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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XX不够“忠诚” 9岁的我成批判对象

 2010-04-22 22:37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为了早点上学,在领我去学校报名的路上,爷爷教我如何瞒报生日、年龄。校长收下了我,爷爷很高兴,回到家里谈经过时,妈妈冷冷地说了一句:教这点小的孩子撒谎!

学是上了,但没过几天,班主任老师找到家里来了,说:小孩还太小,先在家里呆一年吧。我妈说:“先让小孩在学校试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回来吧。”过了一段时间,老师高兴地告诉我妈:“你的小孩学习还能跟上。”这样,我就在学校留下了。

后来,也许为了消除爷爷教我撒谎的影响,我妈给我讲了《狼来了》的故事。我记住了这个故事,记住了撒谎的危害。稍大一点的时候,还试图用画连环画的形式表现这个故事。可见这个故事给我的深刻印象。

文革开始后,我这个不愿撒谎的孩子遇到了麻烦

先是写作文遇到了困难。那个时候,大家写作文都是一个模式:遇到一件事情,该不该做呢?犹豫了。这时,毛XX的教导就在耳边响起,于是就做了一件好事。

自己也做过好事,但不是每次作文都有可写的。况且,即便做了,做的时候也并非都因为“想起毛XX的教导”。比如,在路上看见一个人拉车上坡,就上前帮忙推了。或者看他是同村邻居,或纯粹是同情,并没有想起毛XX那条“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语录。可写作文的时候,你就要这样写。写了后感到很不舒服。所以从小学起,别的课程都不怕,就怕写作文。其它功课、作业都会很快完成、上交,唯有作文,都要拖到实在不能再拖的时候才交上去。不是因为懒惰或困难,而是因为要经历一番心灵的熬煎!

有时候,为了不再因为写作文而苦恼,就想干脆先跑到马路上去做点“好事”,然后再写在作文里。可当自己真的打算这么做的时候,反而觉得这更卑鄙了。因为前者是被动、无奈地撒谎,后者倒是主动地造假了。于是干脆打消了念头。

比如有一次,看到马路上有一大堆牛粪,恰好带着铁锹,就把它扔到路边的地里了。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在“做好事”吗?下次写作文可算有写的了。这个念头刚一闪过,马上觉得自己是多么卑鄙!所以写作文时反而不用它。

我真希望能拥有毛XX的教导适时地在我耳边“响起”的特异功能,可总不行。不论干好事,还是干坏事,总是事情过去多长时间了,严格地说是要写文章,开始搜肠刮肚时,才想起毛XX他老人家曾经怎么说过。

在那个年代,到处讲的是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其实全是撒谎、骗人的东西。任何一个纯真、幼稚的心灵,都无法避免地要就在经历这样的熬煎。

前面说过,文革开始前,我们学校有两个“刘老师”。文革开始后,家庭成分是地主的刘老师不管事了,贫农出身的刘老师掌权了。掌权后的贫农出身的刘老师决定干一件大事:搞一次规模庞大的“活学活用毛XX著作讲用会”。大到什么程度?全校师生每个人都在全校大会上讲。老师在布置时还鼓励我们,“最好脱稿演讲、要流利、要激昂”。

在布置后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在忙着写自己的演讲稿,我却面临更大的心灵的熬煎:这回怎么应付?茫然若失地到处转悠,却被老师呵斥:你的稿子写完了?只好讪讪地离开人群,去找一个能独自呆的地方。

“讲用会”终于召开了。全校学生一连几天坐在大操场上,听一个个同学登台讲他们编造的一个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毛XX的教导总是及时地在空中或者耳边“响起”,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一个个差点堕落的灵魂!(这种宣告灵魂被拯救的过程,恰恰是灵魂堕落的过程)

在这个“革命”的队伍里,隐藏着一个把良知看的比对毛XX的忠诚更重要的人。他也曾经写过一些片断,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撕了。现在,他是唯一没有做好准备人,对于这样一场严肃的活动,采取如此消极的态度,其性质不用说是很严重的。我知道我成了异类,混在革命队伍里,紧张又无奈地等待着被揭穿、被揪出的那一刻。

记得刚上一年级的那会儿,有一次调皮,想放屁的时候把屁股对准了一个女同学。女同学哭了,引来了那个贫农出身的刘老师。照常规,老师应当训斥我几句或者让我罚站就可以了。我也做好了接受这样的处罚的心理准备。没想到刘老师听了女同学的哭诉后,大喝一声:

“什么成分?!”

