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死亡事件调查一企业与一个阶层的矛盾

每天都有人提着大小包裹进入富士康

员工“厂牌”背面写满各种投诉电话

2010年4月6、7日连续发生的3起“坠楼”及“猝死”事件，至今原因不明，案情扑朔迷离。

富士康旗下几十万名生产线工人，偶有突发事件，概率论上讲得通。但统计学规律同时也指出，3月份内3起员工跳楼重大死伤事件，4月上旬又是3起恶性死伤事件，企业或者深圳警方简单的一句“不属于刑事案件”，已很难让公众信服。

强势、专制如富士康和郭台铭，“低调”如深圳公安局宝安分局，数月来始终未能向媒体敞开怀抱，“不接受采访”已成为口头禅；唯死伤者家属及媒体孜孜以求“真相” 。

继本报1854期《富士康真相》报道推出后，各界反响强烈，本报记者也在就此事继续追踪采访。同时，也期待知情人反馈更多线索，为了正向的舆论认知，为了正向的还原事实！

一个企业与一个阶层的矛盾

鸿飞千里，富士则康。

这是富士康科技集团(下称“富士康”，在台湾亦称“鸿海科技集团”)最常用来形容自己企业愿景的一句话。

但令人尴尬的是，数月来接二连三的员工“跳楼”死亡或重伤事件，让上述“愿景”更像是停留在口头和纸面上的“愿景”。

“富士康的经验表明它的管理是能够带来效率的。其他企业理论上可以向它学习。但是，在员工构成不断变化的今天，这种管理模式遭遇了挑战。很重要的原因是员工的诉求与企业的管理产生了矛盾，”张沉伟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个矛盾现在表现为一个企业与一个阶层的矛盾。”

张沉伟是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下称“三星研究院”)战略组研究员。 2008年6月24日，三星研究院通过调查撰写了一份名为《富士康的成长与管理模式》的报告(下称“模式报告”)，张沉伟是三名联合撰写研究员之一。

军事化VS“90后”

张沉伟所称的“一个企业”自然是指富士康，“一个阶层”则是富士康生产线上的数十万名普通工人。据该模式报告称，2007年时，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员工有75万人之多；其中“75%具有中专左右学历，其年龄在16岁—24岁之间”。

也就是说，富士康生产线的普通员工75%以上是“80后”，甚至是年龄更小的“90后”。而这样的员工主体对富士康过于强调军事化和执行效率的管理模式提出了重大“挑战”。已经发生的重大死伤事件中，刘兵21岁，孙丹勇25岁，郑鑫嵩23岁，马向前19岁，李姓员工20多岁，刘姓湖南娄底员工23岁……

“相对之前的员工，80后、90 后可能本身面临的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张沉伟分析说，比如，改革开放早期的农民工，农村收入很低，富士康这样的工作机会对他们来说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的压力让他们也比较容易服从，因而比较容易管理。但是，现在的80后农民工，温饱早已解决，父母也有收入，家庭的负担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重，他们不仅追求工资收入，还希望能有一定的休闲娱乐，对时尚新潮的城市生活同样有追求。 “他们的需求中，除了工资外，还包括精神上的很多需求。”

事实的确如此。在百度“富士康吧”，寻朋觅友、呼吁“改革”、“联合”甚至“罢工抗议”的帖子随处可见，富康人生活网等关涉富士康员工生活各方面的BBS社区亦有好几家。富士康的管理层似乎也注意到了员工工作之外的精神生活需求，通过企业内刊等加以调节。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截至本报发稿，该网站的“公司刊物”栏目中《鸿桥》杂志仅更新至2009年8月份的总第167期；而“通路服务”链接中的“活动资讯”(主要是推出的新产品)则已更新至2010年3月5日。而对于近期频发的“跳楼事件”，则无任何资料。

