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6月4号发生的“六四”事件到今天已是21周年。有学者说，“六四”事件是中国当代政治的一个分水岭，实质上宣判了中共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死刑；台湾的总统马英九曾说“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对中国影响如此巨大的“六四”事件究竟为世人留下什么样的遗产？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为此邀请当年参加“六四”运动的学运领袖之一、目前旅居美国的李恒清和当年也参与“六四”运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进行以下讨论。
记者：我首先问一下李先生，你作为当时六四运动的学运领袖，你认为六四给我们现代的人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
李恒清：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遗产实际上是一个梦破灭了。就是第一，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这个梦破灭了；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中国的军队是人民解放军，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去保护人民的，这个梦也破灭了。实际上从六四以后和这二十年中国的政治民主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两个梦都破灭了。更多的老百姓开始怀疑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更多的人不再崇拜共产党，以为是我们人民的政党，这种想法几乎都没有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遗产。
记者：那王先生，你知道在2006年的时候，中国著名的异见人士刘晓波曾经撰文说‘民间维权是六四的最大的正面遗产’。刚刚听李先生的观点，王先生你怎么看？
王军涛：我觉得李先生说的和刘晓波先生说的都是一回事。那么，如果从更广阔的一个政治转型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一个社会在结束了传统社会要走向现代化，在现代化中间它除了经济发展引入市场机制之外呢，还有一个标志就是要引入向社会力的多元化，政治上应该是民族主化、自由化和宪政化。那么中国呢实际上这个问题从十九世纪中叶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共产党又把这个所取得的进步在二十世纪中叶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就全都倒退回去，本来在二十世纪的80年代共产党改革开放之后曾经有过一个希望，就说在重新回到主流文明和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改革上，但是六四镇压的最大的一个遗产就是把这个梦给打碎了。就是刚才李先生说的。晓波先生讲到六四之后的一个遗产就是民间社会的发育，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儿，就是说想靠政府来主导改革或者和政府进行一种互动来进行改革，这个梦现在破碎了。主要是要靠中国的民间力量自己努力中国才能够进行一场政治改革。但是从转型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有很多，现在有大概7、80个国家完成了政治转型，就是由一个非民主国家向一个民主国家，半民主国家转型。在这个转型中间确确实实本来呢在很多国家中政府曾经起过主导作用，包括统治者。比如说象先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中国东边的像台湾政权、像蒋经国和李登辉，像他们都是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中国我觉得这个六四之所以没有像在我们的东边的同文的、同种的台湾一样让我们的北边相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苏联一样原因就在于邓小平这个集团顽固地反对政治民主化、自由化和宪政化，那么不惜用血洗的手段镇压，这样打破了中国人能通过朝野良性互动来来实现政治变革的梦。那么今天我觉得21年过去之后，六四的另外一个大的遗产就是80年代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应该说先从这个社会中的最弱势群体开始获得利益开始的，比如像农村改革使得农民提高了购买力、改善了经济待遇，大大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在六四之后，中国又回到了一种就少数人垄断发展的成果和机会，多数人承担发展的苦果和代价的这样一个模式。
记者：那李先生，你认为刚刚王先生讲到六四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有政治方面的遗产，有经济社会方面的遗产，在这方面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李恒清：没有。我觉得军涛讲的非常清楚了。如果不进行政治转型的话，实际上中国现在就跟坐在一个火山口一样，后续的政治改革、政治变革的过程当中所要付出的代价就会越来越大。
记者：那李先生，就六四留给我们的刚才你们所谈到的遗产，在中国的民众当中有没有可能在当局的强迫遗忘运动和灌输下有没有可能被遗忘呢，李先生？
李恒清：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它永远在那儿，不管你怎样去描述，不管你怎样从各个角度去分析它，历史现实依然在那儿。所以现在虽然政府强制遗忘甚至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改变八九年学生运动的性质，但实际上真正老百姓心里实际上是有这杆秤。
记者：那王先生，你认为在中共、中国政府这种所谓强迫以遗忘的运动下，年轻的一代会把六四所留给我们的遗产逐渐地淡忘吗？
王军涛：我觉得不会的，但是六四这个遗产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符号化，它的解读会变得和当时的很多的情况不太一样。我最近发现最近两年年轻人对六四的关注是非常非常地强烈，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开始关心六四。因为他们在现实中当他们感受到统治者在欺骗他们，而且不能兑现自己执政诺言的时候，他们会把眼光投向曾经被统治者镇压或者统治者极为恐惧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六四很自然就会跳入他们的视野。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网络上各个方面年轻人都在了解六四，在这个问题上觉得政府做的过分，他们希望政府能够公正地评价。所以呢中国政府如果不能再现在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能够和平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在将来人民采取便利，真的像晓波先生所讲到民间来解决问题的话，那么真到那个时遍地烽烟的时候六四可能就变成一个神圣化的象征，成为激励人民反抗暴政的一个巨大的精神源泉。而且人们会从六四中间得到一个政治教训就是对统治者绝对不能手软。在有机会的时候就要把它推翻掉，绝对不能相信它任何的谎言和欺骗性的说法。如果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那也是现在这个统治，先是邓小平的强硬措施，之后是江泽民的滥用暴政、镇压各种各样的民间力量，后来到胡锦涛的这样一个拖延改革，最后造成的这种恶果和局面。那么，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到中国完成转型，如果代价比较大的话，我们还可以说六四镇压的一个悲剧性的后果就是加大了中国政治转型的成本。
记者：最后，我想问一下李先生，李先生你认为六四这个不可忘却的纪念，现在二十一周年了。六四留给我们的遗产会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进程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你认为六四的遗产会把中国领向何处？
李恒清：肯定是宪政民主，这一点毫无疑问，一定会走到宪政民主。
以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与目前旅居美国的“六四”的学运领袖之一的李恒清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讨论六四留给世人的遗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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