这一声大喝,吓得我浑身哆嗦,嗫嚅了半天,说:

“上中农”

“就知道不是好成分!怎么,难道你还想骑在贫下中农头上拉屎拉尿吗?告诉你: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来了!”

我扭头看了看被我气哭的女同学,心里一愣:天哪!我怎么那么倒霉呢?偏偏碰上一个家是贫农成分的同学,要知道问题如此严重,还不如找个同是上中农家的孩子开玩笑呢!

好在老师也没有进一步处分我,从此我知道自己是个成分不好的人的,处处要小心。

混在革命队伍里的我仍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别人能接受这场撒谎的游戏,自己却接受不了呢?难道真的是因为我的出身不好,对革命、对毛XX没有感情?

演讲的顺序完全没有规律,由刘老师点名决定。第一天,老师没有点我,第二天也没有我,于是我心里产生了一点侥幸:也许老师会忘了我,从而躲过这一劫。但在“讲用会”进行的最后一天,严格地讲是在仅剩的几个人中,老师点到了我。

那一刻,我像偷了东西被人抓住的贼一样,挪着双脚,来到全校师生前面放着一张办公桌——主席台前。我没有勇气站在这张桌子的正前面,只是怯懦地、卑微地站在桌子的一边、扶着桌子的一个角,开始了我的“演讲”,当然没有讲稿——这在全校是唯一的。那嗫嚅的声音恐怕只有自己听得清楚。

“有一次,我在马路上遇到一个……后来想起毛XX的教导……我就干了。

“有一次,……让我去干一件什么事,我不想去,忽然也想起毛XX的教导……后来我就去了……

“还有一次,我……”

总之,与其是演讲,倒不如说是一次小丑的表演。那一两分钟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好像过了几个世纪。

在一旁观看的这次讲用会的组织者,贫下中农出身的、掌管学校的刘老师气坏了!

在随后的全校师生大会上,我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他那无不愤怒的讲话持续的很长时间,大部分是批判我的:

我是坏了一锅汤的耗子

蒋介石学习成绩倒好,他不是反革命吗?

我手里拿的一根笛子,这证明我的志趣是‘靡靡之音’。

笛子被没收并摔碎了。我无聊时用笛子在土操场上捅了一个小坑,这也被老师发现,说我是在“自掘坟墓”!

最后,刘老师在讲话的宣布:我是本校的“小四类分子*”,要求大家都监督我,改造我!

天鉴可怜:那时我不过是个九岁左右的孩子!

刘老师在最后几句话把我吓坏了。要知道,在农村,“四类分子”就是那种成天搭拉着脑袋,任何人都可以欺负,大气不敢喘一声的人;就是随时可以抓过来,给头上戴个尖尖的纸帽子,脖子上挂个木牌,一根绳子牵着,就可以在村里游斗一圈的人;就是随便有个隆重一点的会议,呼之即来,安置在主席台两侧,低头垂臂地示众,到会议结束再打发回家的那种人。我成了这样的人,不就完了吗?

那天下午,我独自一人来到靠着学校大院的土崖上,坐在那里,静静地、伤心地俯看着我生活了几年的这座学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只是在想:我成了“小四类分子”,这里还能待下去吗?

思考的结果是,在决定离开之前,先再待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第二天,我模仿“大四类分子”们那种低眉顺眼的样子,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一声不吭地继续上学,同时暗中观察同学们对我的态度。几天过去了,却发现一切跟过去并没有什么两样。噢,原来老师宣布的那个并不管什么用!于是我心释然了。

再过了一段时间,我甚至恢复了先前那种顽皮的个性。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通称四类分子,属于专政对象。在城市里还加上右派,是五类。规规矩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是四类分子们的唯一出路,随时低头认罪是接受改造的起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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