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蒋介石的自我反省，兼评毛泽东

2010-06-28 21:14

广东政协办的《同舟共进》2010年第一期刊载《轻浮急躁擅自独断——蒋介石的自我反省》一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似乎在暗示“我党”领袖也该自我反省了，不由我想起了毛泽东。蒋介石爱反省自己，毛泽东爱批评别人。依照中华传统而言，蒋介石在君子行列，所以虽然做了基督徒却还总要复兴儒家仁义孝礼文化。依照中华传统而言，毛泽东在小人行列，所以虽然身为中国人却高喊保卫苏联卖力地要成为国际主义者。

蒋介石自省每日进行，每周、半月、逐月记载。《上月反省录》写于1949年3月底，反省自己和国民党执政失败13条，杨天石研究中以《反省十三条》代称，以此为主干，参考其它时间的日记，分八个方面向我们作了介绍：一、外交上，联美拒苏失衡。二、军事上，战将未战思逃。三、党务上，纪纲松驰而斗；四、经济上，抛售黄金误国。五、对共政策，误与共匪谈民主。六、轻浮躁急，刚愎自用独断。七、干部自私，制度性腐化。八、民生主义，未着力宣传和实施。

蒋介石1949年反省13·8，出自蒋介石个人的经验层面，都是诚实的体现。这都是我赞成的。以“信义”亲美（英）远俄（苏），没有善用美苏矛盾以制衡，以致美国马歇尔“冥顽不灵”致使革命剿匪大业功亏一篑；战将未战乱想，谋划逃亡，政训完全失败；党纪松驰，派斗不断，党事委人，李、白害国；误用宋子文，以抛售黄金挽救通货膨胀，害国败党；在共匪未灭之前搞民主宪政，是硬行民主，自毁党国基业；个人主观浮躁，用人掺杂私情，疑李济深、白宗禧、李宗仁等人 “背党叛国”，却依然重用，等于自杀；干部制度不立，致使干部腐化自私，抗战接收之际为“五子登科”之利折腾，惹得民怨沸腾；未能大力宣传“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民生主义经济政策，以致被共产党汉奸用来煽动乱国。

蒋介石1949年反省13·8，出自蒋介石个人的情境思维，虽诚实却含糊。这是中国人反省中共同的问题，所谓外交“信义”、“美马冥顽不灵”、政训失败、党事委人、害国害民与害国败党、伪言伪行与无廉无耻等，还有共匪、党国、干部、汉奸等汉语，无论用来说美国、英国、苏联、中共等国与党，还是说马歇尔、李宗仁、白宗禧、宋子文等个人，都是意向性用词，夹带着情绪感触，不够明晰。比如批评马歇尔“冥顽不灵”，使革命剿匪任务失败，就不如直说他以停战令救了林彪部队清晰让人明白事情的究竟。再如以“共匪”和“汉奸”称呼中共，虽然凸现了红军的草寇经历和苏联的母国背景，却掩盖了它以“斗争和革命”为信仰、将 “共有制”（共产党领导的所有制）当伊甸园宣扬的邪教性质。再具体说，蒋介石讲“党事政训”就不如毛泽东讲“党的建设”明朗，让人知道咋做。

中国国民党出身复杂，历程曲折，不像共产党那样可以一眼洞穿，前身是中国同盟会，由广东兴中会、湖南华兴会、江浙光复会，湖北日知会等地方革命党合成，是一个有着帮会特色的全国性的革命党。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同盟会以宋教仁为首进入国会选举，谋求国民宪政，改组成为国民党。宋教仁被刺杀之后，同盟会革命志士以孙中山为首，在日本成立讨袁的中华革命党，讲纪律服从，摁手印入党，护国运动之后停止党务活动，五四运动后的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参照苏联的政治训练方式再改组为共产党全体加入的统战性质的革命党，参照苏联红军的组建形式，组建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政）军。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清党扫除共产党之后，中国国民党成为中上层人士加入的训政党，旨在剿灭“共匪”之后，实行总统实制、五院分立的民主宪政。中国国民党1948年依照1947年宪法正式选举执政，并依法反共勘乱直到台湾。

