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摩根”为何拒绝了中共之邀?(图)
陈光甫,曾经是大陆民国时期“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被誉为“中国的摩根”。摩根是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巨头。
1909年,陈光甫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同年回国。此后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中国旅行社,并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开设宝丰保险公司。他先后担任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和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创办的上海银行,堪称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的奇迹。
上海银行是陈光甫于1915年创办的,创办之初,仅有资本七八万元,人员7人。陈光甫任总经理,还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搞放款等,晚上还亲自为青年行员开班教书。银行始终秉承“服务社会,顾客至上”的宗旨,特别提出“一元即可开户”的原则,同时还致力于银行的现代化。
在陈光甫努力经营下,短短20年间,上海银行就一跃成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不仅在全国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而且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书上的多个“第一”,在当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陈光甫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摩根”。
陈光甫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上海独特的金融环境,而且得益于其个人的胆略和卓越的专业精神。他的率先办理“一元开户”和“服务上门”、推行货物抵押放款、改革货币流通中陈规、开办国外汇兑等举措,在当时都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抗战期间,他受命赴美,与国民党驻美大使胡适鼎立促成了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的“桐油贷款”,保证了国民党抗战的资金来源。
抗战结束后,共产党发动了内战,结果是国民党战败。曾经支持国民政府的陈光甫对于国民党十分失望。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宗仁刚一上台,就决定与中共和谈,其中一个举措就是邀请几位在全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社会名流,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敲门”。陈光甫是其首选的对象之一。
但是经过再三的考虑,陈光甫决定还是不参加这个代表团。当别人询问原因时,他表示“赤色分子宣称如果代表团希望参观北平,不准备讨论和平条件的话,他们愿意接待”,这样的言辞他不喜欢。代表团成员章士钊告诉他,中共非常希望他参加代表团。陈光甫则认为:“上海的财政形势如此严重,共产党人无非希望从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经济成功运转的主意。……我的意见是(此时)只有依靠美国的援助……由于赤色分子不断攻击‘美帝国主义’,我无法想像,我如何能与他们谈话……在我与共产党人之间缺乏走到一起并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
在代表团动身之后,陈光甫再次在日记中说明了自己不想参加的原因。一方面是受朋友的劝阻,一方面是他对共产党心存疑虑。尽管他看不惯国民党,但他认为自己至少在国民党统治下还享受到了个人自由,即拒绝政府邀请任职的权利。而这种自由能否在共产党统治下获得,陈光甫并不确定。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最终选择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中共占领上海后,上海银行虽然还在营业,但显然情况已经有所不同,其中职工会的权力膨胀让他深感意外。身在香港的陈光甫默默关注着大陆的变化。对于职工会提出的主张,他认为已经超出了其追求福利的范围,涉及到了银行管理问题,而银行的管理是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的。他批评职工会一知半解,自以为是,批评其只知学习毛泽东思想,而对银行业务则只限于学习一些粗浅技能,这样“妨碍主管人之精力也”。
1949年10月,中共专程派人去香港邀请陈光甫等人北上。他以年老体弱,需要在港治病为由婉拒了邀请。11月,中共再次派人邀请,陈光甫还是以同样理由婉拒。此后,因一项上海银行经手的一项汇款业务,使他对新政权心生恐惧,最终使其对北上望而却步。1954年,陈光甫在台湾定居,并于1965年在台北重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自任董事长。1976年卒于台北。
陈光甫明智的决定让他避免了一场灾祸。他那些相信中共而留在大陆的同行们,在1952年中共掀起的“城市工商业改造运动”中,不仅企业被强迫收归国有,而且一些人性命也不保。上海更是这场惨烈运动的中心。想必当陈光甫听到这一切时,一定会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吧。幸哉,陈光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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