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 勒法奴指责药品公司助长了药品依赖的“生活方式”治疗革命成为战后人类所有成就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因此，对攻克疾病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以至于很难想象如果回到1945年，那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医生所面对的肺结核、精神分裂症或类风湿关节炎，甚至是任何疾病几乎都是无药可医。更不用说实施心外手术、器官移植和癌症治疗。所有这些进步极大地帮助人们摆脱对疾病和早逝的恐惧。
然而，正如埃克塞特大学的琼 巴斯菲尔德教授在本月《社会科学与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一片药治百病”里所主张的---- 有一些奇特的现象正在证明：为什么在过去二十年来，卫生服务药品费用不因国家保健的改善康而随之膨胀。
从1990年代初期的每年 40亿英镑，到2006年，英国国民保健费用已经超过了100亿，而现在已近180亿，预计在这十年中还会飞涨到240亿。巴斯菲尔德教授指出，在此期间，每年人均处方药消耗量增加了一倍，达16。由于健康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很少看医生，所以这只能意味着，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目前每天都在大把大把吃药。
所有药物对特定人群都会有副作用，因此，多种药物混合使用（或医生诱导用药）的流行往往成为引起医源性疾病的问题。如利物浦的德里克 巴克斯比（Derrick Baxby）研究发现：因心脏病发作在医院治疗后，被要求每天服用7种药。然后他阅读了所提供的每种药品说明书并计算这些药的副作用，总共有130项。因此他在《英国医学杂志》撰文：“所有这些药物都可能引起恶心和呕吐；大多数可能导致肝肾问题；5种引起皮疹或发痒；4种导致痢疾或便秘； 4种引起头痛、胸痛或心悸。”
是什么导致这种状况的发生？毫无疑问，正如巴斯菲尔德教授的论文标题想表示的那样，公众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比过去缺乏忍耐性，并指望通过药物治疗他们的疾病，而不管是否真正有需要。更加重要的是，制药业幸灾乐祸地认为，卫生保健药品费增长的助推力在于：从治疗疾病到“全面诊断”模式的转变成为其未来盈利能力转变的需求—因为这产生了对其产品的需求。
这就形成了几种模式，其中最成功的一种模式就是大量开出胆固醇、降压药等处方药来预防心脏病发作或中风。而在这里，单一品种用药获利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假设850人需要服用药物降低血压仅仅是为了防止中风。那么就有可能849人每天会毫无目的地同时服用一些其他药片。这种“利益缺失”随着以下因素的变化而加剧，如血压或胆固醇，年龄的增长（并可能与高龄无关）。很多时候，这种因素是不容忽视的，许多人一直服用那些对他们几乎无益处的药物。进一步受益策略包括改善“生活方式”的药品，如治疗肥胖症、阳痿和戒烟等，并重新定义心理条件，如抑郁症、因须用药等。
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可以预见，这个过程将最终导致国家“药物末日” 灾难 - 医学进步的“弊大于利”以及制药业的“杀鸡取卵”摧毁了西方世界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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