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薄熙来其人（一）

2010-05-12 22:01 作者:姜维平

最初的印象

我1982年从辽宁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官方分配到大连日报文艺部做编辑，而大连辖区金县（后改为金州）则是我经常去采访的地方，那时做为一个党报副刊的记者与编辑，很容易被专业作家与众多的投稿者称为老师，因为假如某个工厂的工人能在报上发稿，出了点名，就有可能由工人转成干部，何况还有稿酬，所以副刊版面成为很多业余作者羡慕与追逐的名利埸。我印象中的金县业余作者不多，有孙惠芬等几个人，但他们创作很刻苦，投稿很积极，所以也热烈欢迎我去金县，当然文艺部的主任张德言也希望我去那里，一是组稿，给一些业余作者开会，讲课，再把修改后的作品带回来发表；二是访问那些地方官员，撰写人物专访，发表在报纸的副刊或农村版上。

大约在1984年底，即薄熙来从北京空降大连后不久，我在金县政府的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薄熙来，那天我先与县委书记陈某良谈过话，但不过20分钟，记忆中是一位姓袁的办公室主任说，薄书记听说大连日报来了记者，他学过新闻，也愿意与我相识，想马上过来，我对高干子弟向来厌恶，此前有人在报社风传，薄一波的儿子与张庭发的儿子，均同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下派到金县镀金，我对这些人有点好奇，但并不看好。做为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记者，我对他们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正在躇踌迟疑间，薄熙来已大步穿过走廊，踏进陈的办公室，第一印象是身材颀长，笑容可掬，他有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但眸子中深藏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冷光，他笑得很甜，不断地说都是同行。

原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副主任之前，曾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做研究生，导师是人民日报副总编翟向东，薄熙来说他的理想一直是当一位元记者，很愿意与我认识交流，但不知为什么，与陈某良一样，我一点都不喜欢他。他目光看我时，有一种游移不定的东西，在你眼前闪来晃去，通常这样的人，只会利用人。后来整个金县包括陈某良在内的地方官员普遍认为，他是奉老子薄一波之命，来基层镀金的，他给大家的总的印象很不好，农民喜欢真诚，他太虚伪，农民喜欢实实在在地做人办事，他则热衷于做表面文章，巧言善变，心胸狭小，拉帮结伙，总之，他与农民想的问题距离甚远。但陈某良说，没关系，别理他，最多不过三年，他就会回北京去了。

为什么他要来大连

看来金县人原本就没有看透他，之所以他从北京到大连挂职锻练，薄一波是深谋远虑的。做为中共的元老，薄一波不仅有过自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金时代，也体味了被政敌差一点整死的屈辱生涯，所以，他谁也不相信，只相信权力，而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他的儿子身居党与政府内的高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象中共官员大都认同的那样，革命事业应该有红色革命接班人。他认为儿子薄熙来是天生当官的料，比他两个兄长薄熙成与薄熙永要合适，在确定了另外两个儿子奔钱而去的同时，他亲自策划了薄熙来奔权而来的前程与方案，道理不讲自明。当薄一波被政敌踩在脚下，关在大牢里的时候，他的第二任太太胡明自杀身亡，薄熙来兄弟曾流落北京街头，饥寒交迫，忍受欺辱，他不得不堕落成了小流氓与小偷，后因盗窃罪被判刑7年。如果不是华国锋等人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不是胡耀帮果断地平反了薄一波为首的所谓“山西61人叛徒案”，象他这样德性的人，最多出狱后能当一辈子工人，解决温饱问题亦是人生最高理想。不料，邓小平东山再起，1978年恢复高考后，薄熙来不仅走后门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深造，又在次年变换学科，成了中科院的新闻研究生，而且毕业后踏进中共中央办公厅，当上了国家机关的副处级干部，又丢掉了当文人的浅薄梦想，立志下基层锻炼，欲成为中国政坛的一颗新星。

薄熙来自京下放，慨括原因有两个，一是政治原因。80年代初，电视剧《新星》中主人翁李向南的形象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肩负父辈的使命，立志从县长做起，一步一步地终于爬上了北京中南海的权力金字塔，坐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末一把交椅；二是家庭原因，既然薄家父子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生活均以权力为核心，因此升官发财之后，薄熙来无情地抛弃了结发之妻李某并不奇怪，此前李雪峰是他的岳父，当他追随林彪受到牵连倒台后，薄熙来认为谷开来的父亲，在部队身居高位的谷景生，更合适并有助于他本人的仕途。所以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与谷开来明来暗往，这一细节已经原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林某证实。显然当时问题相当麻烦，他与前妻有了一个儿子，叫李望知，所以，李某对其陈世美式地抛妻离子不依不挠，于是给孩子起了这样一个名子，“望”即“忘”，他心冷地跑到大连去避风，可能更明智一些。

