闻报道辩护，认为报道军事演习是正常之事，不应当受到打压。他比指责别人是“敌对势力”的那些《文汇报》领导还有人情味和正义感！我当时在深夜收听了这一节目，禁不住感叹唏嘘。人生是多麽变化无常啊！
记得，我有一次去香港开会，见到了来自北京办事处的戴某，也就是当年围着陈建平团团转的那个女人，我很关切地问他建平的情况，虽然我与他只见过一面，但我为未能回请他而深感惭愧。我说建平没事了吧？！不料戴某冷冰冰地说，我不知道！就这麽一句，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提起他，如同关齐云一样，我立即产生了一种兔死狐悲的失落感，我对我的一个同事说，如果有一天我遇到这种事，也会这样吗？。。。。。。后来证明，《文汇报》内部的员工，如此薄情和冷漠的人不少！
现在回想，陈建平真是太幸运了，在我入狱前，已有《明报》记者席杨等多人报道闯祸，因言获罪，其罪名无一不是所谓的“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陈建平多亏有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等高官千方百计地保驾护航，他本人又精明地在远离京城的外地躲了半年，直到一切都摆平了，他才灰头土脸地出来协调，但《文汇报》在上级的压力下，做了集体检讨，把陈建平辞退了，但为了虚伪的面子，如同对待我一样，让陈建平写了主动离职的申请，从此《文汇报》与他撇清了关系。刘永碧亲自跑到北京代理了办事处主任，直到曾书万上任才回香港。听说，《文汇报》还为陈建平带走自驾的汽车而恼怒，在它的归属问题上，陈建平与港馆发生了分歧与争执，后来也不知道如何解决的。反正双方很不愉快。大概《文汇报》如能预料日后他能随董建华高升当特助，就会慷慨大度一些吧！
我最后一次见到陈建平，大约是在1999年，地点竟是香港北角的殡仪馆，《文汇报》财经新闻部的主任陈坚明在美国采访期间心脏病发作，忽然猝死，其出殡时刚好我在香港，虽与其只见过两面，但他的两撇小胡子和蹩脚的国语令我难忘。我赶去为其送行，不料在追思会上，竟看到了陈建平，他匆匆地赶来向老同事鞠躬道别，没有一个《文汇报》的领导主动和他打招呼，仿佛不认识他一样。我挤在一个角落里，黯然神伤，因那天人太多，行动不便，已无法和他寒暄。可见，他还是一个很珍惜情义的人。这或许才是他成功的主要原因。
当上特助，令《文汇报》尴尬
人生真是难料，谁也想不到，被《文汇报》冷落了几年的北京办事处主任陈建平，经过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忽然名子登上了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官的行列。1997年，他出任特首董建华的特别助理。实际上，在这之前，他已默默运筹了许久，他先是参加了由邵友保等港商搞得“香港明天更美好基金会”的活动，和资金雄厚的香港大财团交往很好，又通过以前中南海的老关系，把自已推荐给了董建华，据说，这使《文汇报》非常尴尬，最初他离职时，谁也想不到陈建平还有今天，要知道，特助是新闻信息最灵通的人士，作为一张港报，多麽需要他的支持啊。可惜，由于“六四”以后《文汇报》的领导层，已经没有了敢于“开天窗”的李子诵式的人物，剩下的人已被吓破了胆，他们失去了远见，在陈建平的问题上吃了大苍蝇，所以2000年底之前，香港很多报纸都披露了特助陈建平的年薪，以满足读者口味，唯有《文汇报》装聋作哑，令人匪夷所思。
据黑龙江新闻界知情人士披露，每年冬天，陈建平都会约上香港风凰卫视的老板刘长乐一同到哈尔滨观赏冰灯和滑雪，但他见到新朋旧友从来不提《文汇报》一个字，如果谁谈及《文汇报》，他也沉默不语，但很多人都知道他过去是北京办事处主任，1994年，在我接任东北办首席代表以前，黑龙江省的新闻，是他的报道范围，他每年都到这里参加由哈尔滨政府举办的冰雪节开幕式。他之所以不对《文汇报》评价，是因为心灵受伤之深使然，以致语言难以形容其感受。一个堂堂的北办主任，不仅为报社四处奔波，筹集资金，办理优惠政策手续，购买了新的房产，彻底告别了《文汇报》驻京办寄人篱下的历史，而且为社长总编等人办成了无数件好事，其中有的受惠于组织，有的得益于个人，或二者兼之，比如，江泽民的心腹是滕文生，他的儿子滕某即被陈建平调入办事处工作，等等，还不算每年编发的吹捧共产党的数百篇文章，为党的喉舌承办的上千万的广告款，只因一篇巴掌大的小稿，《文汇报》就与他翻脸了，确切地讲，是共产党对他翻脸不认人！我想，一方面他看透了这件事的本质，很是伤心，一方面又要继续享受经济繁荣的物质生活，很是无奈，就是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憋着一股劲拼命干，才爬上了香港特助的位置吧！
据香港新闻界朋友透露，最初《文汇报》高层不好意思找他办事，以为董建华任期满了，他或许就离职了，但不料，到了曾蔭权时代，他不但保留了特助职务，而且还官升一级，继续成为新的特首的“政治设计师”，据报道，香港特別行政区新任行政長官曾蔭权6月24日在北京宣誓就职，在先后与总理溫家宝和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面中，留給香港市民最深的印象是，他說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感谢中央的信任”。在北京期间，这句话，他前后讲了几遍。而且，6月23日中午当飞机抵达北京机场时，他走出机舱，一路小跑前去与接机的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握手。