以“快速反应”着称的富士康生产线，最需要的是可以按部就班、“乐此不疲”的机械、重复劳作。每日12小时、13天休息1天的“无休止”工作，工作中互相不讲话，按秒完成工站上一道道最简单的工序。 (详细报道参见本报4月5日1854期《一名青工和富士康“机器”》)

“我个人认为，80后、90后这些人本身是在相对开放平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他们更加叛逆和独立，对于军事化的层级制，可能天生很反感。”张沉伟称。

但军人出身的郭台铭，对富士康一直实行高压的军事化管理。

在富士康，员工需要遵守保密纪律，一旦机密泄漏，肇事员工以及其所在部门的全体人员都可能受到处分。譬如，在索尼产品生产车间工作的工人如果进入任天堂产品的车间，立刻就会被开除。 2009年7月，员工孙丹勇弄丢了一部生产线上的苹果样机，在遭遇富士康保安各种审讯、甚至搜查其云南老家之后，孙丹勇选择以“跳楼自杀”方式对公司的不信任进行“抗议”。

针对富士康可能的潜在危机，张沉伟在模式报告中提出，富士康的底层员工中，存在极大的不满情绪；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该种不满情绪很容易通过网络、媒体为外界所知，并对富士康的企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传导变形VS疏导缺位

“对于一个像富士康这么大的企业来说，管理几十万人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事。采取层级制的、军事化的制度可能是必须的。”张沉伟认为，这里面的核心在于，郭台铭讲究“独裁为公”，对中层奖罚分明，这是一个团队管理的正确策略。不过，独裁为公、长官第一的思想到了中层与底层员工之间就存在传导变形的问题。

“高层是知道普通员工工作压力大的，2007年前后还特别设立了心理辅导室，但事实上，基本没发挥什么作用。”一位富士康生产线储备干部透露，他在富士康工作两年多，每天压力都很大，但从来没去过心理辅导室。

来自《富士康科技集团2008年社会及环境责任年报》(下称SER)显示，富士康为员工设立的沟通渠道包括总裁信箱、员工热线、工会联合会3种方式，其中“员工热线”又包括员工权益质询、投诉申报、心理辅导3个项目。“集团员工热线受理来电主要包括劳动关系、工作环境、餐饮食宿、管理体制等方面。2008年度，龙华工厂一处正式立案的案件即有509 件。”SER中显示。但以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员工约30万人推算，509起申诉，这一比率显然极低。

另外，由于压力过大、台湾籍干部(即“台干”)和内地籍干部(即“内干”)待遇不一样等问题，也使员工跳槽不断增加。富士康曾自称，公司已经有400多名中层干部跳槽至竞争对手比亚迪公司。

来自台湾媒体的报道称，富士康是中国台湾地区薪酬待遇最好的IT企业之一，郭台铭为笼络其核心经理团队，除了给予丰厚的年薪外，每个入职的经理级管理人员都会获得相应的股权。每年富士康在中国台湾举行的年会上，郭台铭都会大手笔犒劳员工，压轴戏就是抽股票。2009年，富士康虽然增速放缓、利润降低，但2010年鸿海科技集团总计“抽奖”了市值高达5.24亿元的股票，创造千万富翁13人、百万富翁50人。

但“内干”显然没有这么好的福气。

“富士康在英国建厂，高管是当地人为主，而在内地，主要还是台湾人。”一位离开富士康的原课长称，郭台铭意识到了“台干”和“内干”的区别后，开始推行“138”激励政策，即针对服务公司时间达1年、3年、8年的核心干部员工执行奖金、补贴、住房等相关福利政策；工作满8年后的“内干”，可无偿获得公司补贴住房一套或等值的现金。但“内干” 在公司管理团队的信任度、晋升空间以及股票期权的辐射度上，仍与“台干”相距甚远；更不要说底层员工。

富士康的人力资源结构呈金字塔状，居于“塔尖”的高管层制定好战略，中层负责高效地分配和监督任务的实施与完成，底层员工则面临的是高度分解的、专业化的、重复性很强的高强度劳动任务。