于是，原大连市委书记崔荣汉便浮现在薄一波的脑际，他们是山西老乡，以前是老朋友。俗话讲，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薄一波亲自打电话给崔荣汉，崔书记一口答应接受薄熙来，依当时级别，给个县委副书记干干，也无妨。用薄一波的话讲，儿子交给你，你看着办吧！崔荣汉一个令，薄熙来成了大连金县的“李向南”。

起步很不容易

刚开始，由于金县机关干部对薄熙来的政治前程并不看好，追随他的人并不多，而阻挡他仕途的人却不少，我印象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个人，一个是陈某良，一个是唐启舜，还有班耀日，陈与班是平极，前者是金县县委书记，后者是大连市甘井子区区委书记，他们都紧跟主管区县工作的副市长唐启舜，对薄熙来加以排斥，搞得他很是狼狈，一度还想打退鼓，退回北京呢。我对唐市长比较了解，不仅工作上与其多有接触，而且与其弟弟唐某政亦熟，唐启政在大连印柒厂工会担任主席，主抓工人足球队，而恰恰厂队又十分活跃，我负责体育报导，又是球迷，故与启政很谈得来。据说，唐副市长对薄熙来有意见，是因为他认为这个人不地道，他说，他两面三刀，讲漂亮话，办埋汰事，讲哥们义气，不讲党性原则，一身公子哥派头，又沾上狱油子恶习。而唐启舜的性格是诚实守信，会团结人，工作肯吃苦，从不拉帮结伙，为人真诚。唐副市长还从不隐瞒自已的观点，他评价薄熙来说，这是一个本质很坏的人，世界观是在大牢里形成的，又饱尝世间的人情冷暖，对人自私冷酷而又势利，又狂热地追逐权力，不惜任何代价，所以没救了。唐启舜预测说，如果有一天他当了大官，薄熙来会把一大批不喜欢他的好人投入监狱，因为他需要权力，一是享乐，二是复仇，他需要用监狱整死反对派。然而，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均认为唐副市长未免有点言过其实，薄熙来的确太张场，长得洒脱，又有文凭，又有靠山，想在金县干一番事业，所以唐启舜大慨是出于嫉妒吧。所以没人在意。

不过由于唐副市长的位置与影响力，金县以至大连开发区管委会的干部，都杯葛薄熙来，只有少数几个铁哥们认他，比如孙广田，孙世菊，刘宪茹，王传志，白玉祥，李德和等人，这些人后来都被提拔重用。唐启舜大权在握时，这些人除了是农民，就是村妇，再不就是郁郁不得志的小职员，对唐副市长怀有忐忑不安的恐惧，对薄熙来充满迷离惶惑的希望。我记得1984年大连开发区创办伊始，是于怀江等一大批从市委市政府部门抽调的干部，去艰苦创业的，最初，他们在竹席编成的大棚里办公，科室之间可以骑自行车传递档。夏天漏雨，东天露风，可见条件之差。但次年有了发展，崔荣汉有意叫薄当头儿，他想不劳而获来摘桃。他知道继深圳特区之后全国第一个开发区的份量有多重，但薄熙来被任命为副书记，却只上了十天班，不得不光挂个空名，摆了一张办公桌，退守在金县七品芝麻官的位置上。

唐副市长对机关干部说，你们谁也别搭理他，叫他从大连滚出去！大连开发区属于实实在在干事的人。于是薄熙来的办公桌连清洁工也不去擦，机关干部大都不与他搭腔，他进了办公室，开会也没人叫，一度很沮丧失落，但薄熙来不怕，他在办公桌上摆一本《三国演义》，没事就读，把三十六计背得滚瓜烂熟，成竹在胸，他把整过他的人的名字刻在心上，他与三五个小哥们侃大山时说，妈了个比的，等我上去了，我叫他们都死！他把“比”字用京腔拉长，咬了一口金县三十里堡公社党委书记孙广田送的大富士苹果，仿佛咬坏的是唐副市长的心脏，薄熙来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个唐大鼻子，以后走着瞧！......有一次他又在一个会议场合讲过类似的话，而时常与其顶牛的大连市甘井子区委书记班耀日说，就你这个德性，要不是北京高干子弟，在大连混，你连个生产队长都当不上，你信不信？薄熙来被这样奚落之后，很是恼怒，但他不敢发做，只当做同僚的玩笑看待。当然，曾任大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后来当上大连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的班耀日，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差一点做了大牢，因企业经营不善而发生亏损，终于被等待了许久的薄熙来抓住......这是后话。所以，做为一个外来户，薄熙来的仕途从金县始步，实属不易。

