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记者辛语涵编译报道】山西省王家岭矿难最新报道遇难人数已升至35人。115人获救于死亡虽值得庆幸，但至少35条人命魂已归西。与目前各大媒体一片一边倒的对党和政府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欢呼称赞之声相比，矿难带给人的似乎不是惨痛的教训；政府部门失职之过也被一片红色赞颂声浪所掩盖。
中国最著名的记者之一、曾任《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的钱钢，近日在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口号并没对中国的矿工们表达敬意》的英文文章，以其曾为多年党媒从业者的洞察力，为我们揭开了中共党和政府“红色口号”盛大帷幕下的另一面，也许这才是历次矿难让每一个真正理解尊重生命价值的中国人所应该从中认识到的道理。
救援不是礼物是责任
“逾百人获救当然是此悲剧中的一个好消息。作为政府方面全力营救矿工，并不表示被营救者有义务表达感谢之语。救援工作以及提供所有救援所需之资源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一份礼物。这是成千上万的中国纳税人要求政府应尽的一份责任，仅此而已，没有更多的要求了。而且鉴于象中国这样一个如此高度国有化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国政府理所当然且应有能力做到的。”
“这些遇难矿工的血以及幸存矿工的喜悦之泪，给我们的教训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是没有保护好我们国家工人们的生命以及维护生命价值的失职。”
盛大话剧的幕前与幕后
“当中共官方媒体众多‘网友’异口同声为党和政府喝彩、为社会主义制度叫好、救援‘奇迹’的同时，解放军总政治部近日发出一份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以王家岭煤矿救援为生动教材深化主题教育》。这不是为了搜救和援助工作的教育指导手册，而是为了‘彰显’（中共）党的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敦促每个人，请不要忘记当这些红色口号遍贴全国媒体之时，救援的工人们还在那里拼命从矿井里拖出遇难的矿工尸体，以及许多矿工仍然下落不明。同时，失踪矿工的家属正苦苦的等待着亲人的消息。”
“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些幸存的矿工们所遭受的这种痛苦难忘地身心煎熬，以及他们无法摆脱处于长期危险（工作）环境之事实。当红色宣传的盛大话剧落幕后，为了生活他们将静悄悄的返回到危险而繁重的矿井中去。想想看，是怎样的工作条件？”
矿难中矿工生存意志的真正动力
钱钢曾分别采访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矿难及1996年辽宁义县矿难的幸存矿工。
“这些报道让我太清楚的意识到，被困矿工们能继续坚持活着的‘唯一的’首要的意志和动力，是来自于他们对自己妻儿和父母的亲情及挂念。”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5名矿工被困在倒塌的矿井下。他们设法用泥铲一英寸一英寸地挖通了800米通向地表的路，连通上一条（地下）运输隧道。干渴的痛苦让他们被迫喝自己尿以维持生命，后来能喝到的是渗入隧道的脏水。”
“辽宁义县发生矿难，四名矿工被困于井下。他们最初几天靠着吃树皮维生，这些树皮是他们设法从支撑煤矿井筒木制支柱上剥下来的。不久，他们考虑自我了断以结束这种难耐的痛苦。虽然当地政府后来组织了大规模救援工作，....但他们等待被救出的进展却缓慢地令人无法忍受。冷冻水渗入隧道意味着极度危险的境况，我亲眼所见那些矿工们将纸条上传给等在那里救援小组成员。这些被困矿工的心理已处于崩溃边缘，精神已达极限。”
苦涩麻木的感谢颂辞
钱钢前往病房第一次接触采访义县矿难获救矿工，他们都不愿意接受采访，甚至不愿意再回想被困于地下的经历。此时，“一名身穿武警制服的电视台记者进到病房进行采访，要这些矿工们谈谈将他们拉上地面安全地带的武警部队。尽管被救的当时现场嘈杂并且救援者带着防护安全帽，矿工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救援人员的身份，但这些矿工们答应接受采访。他们面对摄像机, 口吐对官方救援人员的感谢话，这些感谢之辞无疑之前已说过许多次了。”
“表达诸如中国共产党之光荣伟大和政府领导人之亲切关怀这类的红色赞颂之语，早已成为大陆记者和平民大众一成不变的表达习惯。领导们依旧使用此种一贯好用的伎俩：将悲伤转化为喜悦，将坏事变为好事，利用救援的奇迹来掩饰人为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
谁会站出来？
“即使新华网上急救专家表态，王家岭矿难救援乃世所罕见之奇迹。然而，发生在救援‘奇迹’之前的是中国政府对矿业没有进行正确安全监察之过失的事实。这一点，不言而喻。当然这点一直没有在大陆媒体中提及。除了救援工作的成本，还有人的生命代价的成本，至少已有17人死亡 21人下落不明。”（注：原文数据为当日新华网报道）
“已有媒体报道，中煤集团总经理王安向王家岭被困矿工致歉，承认盲目扩大产量而导致安全疏忽。但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呢？山西省政府官员呢？更高层的国家领导人呢？”
“以上所有这些（方面）都应该成为中国政府进行反思的理由。你（中国政府）怎么竟敢利用众多矿工生命的血来为你红色的自我涂鸦上彩呢？来吹嘘夸耀你的伟大和成就呢？”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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