香港媒体指责曾蔭权如此表現说，到底是他本人要向北京高层表现出谦卑和忠诚，或是他的助手給他的建议？曾蔭权此次上京，隨行人员中包括被认为是其“政治化妝师”的行政长官高級特別助理陳建平。这位董建華留下來的“老臣”，由于其具原大陆官方背景，相信是曾蔭权此次北京之行的主要故问，少不了也教了他上述与中央领导人接触的“招数”。我不敢断定这是陈健平的点子，但据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赞同曾蔭权这样做，因为陈建平虽然受到《文汇报》的冷落，也险些坐牢，但他毕竟化险为夷，他依然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故他对《文汇报》是爱恨交加，他既知道该报的党八股德行，也需要共产党的喉舌为特区政府唱赞歌，所以，他们都是同样尴尬的。
陈建平不是特务
据香港媒体报道，陳建平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由北京国务院港澳办前主任鲁平推荐，出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特別助理的，从此进入港府建制之內，一方面协助董建华处理与北京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北京在香港特別行政区政府里的耳目，更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监视和牵制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的作用。这说明写这篇报道的人，不太了解中共和陈建平，共产党对香港的控制早已深入骨髓，没有必要用陈建平这样知名度高的前《文汇报》记者代劳。如果他是特工，起监视作用，那麽90年代初，安全部抓他干嘛？监视他的人，不必明睁眼露地呆在曾蔭权身边，这是技术手段的常识性问题。
我的理解是，陈建平在记者岗位上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太重要了。不论是董建华，还是曾蔭权，都不能按照内地人的价值观和方法去协调，而陈建平具备这个能力，又会保护这些资源，从而表现出他得心应手的综合能力，谁会不用他呢？至于刘淑仪，她是前《明报》助理副总编，她熟悉的是香港社会各界事务，与陈建平相比，是南辕北辙，正好形成双飞的两翼，而林焕光等人更与他不能同日而语，岂用多言？
所以，担任行政長官特別助理的陈建平，不仅是给特首草拟发言稿，而是政治上出主意，行动上牵线搭桥，至于被媒体责为讲稿“字里行间可以发现相当浓厚的内地风格”，则是表面文章，何足挂齿？我们可以看到，6月23日，曾蔭权赶到北京宣誓就职时，温家宝总理向他颁发任命令并监誓。新闻公报称，陪同的官员有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新闻处处长蔡莹璧、行政长官私人秘书叶文辉、及高级特别助理陈建平。而后来的许多次重要会议，比如4月21日的“海南省博鳌亚洲论坛2008年年会”等。人们都可以看到陈建平不离左右的身影。
不论如何，在陈建平的内心深处，肯定保留着一个角落，那就是：“六四”！他绝对不会赞同屠杀，正如他不会接受国安部对他的拘捕一样，所以当《人民不会忘记》一书再版时，他并没有反对编者的善意。20年前，64名曾采访过北京民运的香港記者，为了让历史记住这件大事，迅速集合起來，将大家所了解的北京民运始末，綜合报道，組成一幅综橫交错的“京城变乱图”--《人民不会忘記》，於1989年7月底面世。当年十二月又出版了增订版，销售总数超逾五万本。由于此书早已销售一空，因此多年来书店内均无本书踪影。为了让年轻一代认识此事，《人民不会忘記》编輯委员会決定籍20周年的机会，再版此书，销售收入会拨入香港記者协会下属的“人民不会忘记基金”，用作促进及推动中国和香港新闻自由及出版自由之用。这64名記者中，就有《大公報》的陳杰文和《文汇报》的陈建平、刘銳紹等人。
我最后一次和陈建平联系是在1999年，记得在香港逗留期间，我主动打电话给他，表达了回请他喝茶的愿望，他最初答应了。后来因为要随特首出行，不得不取消，我相信他不是敷衍了事，因为我当时还在体制内，但愿他后来听说我被捕坐牢的消息时，能够感到同情，而不是庆幸。我指的不是他在香港的与我见面，可能那时我已进入了国安特工的视线，而是说，他当初也是因言去职，与我不同的是，他有上面的高官鲁平做主！我则形单影只，身陷囹圄，实际上《明报》的夏泰宁等人均有类似危险，只是未做公开报道而已。这正说明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故此，我希望陈建平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力，推进香港和内地的法制与民主，推动中国的政改和新闻自由，而不是相反，否则，他就是自打耳光！就是帮了当年赶到北京办事处去抓捕他的国安特务的忙！
我还要告诉他，一个布满了特务的国家，不是一个令人有尊严的国家；一个动辄使记者失踪，被迫离职，或坐牢，非正常死亡的国家，是一个必将在人民的怒吼中崩溃和动乱的国家！陈建平与我，或许会看到这一天！我的不幸是，始终尽力而为，但失去了物质利益，他的不幸是，曾经努力了，但嘎然而止，他遗失了最宝贵的精神追求。
2010年6月18日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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