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压倒一切，也会断送一切

在总是喜欢恶意扭曲真相的大陆媒体上，时常会看到台湾社会乱象纷呈，社会很不稳定不和谐，立法院斗殴不断，政府极度无能，经济一片低迷，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民众已经快活不下去了。就连近年来不断向北京靠拢的香港艺人成龙也习惯替他的主子说话：“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其意思好像是反衬大陆很和谐很稳定，经济繁荣，政府廉政爱民，民众安居乐业。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伟光正”还不赶快去解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台湾人民？各级政府为什么每天提心吊胆，不断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其实这不正反映了我们的政府是多么的做贼心虚，五十步笑百步，内心有一种深深的恐惧与不安吗？

由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之后所着重强调的“稳定压倒一切”最初是作为抵制政治体制改革而一心一意去发展经济的一个口号，当然这种一条腿走路的发展模式最终也促使了中国今天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从而也酿成了中国社会今天不稳定的根源。

伴随着近年来不断增加的群体性事件，“稳定压倒一切”取代早前的“发展就是硬道理”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成为各级政府施政的核心和保护伞。而“稳定”的意涵本身也在不断的被异化，稳定已经开始演变为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一种手段，而所谓的“和谐社会”短短几年间就已经宣告彻底破产，“和谐”到“河蟹”的蜕变就是很鲜明的体现。由于思路错误，“维护稳定”的种种措施导致使社会健康化的变革无法进行，促使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加深，结果是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溃败。

毒疫苗事件逐渐在淡出人们的视野，而受害家长余同安、梁永立夫妇，因为连续数日到广东疾控中心抗议遭当地政府打压。3月31号被抓到新会党校“黑监狱”关押，直到4月9号下午6点半左右，余同安获释，而梁永立夫妇仍被关押。而就在前不久的南平血案中，官方禁止所有的悼念活动；接连不断的因为政府和黑社会勾结所导致的拆迁悲剧似乎每天都在上演；因三聚氰胺奶粉和四川地震豆腐渣而致死致残的孩子的父母们不断维权无门，还处处遭到政府打压；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在经历“被失踪”一年多的身心折磨后被迫在官方安排下通过美联社宣布隐退......

其实这背后的几多心酸几多泪，何人能体会，他们不过是维护正当的个人和社会权益而已，而他们正当的维权行动却被政府视作洪水猛兽，把他们视作眼中钉，除之而后快。其实当他们开始维权时，在政府眼中他们已经开始犯罪，那么注定等待他们的将是厄运的再一次降临。

绝大多数的维权人士都已经是受害者了，就算偶尔有些过激的言行，难道我们不能体会其可悯之情吗，为什么政府总是要以“维稳”的名义以种种的罪名不是将他们送进精神病院就是把他们投放到“黑监狱”呢，他们的罪名却常常都是非常可笑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或者“寻衅滋事罪”，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何要“寻衅滋事”了，他们又靠什么去“颠覆国家政权”？维权，今天竟成了很多人眼中破坏稳定的可怕行为。

有北大教授称上访者百分之九十九都有精神病，有人大代表在“两会”上公然提议政府应该将一切上访行为定罪，有地方官员骄傲地展示精神病院“收容”上访者的辉煌成绩，而成都地方官员竟然表示唐福珍是一个“法盲”，不值得同情，还有地方不惜动用各式国家机器的配备，直把维权民众当作维稳工程的心腹大患。当维权者无路可走、行无可行的时候，他们就只好上网，或者干脆堵到媒体机构的大门，以为传媒会是他们最后的出口，甚至最终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尽管诉求的范畴不同，可是他们都在维权，都想要维护自己身为公民的合法权益。所谓“人权”，并不单单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许多哲学家一再提醒我们，没有公民身份的人只能剩下赤裸裸的生物性存在。

其实探究变态维稳的根源，上面已经提到了就是因为权贵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权力不受制约和权钱的紧密结合对民众权力的肆无忌惮的侵犯，官商为了敛财的竭泽而渔式的资源开发和榨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环境的破坏已经促使整个国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他们还不满足，还要不断的窃取民脂民膏，这一切都难免导致官民利益的巨大冲突和矛盾的不可调和,而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稳定压倒一切”的杰作。

维稳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而且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行为，而我们社会把精力和资源过多地用到了这个地方。为了维稳，不得不压制言论自由和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可以想想，为了压制那些言论和诉求，我们用了多少的精力和资源，酿成了所少群体性事件，执政党又给自己制造了多少潜在的敌人，埋下了多少革命的种子？为了维稳，就不得不千方百计想绕过民主这个坎儿，不得不找出千百个理由来抵制民主和批判普世价值。为了维稳，很多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举措我们都不敢采用，不得不使用那些笨拙而无效的运动型办法去秀给民众看，为此又浪费了多少的资源和精力？须知，要同时实现既得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两个目标，是一件相当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因此，我们这个体制是很累的，管理者也是很累的，从体制到管理者的心理负担都很重，但是最终这种压力却要转移给纳税人和整个社会。

我只知道当这个国家成立专门的维稳办，当这个国家的驻京办沦为截访办，当这个国家遍地都是“黑监狱”，当这个国家的喉舌都开始造反时，当这个国家司法沦为权钱的奴隶时，当这个国家的政府把人民当作敌人加以防范时......那么这个国家已经陷入全面的溃败。这是纳税人的不幸，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既得利益集团才是今日中国最大的黑社会犯罪团伙，他们才是这个社会不稳定的症结所在，症结不除，稳定无望，要么是自我改造，要么由人民帮他们改造，否则所谓的“稳定”不仅会压倒一切，更会断送一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曾用“发育不全的超级大国”形容苏联。三十年后，人们纷纷谈论“中国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但这好像是另一个隐喻——我们将只是另一个“自我摧毁”式的超级大国，不过这并不一定是说今天的俄罗斯就会是明天的中国，如果是这样，那么反而会是中华民族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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