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血泪祭

前言：让我们忏悔吧！

今天是五月十六日。中国人民可记得这是罪恶的纪念日？我是不会忘记的。这一天，以中共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宣布一个空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从这天起，中华民族遭受到空前的浩劫。据叶帅讲，在这之后的十年内有一亿人民挨整，千万人被迫害致死，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帅，下到平民百姓，地、富、反、坏、右，叛、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即臭老九。谁来承担这场浩劫的罪责？

以前所有的公开宣传中，将这场灾难说成是四人帮制造，这不是历史真实。四十多年过去，一个民族仍不能清醒地认识历史，不能还原历史真相，这是民族的悲剧。而千方百计想让民族忘记这历史灾难的人，便是民族的罪人。

这场浩劫，所完成的是中国封建法西斯的复辟。这是打着最好听的旗号，打着不让中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旗号而将民众陷于深重的苦难之中。

这场历史灾难的制造者，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人帮只是这其中的一部份人，四人帮是完全按着毛泽东的旨意去办事的。说是五人帮，也是不准确的。因为还有许多党中央领导人也参加了这场罪恶行动。他可能也受到了迫害。如刘少奇，他当初不也是同意《五一六通知》的吗？浩劫开始，他不也和邓小平一起制造了所谓反动路线，将多少人打成反革命吗？而周恩来，不是由于他的助纣为虐，这场浩劫能继续十年吗？

而对无情的历史，我们党应向中国人民，向中华民族反省忏悔。

只有敢于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的党，才不会灭亡。如果不敢面对自己的六十年来的对民族的犯罪，失去实事求是这一法宝，这个党必然是自取灭亡了。中国共产党从向人民忏悔开始浴火重生。

所有参加中央制定五一六通知的人，所有在政治局会上通过这个罪恶通知的人，向人民忏悔吧！参加过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央委员们，是你们一致通过了罪恶的决议，将国家主席刘少奇开除党藉，所有举过手的人，现在面对历史忏悔吧！

所有在当时跟着毛“干革命”的人们，都是在从事犯罪活动，都应忏悔。

不久前，我在给铁流先生所著长篇纪实《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写的序里说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的标志，我认为有两点，一是不忘记历史，敢于真实地写出历史的真实情况；二是对历史反思，敢于总结历史的教训。一个忘记自己的历史，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千方百计让人遗忘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此时，我想起了联邦德国的总理勃兰特。1970年的一个寒冷的冬日，刚刚上任的他，来到波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二战中，波兰有250万犹太人在集中营里受尽折磨后死去；寒风中，勃兰特向死难者的墓碑走去，在全世界人民的注视下，这位在二战中反纳粹的斗士，在墓碑前跪倒在地。他是替所有应该跪下而没有跪下的人跪下了！当时人们评论说，跪下去的是一个总理，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教育部将德国法西斯暴行，写在历史的教科书里，让下一代永远记住，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德意志联邦勇于承担历史责任，从而回到了世界的舞台。一个不想让人民知道真实历史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国家。不是有的国家至今还在为他们的侵略战争辩护吗？

我们国家也是一样，新中国六十年来，经历了１９５７年反右派，将五十五万知识精英打入另册，接着便是在１９５９年开始的反右倾，将多少万干部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让党内外没有了不同的声音，这才出现了三年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万百姓的大悲剧；到了文革，有近一亿人受害，多少人被迫害致死。后来的权力继承者，不应为这些惨死的人民下跪忏悔，进行历史反思吗？然而可悲可怕的是不让人们提起这历史，只许歌功颂德，不能揭示真相。不揭示真相，便不能探求真理，没有科学的历史观，便没有科学的发展观。这应成为政治家的常识。我们的国内出版社，竟不能出这些揭示真相的书，将反右、文革等视为禁区；这些宣传出版部门，实在是在害我们国家，害我们民族。但是真相是不能掩盖的，真理的声音总要发出来。做为国民，每个经历过新中国历史的人，都应写出自己的经历，大家写出来的经历，综合起来，便成了一个国家真实的历史，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这是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之举。

我在文化大革命初，紧跟毛泽东路线，是在犯罪；后来，我被打成了长影“为刘少奇、为右派、为文艺黑线翻案的反革命翻案集团”的小头头，我从革命动力变成了革命对象，为了摆脱自己，我也曾揭发同伙朋友，这也是犯罪；1970年，我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后，差点家破人亡；然而在重新挨整时，我也仍在揭发别人，并将一同说过的话，将严重的话推给别人，以求得到宽大处理，这说谎也是在犯罪。

1979年2月，我得到平反后，将我写的交代材料全部退还给我，这六十多万字的厚厚的一堆，如一座坟，埋葬着我的十年青春岁月，这里有真实的历史记录，也有为减轻自己而说的谎言。

今天，在五月十六这一日，我开始记录真实历史，也同时写出我的忏悔。我愿所有经历过那苦难年月的人都反思，有罪的都要忏悔，上帝会原谅我们过去的。我心中的上帝就是人民！愿五一六这个罪恶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反思忏悔日，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反思日。

五一六，让我们忏悔吧！

向长影第一个自杀者唐漠的忏悔

我离开焦裕禄电影创作组回到长影厂是1966年6月10日，省委派出的强大的以胡绍祖为组长的工作组已进驻几天，拍电影的几个摄影棚已变成大字报棚。我一看大字报那血淋淋、刀光剑影、刺刀见红，便心惊肉跳，失去平静。我已有过反右斗争的经历。我本心是不想看此剌激神经的文字，可又不能不看，还要装出对黑帮、走资派、反动权威的愤怒表情，以示立场的坚定呵!?

