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俏是女红(图)

东汉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连环画封面

对于女红作品和女红艺术,我以前知之不多,也很少关注,个中缘由非常简单:本为七尺之躯,热血男儿,怎会迷恋针头线脑,忙于穿针引线呢?不过,小时候在农村耳濡目染,且读书时有圣贤指点迷津,所以,我很早就知道女红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辞海》解释它为女子所做的手工,如纺织、编织、缝纫、刺绣、拼布、剪花、浆染等等。

由于女红技巧从过去到现在,一般都是由母女或婆媳世代传袭而来,因此,又称之为“母亲的艺术”。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女红之“红”字读gong,这是因为旧时社会对女性的评判,都以“德、言、容、工”来作为标准进行衡量的,其中的“工”即为女红活计。在古代,简单的缝补只能算是“女工”,要称得上“女红”,则指具有天衣无缝的裁剪功夫,既要实用,更求美观,两者融为一体了,就是至臻至美的艺术作品。过去的女性如果不懂女红,就等于不会持家度日,是很难找到如意郎君的,因为擅长女红是“贤妻良母”的标志,同时也是“相夫教子”的必备资格,这正应了民间的一句俗语:“要看家中妻,就看丈夫衣。”据史料记载,古时的女孩子大约在六七岁时,就要开始学习钩织编绣剪裁缝。“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就是对当时多数女子生活的生动描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东汉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堪称是女红的高手、巧女的楷模。故而,“女红”是中国女性的传统标识。

女红所用的工具不过针、线、剪、锥等寻常物什,要想使其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仅仅依靠手巧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需要兰心蕙质。如果没有天赐的灵性、高雅的气质,一般很难描绘出山水的钟灵毓秀和百花的姹紫嫣红,更不要说“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神奇了。

事实上,“女红”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刺绣。刺绣是在绸缎、麻葛、布帛等底布上,借助银针的穿引,将彩色的丝、绒、棉线等连成寓意不一的花纹、图案或文字,这不单要眼明手疾,还得针脚均匀、填色准确,几乎没有修补之余地,其精细非平常女人所能及也。中国的刺绣历史悠久,它集合了多少代绣女们的智慧,才形成了如今的四大名绣——湘绣、蜀绣、苏绣和粤绣。让中国的刺绣艺术走上世界舞台的,是被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喻为“针神”的女红艺术大师沈寿。作为姑苏女子,她七岁弄针,八岁学绣,十六七岁便成了有名的刺绣能手,其作品进献清廷为慈禧太后祝寿,慈禧极为满意,并任命其为清宫绣工科总教习,沈寿自创了“仿真绣”,在中国近代刺绣史上开拓了一代新风。而将“女红”艺术升华为理论的人,则是清朝末代状元、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謇。1914年,张謇在江苏南通创办了女红传习所,沈寿应聘到南通,担任了所长兼教习,培养了许多苏绣人才。张謇为沈寿办学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因为“惧其艺之不传”,张謇还亲自动手记录、整理了沈寿的刺绣艺术经验,写成了《雪宦绣谱》一书,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苏绣艺术经验的专门著作。

宋人曹缊《绣鸳鸯》诗云:“柴扉花屿接江湖,头白成双得自如。春晚有时描一对,日长销尽绣功夫。”正因如此,有人说“女红”就是女人的别名,换言之,女人是美的化身,最美的无疑是会做女红的女人。唐朝诗人孟郊的《游子吟》脍炙人口:“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千古传颂的乐府诗,描述了慈母为儿子缝衣纳衫的情景,丝丝缕缕饱含着亲情,字字句句熨贴了心田,慈母的一片深笃之情,正是在细密的针针线线中流露出来;秦韬玉的《贫女》则吟道:“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灵性聪慧的女子绣的织品只为生计,十指精巧不为己描,只因出身寒门,不得不为他人做嫁衣。这些诗颇具代表性,它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女红既是女人一生最大的快乐,同时也是女人一世最重的负担:要么具体到一家老小的穿衣戴帽,要么用它来换取日常生活所需的柴米油盐。

在信息时代与电子时代交汇的今天,偶然提到女红,年长者一定恍若隔世,而年轻人或许会不知所云,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女生,对于“女红”,她们多是望文生义,所答令人啼笑皆非——说是脂粉一类者有之,说是娇容一类者有之,说是食品一类者有之,说是例假一类者亦有之。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女性的悲哀?不过,令人欣喜的是,像唐装复兴一样,如今“女红”在不少地方又开始回潮,只是荷包变成了中国结,香囊变成了花围巾,功课变成了小娱乐。女红,已经从枯燥的繁忙中解脱出来;女红,让你记得自己还有一双灵巧的手;女红,让女人回归古朴的一份情结并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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