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胆:哼!公公知识分子
在中国大陆这二三十年的电视连续剧中,帝王戏占了一定的比重。既然有皇帝,也就少不了太监,于是,电视荧屏上一片“公公”“公公”声。那些被阉割过的男人,与其叫公公,不如叫婆婆。
“公公”早已走上了网路,可“公公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词”在国内网络上引发议论,这还是近一阶段的事。
公共知识分子与公公知识分子,尽管同属知识分子范畴,然而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公共知识分子关注自己的学科或专业,更关注公共问题和天下苍生;而公公知识分子则趋附于“皇上”及其统治阶层,唯当权者马首是瞻。两者的品质,天差地远。
公共知识分子有特立独行之人格,断不会向权势屈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他们的信条。八面玲珑的人是成不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知识分子有道德良知,有批判意识,并且敢于担当。他们因揭示真相、唤醒民众而常遭打压,有些还身陷囹圄,以至流血牺牲。但他们无怨无悔,万死不辞。这些“真的猛士”,才是中国的脊梁。
公公知识分子呢,缺“钙”缺得连腰杆都伸不直。其中不少人已被执政者收买,做了极权统治的代言人;还有一些为了弄个一官半职,或者为了跻身于利益集团,一味地向专制政权摇尾乞怜,甚而主动投怀送抱。他们处心积虑地献媚取宠,为极权政治开脱、辩护、洗刷,甚至唱赞美诗。于是,一大批公公知识分子便在 “华夏盛世”的大舞台粉墨登场:
面对矿难频仍居然反问“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的科学家;
炮制《英雄》之类歌颂独裁暴政影片的导演;
“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专家;
教人体会生活在这个制度下“做鬼也幸福”的省作协副主席;
判断“老上访户99﹪有精神病”的法学教授;
从“耻辱者”到“爱国者”的学人;
……
上列公公知识分子都是较为典型,有一定知名度的(其中的多数人早就涉足仕途),至于名不见“经”传的各种公公知识分子,更是不知凡几。公公知识分子也是“多姿多彩”的,然其“文化太监”之本性相同,犬儒主义之本性相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虽然戴上了乌纱帽,但依然是“公公”的角色,也只能是“公公”的角色。如今几乎所有公公知识分子的“男根”尚在,人格却已阳痿,其灵魂于潜移默化之中被阉割了。而人家司马迁因触怒汉武帝受了宫刑,却能自强不息,发愤著书,写出了令男子汉大丈夫们汗颜的《史记》,写出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由此可见,判别一个人是不是公公知识分子,跟他裤裆里的老二是否健在毫无关系。
其实,不论古今中外,只要是有皇权的地方,就会有公公知识分子。在中国,公公知识分子一类的角色也是“古已有之”,只不过“于今为烈”罢了。当然,古代并没有“公公知识分子”这个名称,但性质上并无二致。众所周知,中共维持其统治靠的是“枪杆子与笔杆子”。事实上,公公知识分子已成为专制政权“维稳”的广义上的笔杆子。没法否认,传统文化中某些“明哲保身”的成分,无疑是形成公公知识分子的不可或缺的要素。不过,大半个世纪来,自郭沫若以降,公公知识分子在中国大陆“人才辈出”,则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党的培养”了。你看,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你踏上社会,走上工作岗位,其间哪一个环节不是在强行向你灌输?你被迫唱了多少红歌,开了多少会,参加了多少政治活动,听了多少报告,表了多少态,作了多少思想汇报,你数得过来吗?甚至到你退休后,都不见得会放过你。这种洗脑教育的野蛮、残忍、持久、彻底,就是要将你从精神上、思想上“净身”,让你做他们的“公公”。在1949年之后的“腥中国”,做人全无尊严可言,做一个正常人有多么不易,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有多么不易。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公公越来越多,大大小小的公公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尤其是“六•四”的枪声,更是加快了“公”有化的进程。
一个人走到公公知识分子这一地步,也是有其心路历程的。其中,社会影响——伟光正的教化固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其自身难道就没有责任吗?我们曾长期浸染于这种使人憋气的环境,绝大部分中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国人,真要自省、自律、自爱啊!如果我们放弃起码的节操,放弃对理想和信念的坚守,放弃不悔路上艰难的行进,除了五十步笑百步,我们还能比那些公公知识分子高尚多少呢?对于如许已经沦为独裁政权帮凶,竟然还在自鸣得意的公公知识分子,世人只能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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