我走进的实际是一个人造的虚假的世界，每个人都掩盖起自己本来的面目，制造伪

装假的灵魂，还要在这灵魂深处爆发一场革命!这电影厂不再排戏，每个人都在演戏，扮

演各种悲剧、喜剧、闹剧、滑稽戏的角色……?

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我记住了反右派的教训，这次我一定要当左派，不能右啊，我自己告诫自己，处处小心，谨慎言行，祸从口出，可不要乱说乱动。我看着一张张揭发厂内领导和艺术家的大家报，胆战心惊。随着大字报，工作组将要整的重点人物圈在一起学习，检查自己的文艺黑线错误。我们编辑室的重点人物，便是写过毒草和有历史问题的人。这里有我的朋友张天民、房友良，李威仓；还有剧作家于敏。《电影文学》主编唐漠成了重点中的重点，因为他是党外人士，历史上好像也有问题。因此在这运动前，一位从老解放区来的写不出剧本来的编剧、总编室的主任田野给吉林省委书记吴德写信，说唐漠在林杉支持下夺了电视文学的权。由于这封给省委的举报信，而使田野成了左派。1962年厂里没有剧本，林杉亲自出马，寻找可以改编成电影的小说，他找到了作家刘树德写的《桥》，林杉找了唐漠改编，由袁乃晨导演，电影《两家人》，这时成了大毒草，正在全国批判，编剧署名林漠晨。林杉成了厂里的重点，这位写出过《上甘岭》、《党的女儿》的著名电影剧作家，是长影厂第一个要整的人。省委书记吴德对长影一封举报信的批示里毫无根据地说长影《电影文学》被坏人把持。这里指的便是林杉、唐漠。唐漠便是我们总编室的头一个要批斗的人物。我做为被工作组信任的革命动力，委派我一个任务，让我搬到与唐漠一个房间，看守他，了解他的一切行动。

１９６６年７月６日总编室开了第一次的批判唐漠的会，要他交代大家提出的问题，我并不了解情况，但因工作组有布置，便也跟着呼叫，让他老实点。我看到他痛苦地思索着，用笔记着人们的发言。会后，他自己向长影一宿舍走去，他不向任何人说话，也没有任何人理他，黑帮如同瘟疫，谁都离得远远的了。吃了晚饭，工作组向运动依靠对象开个小会，安排明天如何将唐漠攻下来，让他老实交待罪行，以便揭开长影阶级斗争盖子，这是一个突破口。好像长影真的存大一个阴谋集团似的，我不能不信，不能书生气十足啊。

晚上十点，我回到了一宿舍这个与唐漠一起的房间。这是工作组的安排，我才搬到这里的。自然是让我看着他，暗中监视他的行动。唐漠正在书桌前写字。我想这是他在写明天的交代吧。我没有问他，便自己倒在床上睡下了。一觉醒了，大约是十二点了吧，见唐漠还在写。我便对他说话了：“老唐，你休息吧，明天还要开会哩。”他回我一句：“就要完了，要完了。”我便又倒下睡了。

７月７日晨七点，我起来去长影大食堂吃饭。吃完饭回总编室准备开会。八点，人们都到齐了。可是唐漠却没有来。他是会的主角，他不来如何唱这台戏？主持会的人问我：“唐漠为何没有到哇？”我说了情况：“昨晚他睡得很晚，写东西；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他正睡哩。”工作组负责人说：“你们去看看，是咋回事儿，他知道今天要开他的会嘛。”于是我跟王占宝，一个红五类出身的编辑，党员，文革小组负责人，一同到了一宿舍，敲门，占宝喊：老唐！老唐！

屋里没有人应，没有人开门。

我用钥匙通开了门。进屋，见唐漠还在睡觉。我想他睡得太晚，还没有睡醒吧。

占宝唤他：老唐，起来吧。要开会了。

没有动弹。我们走到跟前，我用手摸了他的头，一股寒气立刻从我的手上直透到脚跟儿。我的心里充满了恐怖。他不会再醒了，他走了，他永远地走了。

占宝比我沉着，他说快去报告吧。省委工作组知道了唐漠自杀的消息，也有点慌乱了。有人打开了楼下的信箱，从这儿取出了唐漠的两封信，一封是给他远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妻子的，一封信写给吉林省委书记吴德的。我这才知道，他是没有通信自由的人，我更感到了恐惧。那位开信箱收信的人见我看到他从送出的信里找出了唐漠的信，便说给我，这是不可以向任何人说的事。我感到问题的严重，不吭声。

