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曾国藩后代的不幸遭遇
名人荟萃的道台之后
曾国藩
上海的许昌路、杨树浦路、辽阳路、霍山路一带，从前是个很有名气的地方，因为清末有一任道台（相当于上海市长）的家园及其主要企业，均坐落在此。
道台名叫聂缉椝，字仲芳（1855-1911），湖南衡山人，是曾国藩最小的女婿，又是李鸿章在沪大办洋务时的得力干将，是晚清上海史上较有作为的一任道台。在沪期间，他先是受到两江总督左宗棠的重用，于1882年担任晚清最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会办（副总经理），继而又升任总办（总经理）。在任8年期间适逢中法战争爆发，他主动联络水陆各军，以加强上海港的防务，沪上人心乃安。他又延请傅兰雅等西方技术顾问，大量翻译西方科技类书籍，仿制西式武器，尤其是阿姆斯特朗后膛炮及保氏钢甲军舰的仿制成功，大大加强了清军的战斗力，保证了前方所需军火的供应。中法之战中国获胜，他的名声亦为朝廷上下瞩目。在他主持下，江南制造局这个“国营大中型企业”还甩掉了连年亏损的帽子，转亏为盈，他卸任时还盈余十几万两银子。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国荃继续看好他的才干，在晚年两次举贤不避亲，以“才大心细，精干廉明，为守兼优，局量远大”等语，向朝廷保奏这位侄女婿。不久，聂缉椝又荣升苏松太道。至此，从走出湖南衡阳起的14年间，聂缉椝已从一个湖南的帮办，步步跃升为华洋杂处的上海滩的“党政军第一把手”，位列封疆，可谓一路青云，成为湖南聂氏大家族中最大的“高干”。
当然，从聂家花园里走出的名人亦不少，除了道台大人外，还有他的妻子曾纪芬（世称崇德老人。曾国藩的六小姐，聂氏家族的精神楷模），他的三子聂云台（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恒丰纱厂总经理），六子聂潞生（恒丰纱厂中期总经理），孙子聂光堑（恒丰纱厂后期总经理），四子聂其炜（中国银行协办、中孚银行行长），七子聂其贤（清末湖南武军司令官、武字黄统领，省防守备队司令官），女婿瞿宣颖（著名作家、古典文献研究学者、晚清军机大臣瞿鸿之子），女婿周仁（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上海科技大学名誉校长、中科院冶金硅酸盐研究所所长），媳妇李敬萱（李瀚章的九小姐）……、
狂风暴雨中的“旧王孙”
全国解放对于聂家这个大家族来说，实在无异于一场狂风暴雨。50年代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等运动，无不在深刻地、从各个角落彻底地改变着聂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社会地位，他们逐渐从一个显赫的官宦家族、工商家族，变成一个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时时需要以警惕的目光关注着周围巨变的家族。
在这场巨变中，聂家有一部分人是积极跟上了社会的步伐的，他们努力改变着过去的自我，以适应新的环境，年轻一代也努力挣脱家庭的思想包袱，积极上进，立志不再为家族接班（公私合营后也无家族的班可接了），而要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聂光堑积极经办了恒丰纱厂的公私合营，合营后改为丝织厂，他随之从一个棉纺专家而转为丝织专家，出任经理。厂里仍有好几个聂家人“留守”：聂光琦为厂长、聂光尧为福利科长、聂光墉为供销科长、聂光来是厂里医生。其它人如聂光达、连翰安夫妇，是中山大学畜牧兽医系和园艺系毕业生，此时积极找到市政府，要求“归队”工作，参加了新成立的华东农林部的工作。他们一个搞园艺，一个养奶牛，这个“牛倌”后来成了“上海白猪”的“猪司令”。聂崇泗、聂崇实、聂崇训、聂崇志、聂崇慧、聂崇正、聂崇嘉等先后考入全国名牌大学，个个都是学业尖子，聂崇嘉还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研究生，跟苏联专家学习专业知识……
上世纪80年代末，老七房的聂崇立，已在美国芝加哥一所大学获得了工商管理的硕士学位，他稍有点积蓄，便把老爸老妈聂光尧、杨佩珊接了过去，让老两口好好游览一下异国风光。他原以为老人出入语言上有不便，想不到父亲竟能用流利的英语跟美国人交谈，这令他大吃一惊！他在想，是什么力量使父亲把自己“包藏”得如此严密，以至于几十年来，作为儿子竟不能真正了解父亲！还有—次，孩子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老掉牙的外国唱片和一架只有78转的手摇式唱机，那唱片放出来的是巴赫的《圣母颂》，大家正听得入神时，父亲聂光尧却止不住泪流满面地走开了。人们谁也不敢想象，那优美而圣洁的旋律，是如何重重地触痛了他那尘封的往事，谁也讲不清，恐怕连他自己也讲不清那眼泪里究竟包含了些什么。