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不同，尽管在1923～1927年之间，受过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却始终基于三民主义之上推行国民革命，旨在将王法家国转变成为宪法民国。国民党的成员，尽管接受过美国、日本、法国、英国、俄国等多国现代文化的影响，但打伙求权、相互提携的中华小人诉求很浓，结党只为获取政权，不管宗教信仰，不改造人的思想意志和文化传统，其成员信儒教、佛教、基督教、共产党（教）……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如此国民党，党务政训无论怎样严明，纪律都不可能反人性、反民族、反传统、反习俗。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一实行宪政，即刻就党内分裂，纪律扫地，组织松懈。一句话，国民党在大陆不是清廉宗教，没有共产党那样的思想改造似的魔鬼训练和整风运动，顺应人性，腐化自私难免。

蒋介石《反省十三条》的最后一条是，未能“宣传”社会经济政策与民生主义，并认为这是 “唯一之致命伤”，表示此后要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真可谓用丢掉大陆政权，才换来了一个明白：民生经济应当先行于民主宪政。3月9日，他开始设计土地制度的实施方案。在毛泽东高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前后，他真正明白了，民权就是“反共的最后、有效的武器”，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行民生主义”。上苍真有心啊，在蒋介石悲苦磨难尽头时，终于在他下野回乡的时候通过家乡农民的凄苦，点化他明白了政权稳定的基业是民生。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真正成了蒋中正，行民生主义，为蒋经国开民权宪政奠基。

其实，在研究英国、美国和苏联社会之后，蒋介石已在1947年8月的《杂录》中记下了他的建国理智设想：那就是发扬中华民族“自新自强之美德”，以英、美之民主，“矫正苏俄之专制，实现民生主义，以第三种力量树立于远东，尽我对世界之使命”。只可惜那正是“共匪”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军事战争压倒一切，什么好想法都只能搁在头脑里，来不及做了。既之民国的军事崩溃（或被战败，或被策反）与经济、金融政策（大量抛售黄金）平抑物价失败，继而招致政治、军事、外交的全盘失败。理智地看中华民国的历史进程，抗战胜利之后，民主宪政确实应该缓行。历史证明：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国民代表大会制宪和选举等，使国民革命军“剿匪”不能一鼓作气的进行，泄了劲；而中共则巧妙利用了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美国马歇尔，完成了内战的军事和政治的准备，煽动民心同情共产党和间谍获取情报与政界离间、军中策反。

研读蒋介石1948年行宪反省和1949年失败反省，对比毛泽东抗战中以民主行骗、内战中以统战行骗、文革中以反修防修行骗，自始至终心知肚明专权如魔，却吹擂“英明、伟大、光荣、正确”如神，两人可谓：蒋介石不修道已在道中，毛泽东战天斗地整人为乐就在修魔。蒋介石反省行宪和失败，虽有对各国、他人的逐一批评，却更有“本身的骄矜、愤懑，全凭主观行事”、“轻浮躁急”、“个性太强”、“擅自独断”的自省，真正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君子。君子在古代做贤臣、明君可以成功，例如魏征、李世民。在现代则只能成悲剧英雄了。蒋介石正是这样，他以君子品行治国，身边却是李济深、陈铭枢、白崇禧、李宗仁等小人，党务国事岂能不是一笔笔糊涂账？尽管有责怪，他依然还能善待白崇禧、李宗仁。

毛泽东有这个人品吗？这里不说毛泽东的男女关系和婚姻态度。就观毛泽东其言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真可谓马列斗争邪法的秘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说“痞子（贫农阶级）”是“革命先锋”，“没有贫农（痞子），便没有（农民）革命”，这分明就是《中国小人党宣言》。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的地位最初比在中国共产党中高，但国民党中“乡党友情、君子斯文”不适合于他，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他就选择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笔杆子宣传换脑袋”相结合的“斗争＋革命＋专政”的红军式“魔鬼训练”。毛泽东早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就掌握了在强烈的执行氛围下高效培训特别的斗士的特训技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活脱脱的现代共工。

蒋介石1887年生，读经修儒到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已经18岁，“三省吾身”已成每日的功课。这样的君子儒在中华民国应该还有不少……但注定都不能在黄土地上再承受荣耀。为了杜聿明蒋介石迷糊地调孙立人去台湾，使东北战况随之逆转。真是命运弄人啊。依中华传统的说法，蒋介石是女娲造出来的，可他却因为宋美龄而成了基督徒。他长久荡中西文化秋千。读其反省：信科学，则不能真正实行其精神；信基督，却不由自主地拜大禹的偶像。他认为，此后三年内连续失败，即是天父对自己的惩罚。结果：女娲不管，基督不爱。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