“在富士康工作，会'混'很重要。能力一般不要紧，重要的是和主管领导搞好关系。”富士康前储备干部和已离职课长均对记者表明了在富士康生存的第一潜规则。

“我个人认为，军队的严格等级是军队的使命性质决定的。不等级化、严格服从化，就可能影响战斗力，最后危及的是自己的生命。但是企业与员工只是商业利益关系，而且底层员工获得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同时这个利益本身对于员工的重要性可能也在降低，这就使员工与企业的利益高度不一致。”张沉伟认，员工的诉求与企业的管理产生了矛盾，靠企业自身来解决，恐怕有很大难度。

“我们应该研究政府在其中能够起到的作用。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员工职业培训、社会保障等等，都需要政府来做。”张沉伟说。

员工“坠楼”与艰难的真相

“对于坠楼案件的处理，说富士康搞信息封锁是不对的，富士康做得很公开，两次新闻发布会，所有目击证人都叫到现场来让记者发问——但他们不能证明另有隐情。”深圳一名采访过马向前死亡案的记者道出了关键。

之后，富士康会将相关问题交由警方处理，警方态度是“经过勘查后排除他杀”，具体的勘查过程及案件细节，则秘而不宣。

现在，申请信息公开，似乎成为马家的最后一招。 2010 年4月6日，马向前家属向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递交了《提供马向前第一次、第二次尸检报告给家属的申请》和《“马向前非正常死亡不立案”提出立案复议申请》两份文件，要求提供第一次、第二次尸检报告给家属，以及要求撤消“深公宝不立字【2010】0001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请求刑事立案。

“就算是政府信息公开，也不可能解释当前富士康频繁出现的'坠楼'现象，因为企业的信息不公开。也正是这种保密制度泛化的结果，形成了监管的盲区。”关注此案的律师张仪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被“隔离”的家属

富士康3月份发生的3起被公开的死伤事故，以及4月6、7两日连续发生的3起“坠楼”及“猝死”事件，至今原因不明，案情扑朔迷离。 4月8日，《中国经营报》记者再次前往深圳市龙华及观澜进行了采访。

当日下午3：00时许，在龙华人民医院，记者再次遇到了富士康员工田玉的父亲和堂兄。 2010年3月17日上午8时许，富士康女工田玉从宿舍楼跳下“坠伤”，记者3月29日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躺在龙华人民医院(下称“龙华医院”)ICU(Intensive Care Unit，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其父亲田建党告诉记者，女儿已于4月7日做过手术，目前正在住院部外五科进行康复治疗。记者进去时，田玉紧闭双眼，身上已装有物理固定装置，生命体征状况尚好。

“富士康一名姓宋的课长承诺说，医疗费他们会负担，到目前为止，也都是公司在承担医疗费。但田玉手术期间，公司的领导都没有过来。”田建党说，这让他觉得公司很没有人情味。

更让田建党迷惑不解的是，事件发生半个多月了，公司没有安排人来说明前因后果，公安也没有进一步调查——“究竟因为什么而导致了这样的事情，仍然没有搞清楚。我们进不了工厂，甚至连田玉的厂牌、行李都没有见到过。”田建党希望等女儿意识清醒后，再慢慢将情况讲出来。

像田建党这样迷惑的家属并非个案。

4月8日晚上，记者辗转联系到3月29日“坠楼”死亡的刘志军的哥哥，对于刘志军的非正常死亡，家属也申请了尸检。期间，刘志军的哥哥也在旁边观看，他说，“比如体表皮肤上有伤痕，但这些问题法医都进行了解释，我们找不出可以推翻其结论的有力证据。暂时只能接受。”据刘志军的哥哥透露，刘志军的遗体4月9日进行火化，在此之前，富士康已经与家属达成了抚慰协议，不过，涉及到赔偿额等有关协议内容，刘志军的哥哥表示“不便透露”。

