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前往天安门与绝食的学生谈话，赵紫阳身后为温家宝。
中共三次找赵紫阳谈话
杜导正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前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后来成为颇有影响力的中共元老之一，主持了《炎黄春秋》杂志，他是于2009年5月在美国出版了赵紫阳录音回忆的主要推手之一。
杜导正透露六四事件后，中共三次找赵紫阳谈话。
第一次，赵紫阳的老同事王任重等几位中央要人奉命出面。王任重说，只要你能做出深刻检查，可以保留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赵紫阳拒绝了。
第二次，中央几位要人说，只要你表个态，做个检查，可以保留中央委员的职务。赵紫阳又拒绝了。
第三次，听说又要来人谈话，且传来有些国家级领导人要求立刻公审赵紫阳的消息。这期间赵紫阳召开了紧急家庭会议。赵紫阳对家人说，“六四”开枪，不管怎么说，这在历史上是不能容忍的。我在这个位置上不能同意。现在三次要求我做检查，我的意思是决不后退。但是，这样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会牵连你们。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赵紫阳全家一致支持他的决定。
加重对赵的处罚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中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是中共元老会议，主批赵紫阳。对这个会议，赵紫阳又是怎么回忆的呢？赵紫阳在录音中是这样说的：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首先由李鹏代表四个常委作了定调子的报告，指责我犯了“分裂党”和“支持动乱”的严重错误，建议撤销我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职务，并说对我还要继续审查。接着参加会的人纷纷发言，对我展开批判。
在会上发言语言最恶劣、充满污蔑之词并作人身攻击的是李先念。
批判会开始时邓未到场。陈云也未到会，只作书面发言，两句话，说我辜负了党的期望，同意对我的组织处理。
王震的发言主要是说，邓由于对耀邦处理轻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员，又举行国葬，因而鼓励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批判发言的最后半天，是姚依林主持会议，看来根本没有准备让我发言（王任重、丁关根第一次来叫我作检讨，第二次来知道我不会作检讨，就动员我不要讲话）。
会议快结束时，我提出要求发言，他看看表说：没有时间了，如果你一定要讲，只能讲十分钟。当时我很不高兴，我说，开了几天会，主要是解决我的问题，批判了我两天，难道只能占这点时间？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会上宣读了我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二十分钟。
因为我的发言披露了事实真相、争论的实质，对会议对我的指责进行了申辩，出乎参加会议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听我发言时，面部紧张，急躁不安。我发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会。我当即离开会场。除我之外其他人没有动。显然他们事先打了招呼，对我的发言不满意，对我的态度要有所表示。
第二天就复会了，对我的问题进行表决。他们拿出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把我的一切职务都撤销了。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一些人的发言中，都说要撤销我的总书记、 常委、政治局委员，保留中央委员，但这次拿出的稿子，却把中央委员也撤销了。这显然是那一天我发言以后，他们留下来议论，因为我态度不好，临时决定加重了处分。但我发言时邓小平、陈云不在场，所以估计他们又报告了邓和陈。
原来李鹏的报告以及大家的发言，对我的处理还保留中央委员，而现在拿出的草案就统统撤掉了，没有说明原来的报告为什么现在变了，这是极不正常的。我本来想在表决时发表一个声明：“因为我申辩而加重对我的处分，就是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了一个公然践踏《党章》的恶劣先例”。后来一想，许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邓小平、聂帅等等，我发一个声明，会更刺激他们，话到嘴边又忍住了。但在表决决议稿时我不仅没投赞成票，而且举手投了反对票。同时声明说：对撤销我的职务，没有意见，但对两顶帽子不同意、不接受。我声明后，在场的人，包括邓以及主持会议的李鹏，都没有作声，大概他们也早有精神准备。
这次政治局会议表决对我组织处理违反《党章》党规的事，还不止这些。
邓说：不管是不是政治局委员都有表决权
赵紫阳在他的录音中是这样讲到的。首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经过什么程序决定的？政治局事先并没有召开会议讨论，常委会没有我和胡启立参加也是不合法的。那天王任重到我家里说过，最近政治局没有开过会议。所以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怎么定的，谁定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党章》明确规定，政治局会议是由总书记主持，对我还没有经过合法程序撤销职务，就剥夺我主持政治局会议的资格，而由李鹏主持，这也是不合法的。
尤其滑稽的是，在表决时邓小平竟然说，到会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员，都有权参加表决。这一次开的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列席参加会议的人可以听可以讲，怎么可以参加表决呢？大概是为了壮大声势吧！当时李先念说，这是李鹏给大家的权利（因为李鹏是会议主持人），这完全是以势压人，哪里还管什么《党章》党规？长期受“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影响的一些老人，当然不会把这当作一回事。
中央全会上的丑剧
接着在赵紫阳的录音中说到：六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召开中央全会，来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我所作的政治和组织结论。会议通知了我，我出席了一次小组会 （我被分配在华北小组），在小组会上听取了几位同志对我的批评，我也简单表了一个态。我说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我对我的问题有个发言稿（我把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略作了一些改动，作为会上的发言）已交全会秘书处。我希望把我的书面发言印发给到会的同志。
当时王忍之也在这个小组，他说中央已同意印发给全会。可是实际上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才印发，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而以陈希同、李铁映联名批判我发言的发言，反倒在我的发言以前就印发了。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怪事：到会的人先看到批判我发言的发言，我的发言直到会议将结束时才印发，而且马上又收回，所以许多人恐怕没有仔细看或者根本就没有看到我的发言。
会上还印发了一个所谓“六四”背景材料，是以中办名义发的，收集了国内外大量的材料，影射我是国内外反动力量要颠覆中国共产党和打倒邓小平的预谋者，并且完全无中生有地说，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与动乱的学生们里应外合，通风报信，泄露戒严的军事秘密。很明显，发这样一个背景材料，是要在全会上制造一种舆论，我确实是一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人，把我搞倒搞臭。
全会中有些发言，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断章取义，充满诬蔑不实之词。用的也是文革的语言。我当时感到，如果这些文件不是印有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字样，人们真会以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东西。
按照《党章》的规定，撤销一位中央委员的职务，需要经过中央全会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过。当时的领导人显然没有这个把握。以无记名投票，可能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因此他们不敢用无记名投票的办法，而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这很清楚，在当时那种气氛、那种压力下，公开举手表决，当然很多人就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
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摄影机镜头面前，有些人不赞成也不得不举手，所以造成一致通过。但是需要指出，无论是总书记也好，还是政治局委员、常委也好，过去都是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来的。他们的这种举手表决，是很不正常的。当时在那种气氛下，在那种压力下，而且已经对同我有牵连的人和事追查，这种情况下举手表决，人们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吗？
我对在学潮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接受暴力镇压的决策，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会受到什么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我知道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有下台。对这个问题我是经过考虑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种体面的下台，只有放弃自己的意见跟他们走；如果要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要准备下台。我反复考虑，宁愿下台也不能跟他们走。我当时同老伴和家里的几个孩子都谈过这些想法，要他们作这种准备。对于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的那篇发言将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也有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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