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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三反记事

作者:张晓矛  2010-06-01 10:29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记忆当中70年的一月份十分地冷。这个月连里来了新人,有几十人吧。他们是师院附中69届初中的学生。这么一来,我们68年来的人就被称为“老生”,附中来的人就被称为“新生”。新生来了不久,一打三反运动就来了。

一打三反起源于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便成了“一打三反”运动。据1989年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一书中透露,在全国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从1970年2月至 11月的十个月时间中,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8万多,在这场运动中,著有《出身论》的遇罗克被判处死刑,他大概是一打三反运动中最著名的罹难者。江西也有,70年二月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论文评说文化革命抨击林彪江青等等。其实他的文章根本没有发表过,是他家被抄家时被人翻出来的。一打三反更多的受害者则是无辜的人,如呼错口号或者损坏毛的画像等等而被判刑处死。


在七团,一打三反还不是那么极端恐怖,我还没听说有谁被判刑的。不过运动的声势倒还是很浩大的,每个连都抓了典型进行批斗。也有死人的事,而且就在我们二连。记得我们连运动的正式开始是在全连大会以后。这天晚上,全连按班排在食堂齐齐坐好,按照惯例由指导员在会上作动员报告。李指导员说了什么已记不清了,不过他那雷霆万钧之势却总也忘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大会之前已有各种风声谁谁谁会是运动对象。我虽然不是什么“老运动员”,但在会上已有大祸临头的感觉了。实际上是害怕。我是属于落后分子一类,不知上面如何布置,加上自己平时对领导不尊,牢骚怪话多。所以很紧张。果不其然,很快就楸出了老左(李建龙),刘公美等人(三排的),是为连的重点对象。忘了他们是什么罪名,但应当不是政治罪。他们在连里被批斗了,但主要还是在排里批。

下面各排也很快就来事了。我是一排的重点对象。我的罪名是攻击林副主席(缘由已在二连记事一文说过就不重复了),这在当时这可是不得了的罪行。我的其他罪名包括出生于地主家庭(其实是第三代了)和参加了南昌二中的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二中井冈山虽然当年被程世清整但并没打成反动组织之类的)。我的罪行由大字报 “揭发”出来,贴在食堂的墙上。排里也开会由积极分子揭发批判和由我交待问题。我心里明白这是有人借运动之机发泄对我的不满,因为我当时年少无知锋芒毕露而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顶头上司。平时他们没有多少机会,这下好了让我低头的日子到那了。其中有一个运动积极分子却让我大大的长了见识。他是当时大学生当中少有的城市人(吉安市人),他平时的牢骚也不少,与我等也较谈得来,所以掌握我的情况就更多。他一积极起来对我的打击威力当然就更大。不能不承认,至少在我们排那些大学生多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他们成份好年龄大文化也高,一出就是狠手,把我这种没经过阵仗的小子打得晕头转向,久久缓不过气来。同班的老生当中多是我的同伙,现在都落入自身难保的境地,好在他们的义气还在对我没什么揭发。新生因为刚来加上年龄还小,他们基本上是旁观者。领导大约有意让他们积极参加运动但似乎不大成功。

当时我们班有个解放军的下放干部老翟(可惜忘了他的全名),他原来是南昌步兵学校射击系主任,少校军衔。老翟是陈永贵的同乡,山西昔阳人。他是抗战后期参加八路的打过日本鬼子。文革中他参加了造反派反了韩先楚,被罚到我们农场来劳动。老翟是69年下半年来的。与我同一个班劳动有几个月了。大概因为我劳动还很卖力,老翟对我的印象还不错。所以在运动高潮往回落时,我也深刻检讨几回以后,老翟有一回在我的检讨会上提出我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的检讨也较深刻等等。亏了他的这一番话,我不久后就被解放出来了。当然我不知道上面是如何讨论研究决定的,反正我的问题在这之后就算是解决了。我也不用再做检讨受批了。当然我要开始夹起尾巴来做人了。

记忆当中我的朋友刘天龙是四排的重点对象。他的罪名也是因牢骚怪话多且不知得罪谁了。在运动高潮期间,他们天天逼着要我揭发他的问题,我一是义气在身不能揭发朋友,二是实在没有东西揭发,催逼之下总是没有结果,运动高潮一过,他们也就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了。我也有过被逼着揭发李德修的问题的经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的结果。

周燕西是五排的重点。他被揪出来其实比较出人意外,因为他不是那种调皮倒蛋的角色。他很文静也不多说话。在我的记忆中和他一起被揪的是李强,原因是他们常在一起捣鼓半导体收音机,所以有了偷听敌台一说。他们是不是偷听过敌台我不知道。不过很难想象他们有那胆量。在这个案子上李强是主犯。我猜想可能是李强得罪了谁而被人密报起事的。

不久前看到朱永焕的文章说周燕西是因三连的戴梁而起事。朱与周是一个排的,他的回忆可能更准确些。不论是何起因吧,周燕西背上了偷听敌台的罪名。在阵阵高涨的阶级斗争狂潮中他选择了死。当时看管他的是罗姓的副排长。那日天气阴冷,下午工间休息十几分钟罗排长一个疏忽没看住,当他匆匆找到宿舍,发现燕西人已逝去。事发当天,团营连领导齐聚二连,在二连的晒场召集全连训话,宣布死者是自绝于党和人民而畏罪自杀。我相信在场的百十号人中有不少与我一样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一打三反高潮过去之后不久,上海知青开始来到七团。二连也来了不少,连队又有了新的整编。我在的新班依然是一排一班,不过班里人员大概只有我和其它一二个老人,其他都是附中和上海来的新生。班长吴建新也是附中新生,他后来当兵离开农场了。这时我尽量少说和不说话,除了有刚刚被运动打得没脾气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怕说了什么又会被人上纲上线密报而后患无穷。没想到时间不久,我就和一些新生(南昌上海都有)成为无话不谈得好朋友,当然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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