省委工作组组长胡绍祖亲自找我谈话，让我说说唐漠死的经过，并叫我写一个文字材料交给工作组。

胡组长布置说，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对抗行为，为了运动的进行，要立即开会声讨唐漠，不然会影响伟大的运动。并让我在大会上发言，揭露唐漠，揭发唐漠的历史，以引起全厂群众对反革命唐漠的声讨。人事部门将唐漠的历史抄给我，说他原来是历史反革命，参加过特务组织兰衣社，是胡风分子等等，这历史也激起了我的对敌人的愤恨，啊，原来唐漠是这样的人物啊。我便把工作组提供给我的材料写在发言稿里。　

１９６６年７月７日，这个七七事变的日子，在长影大剧场召开了第一次声讨大会。全厂职工参加。我第一次在大会上发言。我再一次充当了共产党省委工作组的驯服工具，在会上声嘶力竭地喊叫：声讨历史反革命分子唐漠。。。

唐漠走了，他的影子却一直在我心里，我走进宿舍，便是他在灯下写字的身影，想起他的声音，看到他的脸，一双深度眼睛下无奈的样子。他在长春火化了，他的家属，他心爱的妻子并没有来，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来。还是组织上让编辑室的陈曼倩和我一起整理他的遗物，开个单子明细，交给组织，然后寄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他的妻子。

１９６８年，我开始被整时，竟有人提出了唐漠之死，怀疑是不是我将唐漠害死的，我害死的他的原因是我要保长影剧本厂长胡苏，唐漠可能知道胡苏的一些问题，让我来杀人灭口。这当然不会有人相信，也便没有兴起大浪。

今天，当我回顾这历史时，不能不反思自己。

我没有亲自杀害唐漠，但我难道没有罪责吗？如果我不是那么自私，害怕沾上他如同害怕瘟疫般地躲藏，以保自己的平安；如果还有人性可言，对这样一位在一起工作过的人，有一点人性的关怀，对他说几句关心的话，劝说他几句，让他想得开点，在那天夜里，我回到宿舍时，和他说几句话，谈谈心，如果是这样，他可能在这时得到一丝人世的温暖，看到一点人间的希望，活着的希望，他感受到人世间不是如此残酷无情，他可能会活下来的呀。我作了罪恶的帮凶，我参与了杀死唐漠的罪恶行动，他死了还没有让这个无辜的善良的灵魂安生，还要声讨他，用档案里多年来对他的诬陷之词，让他在地下也不能安息。今天当我回忆这段历史时，我要向唐漠的在天之灵进行忏悔；我在过去，每说到文化大革命时，总是说自己如何挨整，受到迫害的事实，却从不说，我也曾做过伤害善良的帮凶！一切经历过这场历史浩劫的人们，不要只把罪恶推到领袖身上就算了事，你曾跟着他闹革命，你不也是这场浩劫的帮凶吗？

唐漠自杀，是长影二十多位艺术家自杀的第一位。如果有人将这二十多位自杀者全部写出来，将是多么叫人灵魂震颤，将引发多少思考！

多少年后的１９８４年，我和北大老同学叶廷芳到他的家乡浙江衢州，见到一位政协工作的诗人潘玉光，他送我一本当地文史资材料，看到了记录唐漠的历史，我再次受到震憾。原来他是一个解放前入党的老党员啊。现将他的历史录下：

聂崇彬(1922—1966)，又名唐漠、恩铭，常山人。中学时，常在报刊上发表杂文、小说，揭发腐败现象，先后被衢州中学、铅山九江中学、义乌君毅中学停学或开除。1944年秋，考取重庆朝阳法学院。1945年4月，参加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后被选为该同盟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起草《青年民主运动宣言》。同年秋转入重庆复旦大学法律系。1946年春，对国民党政府制造“张莘夫事件”、“谷风事件”等一系列反苏游行示威和殴打进步教授行为，展开面对面斗争。参加上海各大专院校举行抗议美军暴行万人大游行。抗日战争胜利后，与朱树兰等发起组织文艺团体缪司社。1947年元旦，被选为学生自治会常务理事，成为上海学运主要领导人之一。5月30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关押龙华曹家花园，积极领导被捕同学与国民党当局斗争。在软禁中写电影剧本《乡愁》初稿，获释后修改成《山河泪》在香港拍摄，在上海公映。1948年春回常山，由林维雁介绍参加共产党。同年10月，去华北解放区，任张家口《察哈尔日报》国际版编辑。1949年9月，调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处工作。1953年3月，任《大众电影》编辑室副主任兼影评组组长。1956年“肃反”运动中被诬为“冒充地下党员”而撤职。1959年，全家下放湖南电影制片厂，创作电影剧本《贫农的女儿》，后被诬为“毒草”，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农村劳动。1961年10 月，调长春电影制片厂任编辑、副总编辑和《电影文学》编辑部副主任。“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横遭迫害。７月６日含冤而死。1978年9月平反昭雪，1984年恢复党籍。

唐漠同志，是谁杀害了你？不是你自己！不是你自己！今天又是五一六，那个给中国人民制造灾难的日子，我的微小的声音，你可能听得见？你为了自己的尊严，离开了人世，人们从你的死会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呢？倒底是谁杀死了这个正直的人？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