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江南评弹(二)
三、吴语浓浓,名家辈出
早期的老书场进场时要买“竹筹”亦称“签子”,凭此入场。竹筹阔约一寸,长四至六寸不等,上烙有火印号码。书场门入口处,悬挂每场演出书目和演出者名子,内容用油漆书写干木版上,过去称“水牌”或“书牌”知会听客。书场如简陋的茶馆,则说书台就摆在平地上,此则谓“平台书”;书台以砖或木垒起,高出地面,便于后排听客聆听观看,此则称“龙桌”。过去书场没长台和方台,两旁放长凳或靠椅,台上可以放置茶具。凡书台前方的长凳或靠椅大多为年长而听书资历较深者而设,以示尊重优待老听客。椅背上往往有一圆形杯环架(木质或铁条丝),可供后面一排听客放置茶杯。
说书先生的演出台上放置醒木、折扇、手帕、茶杯和乐器等道具,而他们的座椅较普通座椅要高,因此椅前脚下须放以小凳搁脚,其用意在于用乐器时可将脚部托起,便于弹奏,而唱声用气,可发自丹田。台上坐于右侧者为说书的舵手,也称为“上手”,操三弦;坐于左侧者为“下手”是配角,弹琵琶;如此二人合演谓“双档”。倘三人同台,坐于中间者,除弹琵琶外,也弹奏琴或拉二胡。
以前书场一般演出三档书,叫连档书,称“中篇评弹”,也有各不连贯的短篇书,凡在台上正在上演的时间将要落档时,台上悬挂的红灯点亮,则是对演员收书换档的示意。听客倘对演员不满,即高叫“倒面汤水”(意思是叫书场人员准备洗脸水,让演员下台洗脸)。到书场的客人也有携带家眷和小孩的,书场内除了供听客香茗一杯外,也有其他小食售卖,饿了还可以叫生煎馒头、蟹壳黄、火腿粽子和泡茶送毛巾的服务。书档中间的休息片刻,往往是服务生收取茶资小费,卖小点心等服务,书场内十分热闹。(书)场东主要负责聘请说书艺人,生财设备,水电煤茶叶;领班负责毛巾,雇佣服务生,领班和服务生的收入靠服务小费。演出卖筹子的收入,场东和艺人四六拆帐,即场东拿六成,艺人拿四成。过去上海鼎有名的十几家书场,生意好得热昏,一天要演出三、四场。市中心的几爿书场更是闹猛非凡,其中发生过许多传奇故事。
书场演出的书目,主要取材来源于中国历史,无论是正史或是民间传奇,大部份故事都有史可载,有据可考,虚构和编造的极少。【注1】那些忠诚义士、豪杰英雄、清官廉吏、贞节烈女、才子佳人,成了评弹表现的主角。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忠肝义胆、善恶有报,通过评弹的说唱表演而家喻户晓,也感染和传承了一代又一代的听客观众。在文化不很普及的民国时代,正是通过评弹的说唱形式,了解了中国历史,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中,对于国民起到了寓教于民的作用。许多老听客回忆当初怎么会听书上瘾的,都说小时候父母领去书场,那儿有很多好吃的零食。(作者语:我也是如此,三、四岁就被领进去听书吃零食了。)
江南评弹从明清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叶,江浙昆沪地区,乃有几百位评弹艺人,在各地进行演出。上海地方志记载,1927年上海始有民办华商电台。1928年12月和1929年8月,国民党政府先后公布《中华民国广播无线电台条例》和《电信条例》,允许公私团体和个人经营广播电台。民办广播电台就如同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50多家,最高峰时达到200余家。当时许多电台开设空中书场播放评弹节目,街头巷尾收音机里弦索叮咚,昼夜不辍。从当时的节目单看,徐云志、邢瑞庭、蒋如庭、朱介生、朱耀祥、赵稼秋、蒋月泉等名家都在电台演播长篇和唱开篇。最典型如蒋月泉就是通过在电台里演唱开篇,一炮而红。每天更有数以百万计的听众,节目播出时收听的境况更堪称万人空巷,都在欣赏着这门被誉为“江南曲艺之花”的评弹。
小资料:
评弹前四家(清乾嘉年间):陈遇乾 毛菖佩 俞秀山 陆瑞廷
评弹后四家(清同光年间):马如飞 姚士章 赵湘舟 王石泉
【注1】:见《弹词叙录》潭正壁、谭寻编著,评弹书目有两百余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0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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