先去拜见金县黑老大

薄熙来刚到金州任职不久，先搞民情调查，他背个一架海鸥牌135型照相机，穿一身蓝色趟绒衣服，四处走动，这里看看，那里听听，很快知道了这个小地方，与他过去呆过5年的监狱一样黑暗，不论县委书记陈某良怎么表演，生活中总有那么几个人，横行无忌，连公安局也惹不起，比如邹某与范某，邹某从监狱刚放出后不久，身上还背着命案未完，但又带着凶器在金纺一带横逛，他不仅打家劫舍，巧取豪夺，还在开发区办了酒店与练歌房，纠集了一批“两劳”释放人员，四处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声势越来越大。薄熙来在狱中结识过类似这样的人物，所以深知其对自己用处之实。他亲自去拜访他,，并很快成为了铁哥们。另一个姓范的包工头子，成立了所谓的土建队，实际上既无设备，也无技术，更无资金，只靠拳头吓人，揽一点建筑活干干而已，他们软硬兼施，迫使地方官员分利给他，但金县很小，没有多少生意，故惨澹经营，日子难过，薄熙来亦主动登门求见，承诺他们在北京给揽点生意，做为回报，范也叫小哥们给他捧场。立即他们两人臭味相投，成为拜把兄弟，后来薄熙来把他扶植成为大连市最大的建筑企业老板。

在薄熙来的眼里，中国原本就是一个大监狱，他从秦城监狱里走出时，正近而立之年，他比照自身经历，深感权力的魔法，是非的不定，命运的沉浮，他相信暴力与谎言的作用，胜过一切，而监狱正是国家暴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高墙电网里，谁的拳头大，谁就是大哥，谁就能说了算。薄熙来在后来的1988年，任中共大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时，对一个处长叙述说，在监狱中，他年小体弱，饱受狱警与牢头狱霸的欺压侮辱，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有一次被一个黑老大把他的膝盖打坏了，没药治疗，一度骨头都露出来了，烂肉发出腥臭味......但另一个与薄熙来有矛盾的处级干部对我说，他死了才好呢，因为他与曼德拉全然不同，既然人家整他那么残忍，他为何有权之后反过来，用同样不人道的办法迫害别人呢？他的人生观在狱中严重地扭曲了！......然而在我看来，这并不奇怪，薄熙来是主张以暴力与强权解诀社会问题的共产党的红后代，他在外面与监狱里得到的经验教训都是一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对与错，只有强与弱，强权者就是狱老大，他讲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他想先在金县站稳脚跟，以后再慢慢地往上爬，上去了就成了老大，所以眼下，必须与当地吃得开的黑老大结成联盟，才能事半功倍。这是他的明智，亦是国人的悲哀。这也正是80年代中后期至2000年底，大连以邹显为为首的黑社会组织得已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

摄影爱好者

熟知薄熙来的大学同学很多，关齐云是其中的一个，他1993年以香港文汇报驻广州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假公济私，贪污公款，事败之后，在深圳小梅沙伪造自杀现埸，携公款逃往云南昆明躲藏长达13年之久，终在2005投案自首。此前他因在大连筹办香港文汇报记者站与我有过短期接触，他介绍说，薄熙来在社科院读研究生时与其同窗，薄个头高好运动，喜欢打蓝球，与他兴趣相似，所以他们交谈机会不少。薄熙来还喜欢摄影，但拍照技术并不高。这一点84年以后我在大连多有耳闻，他刚到金县后不久，就带上一架老式的135型相机，去大连金石滩拍照{当时叫满家滩公社}，冼出照片后邮寄回家，叫薄一波拿给邓小平看，告诉他儿子在大连发现了历史悠久的克斯特地形，金石滩应当建成国家级风景旅游开发区，薄家父子的用意是，搞一个开发项目，这样易于国家投资建设与银行贷款，又可以显示他的政绩。当然大连一旦有了一个理想的疗养胜地，就会吸引更多的北京高干去休假旅游，这就进而为儿子搭建了一个政冶上感情投资的大平台。何乐而不为？