1961年的一天，正在上海民用设计院工作的聂光禹，被单位领导叫进一间会客室，说是政府找他谈话。他有些莫名的紧张，坐定后才知来人是法院的干部。那干部说：“你们家的恒丰纱厂现在已定为『敌产』，国家决定予以没收。原先定的定息现已停发，但是你们过去已拿过好几年定息了，现在要求你们全部退还国家，希望你能配合政府，做家里人的工作，尽快把已领取的定息还出来。”
聂光禹一听头皮都有些发麻，他那时年轻气盛，不解地问：“我们家是民族资产阶级呀！怎么一下子变成『敌产』了呢？”
阳光下的炼狱
1966年开始的“文革”风暴，对聂氏家族来说，更是一场铺天盖地的灾难。他们几乎每户都被抄过家，最多的被抄过十多次。其实聂家经过1961年的“退还”，已没有多少存货了，但人们不相信，你们聂家这么大的老板，怎么会没有钱？
周仁、聂其壁的家被抄了整整一星期，东西全都用卡车拉走，家中有字的纸可以说是片纸未留。周仁先生当时已70多岁了，莫名其妙地被指认与什么“梅花党”有关系，他有病也得不到治疗，致使一只眼睛瞎了；又摔断了一条腿，也得不到治疗，只能躺在床上。然而躺在床上也要隔离审查，于是被关进一间四壁无窗的屋子，1973年被折磨致死。
聂光墉的家被抄了五天五夜。第一次被抄时，造反派发现了一支手枪的皮套子，于是认为发现了重大线索，按那时的逻辑，有了枪套就一定有枪，有第一支枪就定有第二支枪，这家一定是私藏武器，准备将来秋后算账的。于是大动干戈，把家里人全都隔离起来，不许说话。他们大干了五天，墙头、地板、楼梯全都翻弄过了，可惜连手枪影子也没有，但这个家已被捅得千疮百孔，只差楼板没有塌掉了。其实那枪套是聂光墉以前玩的小手枪的套子，是买来的，发票、证明俱在。解放之初，政府收缴武器，就上交国家公安部门了，留个套子是做纪念的，谁知竟惹来如此大祸！抄家后工资即停发，只发生活费，每人13元。聂光墉及其一女一子，每月发39元，其妻74元工资只发24元。这种生活水平从1966年一直延续到1972年。
造反派冲进聂光达家的时候，刚巧他不在家，就把他70岁的老母亲李敬萱拖出来批斗。
李敬萱是李瀚章（李鸿章的哥哥）的九小姐，思想开通，知书达理，抗战前曾只身带着8个孩子和四十几只箱子去湖南避难，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求海葬，那时她已是96岁的老人了。
任永恭是聂光琦的夫人，只因她在上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五六十年代，刘少奇、王光美和罗瑞卿、郝治平出国前曾在上海制装，领导要她陪同王光美、郝治平看衣料，找裁缝，配花边，“文革”中就成了大问题，被隔离审查好几年，她的女儿那时才9岁，每天为妈妈送饭。
聂崇志在“文革”之前就已经落难了。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因有一次在宿舍里聊天聊到苏联的科技比不上美国，“反右”时被揭发出来，成了右派言论，攻击社会主义等等。结果聂崇志不幸“中标”，成了“右派”，学业还未完成就被送到北京开关厂劳逸动。同时被发配劳动的大学生有好几百人。一年后，有人提出把他们遣送大西北，但被彭真（时任北京市市长）拦住了。
聂光达是农科院的畜牧专家，为培育奶牛和猪的优良品种，长年在崇明和上海县的农村奔波，取得的成果得到国家农业部农垦总局的肯定，还召开了全国国营农场现场会，要他介绍经验。可是到了“文革”，不晓得怎么会一下子冒出那么多“问题”来，被隔离审查达两年之久，家属也不许探视，直到林彪机毁人亡一个月后才放出来。那天农科院开大会，宣布他“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因此结束隔离审查”，他由于过着与世完全隔绝的生活，根本不知道林彪的事情，于是照以前的惯例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引起台下一阵哄堂大笑。
“文革”中聂家被迫害致死的还有好几个人。九房的女婿瞿宣颖，是聂其璞的丈夫，著名作家、古典文献研究的专家，生平著作甚丰。在“文革”中，他以前的一个学生在被隔离审查时胡乱攀咬，揭发他有攻击江青的言论，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3年冤死狱中。
最惨的是四房的女儿聂光锡，在从济南到上海的火车上，竟被北京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活活打死……
仍然在世的任永恭女士是梅兰芳先生的弟子（1943年拜师），与梅葆玖相知甚深，现任梅兰芳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剧协梅兰芳艺术研究专业委员会领导成员、上海文史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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