泛化的保密制度

除了家属不能获知内情，同一厂区的员工对“坠楼”事件也知之甚少。 4月8日下午，《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富士康观澜科技园进行采访时，对于6、7 日两天的坠楼事件，其工厂员工绝大多数表示不知情，许多人称“在车间上班，根本没法听说外面的情况”。

在富士康观澜科技园的厂门上的巨幅电子显示屏上，时而亮出红色的“遵守职业道德，保守商业秘密”这句话。据了解，富士康与苹果签订的合同中一直都包括有保密条款，在协议签订后，苹果的管理人员还常常进行秘密的检查。这便是富士康实行全厂“信息戒严”制度的合理性依据。

据记者了解，富士康厂区内的信息受到最大化控制，厂区内出现任何事件，现场都会迅速被“警卫”封锁，且不准员工围观。 “上班时间是不准将头伸出窗外张望的，否则最严重的处罚可能就是被开除出厂。”富士康龙华厂区一名员工告诉记者。

3月31日，本报《富士康真相》报道出来后，许多富士康员工一度通过评论跟帖方式，与记者取得了联系。但数日之后，记者试图通过电话联系一名目击过4月1日发生在富士康龙华工业区一起工伤事故(传言未获官方证实)的基层干部，该名不愿意透露姓名和所在部门的员工回复记者的话却是：“我有义务和责任为公司的一切进行保密。”

而另一位组长级的女员工给记者的说法是：就像气象局一样，知道有飓风又能怎样，难道告知社会？那样就会引来更大的恐惧。

富士康一名项目经理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员工坠楼一事与客户保密协议并无关系，保密协议一般是针对产品的。言下之意，将产品保密协议推衍到整个公司的各个角落，有矫枉过正之嫌。

深陷“跳楼门”，富士康首度检讨

自去年岁末“马向前事件”后，今年3月以来富士康厂区接连发生跳楼、坠楼事件，这一全球500强之一的企业深陷“跳楼门”。富士康这艘庞大的工业“母舰”，究竟出了什么“故障”？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富士康首度打破沉默，昨天下午，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富士康集团卫生部部长芮新明以及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一起接受羊城晚报的独家专访。

富士康集团负责人接受采访时数度用“检讨”一词表态。“近一两个月来，发生一连串突发事故，说明我们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刘坤说，无论是发生一件还是多件跳楼的事情，富士康都会同样重视。一般遇到如跳楼等突发事件，集团会第一时间报警和通知员工家属，并向媒体通报员工的基本信息及公司方面的态度，会积极配合警方协助调查取证。 “不过由于办案是警方的事情，所以在警方发布具体原因之前，富士康不会向外部透露任何具体细节”。

刘坤坦言，在这些事件中，富士康管理存在一定的责任。“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不管员工选择了什么方式，毕竟在富士康的厂区内，员工在工作期间出现了问题，我们应该在管理上、企业文化上检讨自己的问题。”他说，虽然富士康在深圳厂区有40多万人，管理难度很大，“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推脱的借口”。

事故探因 出事的大部分是新员工

根据富士康的介绍，最近频发的跳楼伤亡事件中，事发员工年龄绝大部分在18到23岁之间，只有一名是28岁。这些员工上岗时间绝大部分在六个月之内，有一些进厂还不到一个月。

“20岁左右的青年人，学业有成进入社会，然后进入富士康接受岗前培训，再上岗。自杀是一瞬间的事，成因却是日积月累的，在入职之前，员工更需要社会的关怀。”刘坤说，新员工刚进厂没多久就出事，说明富士康对他们的人文主义关怀不够。同时,也说明自杀是个社会问题，员工日常受的干扰并不单一，很多因素左右着员工的决定。