所以为了扩大影响，薄熙来还希望他拍的照片，能在大连曰报副刊发稿，但这并不容易，那时大连搞艺木摄影的人才太多，优秀之作层出不穷，获得全国大奖的人不少，而大连日报才对开四版，副刊每周才出一期。具体负责版面的编辑，我的同事韩建文，他又十分古板认真，对一县之长的摄影之作，并不高看，他认为这通通是习作，不够公开发表的水准，只有丢进垃圾筒。于是薄熙来又托人找到老编辑杨某某，杨亦摇头叹息。从此薄熙来对大连日报恨之入骨。这点酷似毛泽东五四运动前曾在北大图书馆当跑堂受冷嘲热讽的经历，故对他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影响，薄熙来在1999年对大连日报大开杀戒，把广告部经理相作伍等人展开凋查并送进监狱，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他的摄影作品自有出路与用途，薄熙来由此做为原始材料，呈送国家旅游局，吸引了北京一大批专家，到大连金县的金石滩参观，并构思了风景区的美好未来，初定了建设规划，并争取到了投资，开始大兴土木。虽然薄熙来的动机不纯，他的党羽借机发财致富，自已亦捞到不少好处，但凭心而论，薄熙来把金石滩搞出了名气，地价也升值不少，吸引了外宾，带动了经济发展。总之薄熙来的摄影作品技巧不高，但在中共权力埸内，自有独特的妙用。

扩建金州宾馆

80年代初，金州当地的乡镇企业发展特快，这不是薄熙来的功劳，是赵紫阳与胡耀帮的对外开放搞活政策大得人心的结果，由于金县靠海，离大连又近，所以百姓生活水准提高很大，这便为薄熙来大搞政绩工程与形象工程，创造了经济基础。薄叫小哥们建造了开荒牛雕塑，以表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功臣。

薄熙来对金县的官员毫不掩饰地说，现在最大的事，是想办法把邓小平吸引来，住一两天也好呀！只要老爷子来了，吃好喝好玩好，再搞点海三带上，老爷子一高兴，没准给一大笔钱哩！金县的官员中附合他的人认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应当扩建金州宾馆，为接待邓小个子做准备，除大兴土木外，还要四处选美，薄熙来把前者叫做“硬体”，后者叫做“软体”，二者都要尽善尽美。薄熙来当政金州4年多，不论是财政拨款，还是乡镇企业化缘，反正向金州宾馆投入的资金数目十分惊人，不仅扩大面积，而且提高了装修挡次，增加了一大批漂亮的女服务员，使它的接待能力大大提高。薄熙来大兴土木，又给他的铁哥们范某搞到了生意，自已亦从中获利，这是一箭双雕，良性回圈。知情者说，谷开来以办律师事务所发家，攒的第一桶金就是从金县开始的。假如1984年薄熙来能象2008年在重庆那样大胆宣称，他的亲友绝不涉足本地生意埸，该有多么令人欣慰啊。但可惜本人不能忘记，谷开来的律师执业与经营，一直伴随薄熙来官运的步步升迁，从金县到大连，从大连到沈阳，再到北京，都与权力寻租紧密相连，她到底发了多少不义之财，事情总会有清楚的一天。我印象中，那时金州宾馆几乎成了他家的后院，不仅他本人与太太儿子经常出没其中，而且南来北往的亲朋好友也在此处吃喝玩乐，不付分文，这也是以前官员留下的惯例。但只是到了他，变本加厉而已。

尽管薄熙来每次回北京都要往邓小平家里跑，都必送上长海县海参与皱纹盘鲍，并大吹金石滩的蓝天白云与高尔夫球场，但不知为何，邓小平始终未能成行，这令薄熙来有点失望。

不过没关系，薄熙来花花点子多，又创办了金州向应广埸，揭幕时把王震忽悠来了，也不容易，因为每来一个北京高干，都给大连以至辽宁各级官员肩上拍了一把掌：薄熙来在这里，要多多关照。大连市委市政府领导，省委省政府一二把手，虽心里不服，但都敢怒不敢言，正如一位老干部对我说的那样：我们有理也不得不让薄一波之子三分啊。

渐渐地在大连金州宾馆某个房间，形成一个小圈子，吃喝之际，死党云集，谈论官埸政治，臧否社会人物，也来了高人策划，一时间成为了比市委省委常委会的消息还要灵通的地方，也是达官贵人，丽人老板光顾的著名沙龙。大连人戏称“第二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