管理新生代员工有缺陷

“80后、90后的员工占了绝大多数，他门已经取代了老一辈员工的主体位置”。刘坤认为，在如何更好地管理新生代员工方面，富士康是有缺陷的。富士康进入内地已20多年，老一辈员工在艰苦的条件下也能很好地工作，新生代员工的生活条件变好了，却出现很多管理上的难题。近期的事故地点大都集中在宿舍生活区，刘坤分析说，富士康的普工大多在园区宿舍楼居住，宿舍大多八人一间，房间绝大部分有独立卫生间，有空调及电视房，硬件越来越好，但忽略了一个很细微的问题，即宿舍的人员分配比较混乱，一个宿舍内的人员往往是好几个部门的人，他们之间往往缺乏共同语言，缺少一个联系的纽带。

工会副主席陈宏方告诉记者，富士康在深圳共有42万职工，其中有31万是普工，而普工大多数是80后、90后，这部分群体自我维权意识很强，沉迷于网络的虚拟空间，很少与身边的同事沟通。

有先兆却未能及时预防

刘坤告诉记者，最近的多起跳楼事件发生后，经了解，均有一定的征兆。“其中某跳楼女工，因为老乡朋友调到其他园区工作，之前已在宿舍哭了两天，但其他舍友和朋友没及时把这情况反映给公司。”刘坤认为，这说明集团的通报体制目前还不完善，应该在一些员工有某种倾向的时候将悲剧阻止在萌芽状态。”

“心理疾病是可能会传染的，如果不加以预防的话，影响会很大。”卫生部部长芮新明说。

“我们以前也意识到员工沟通难的障碍，因此出台了由内部员工推荐的政策，新人在推荐人的帮助下，能尽快适应公司的环境。新人进厂之后，在他们的厂牌后面都会写明相应的投诉电话，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拨打相关的电话。”陈宏方坦承，“这几起突发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反思我们前段时间做的工作是不是不够，反思我们在管理和文化制度上是不是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他说，厂内现在专职的工会人员有15人，兼职的有270人，对于42万人的大厂来说，显然低于国家规定的每1000人配备1名工会干部的标准，因此工会的救助系统推广的力度还不够。

据芮新明介绍，自去年7月孙丹勇跳楼之后，他们与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和观澜人民医院合作，在龙华和观澜两大厂区内设立了三个心理咨询点，每周两次邀请两个医院的专家来富士康坐诊。但芮新明也坦言，富士康员工对心理咨询的认识还不够，主要是因为途径有限，渠道目前还不是很畅通。

焦点回应

富士康内部是“军事化管理”？

刘坤说，外界流传富士康是“军事化管理”，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他说，富士康在全国有近80万员工，对待产品质量、工艺方面的追求是非常高的，这个高标准是富士康成长壮大的基础，但同时，这种高标准追求，或多或少影响到富士康企业管理文化的特质，比如管理层在对待员工时，有一些管理措施显得刻板。

对于网友对“富士康企业文化”提出质疑的观点，他说，企业文化有长期积累下来的顽疾，这也是面对新时代员工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非正常死亡”比例是否过高？

对于40多万员工，连续几天出现跳楼事件，这个数字是否属于正常？

刘坤表示，一起和多起，生命价值都是一样的。富士康不会因为以有几十万员工的事实为借口来逃避责任，蔑视生命。

当记者询问是否对非正常死亡做过统计时，刘坤称没有。

富士康员工为何会有“三怕”？

据传言，富士康员工“三怕”，一怕管理层，因为管理层掌握着普工的绩效；二怕保安，因为保安打人在富士康较为普遍；三怕“分流”，因为可能无工可做或工作多得累死人。

对此，刘坤说，管理层掌握员工绩效，这在任何一个企业都是如此，但是，绩效不是靠人情和其他因素，而是取决于工作表现，公司已形成非常严密和高标准的要求。

其次，在富士康内部，的确有存在保安与员工发生纠纷的记录，有保安队员工有过份举动被开除。但是这些都是个案。作为公司，从制度上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至于“分流”，刘坤说：“因为企业规模的原因，有不同产品和部门，分流会发生，当某种产品量大时，会有正常的生产流动，但在金融危机时由于订单减少，主要裁的是中高层管理者，不得已的时候才裁减普通员工，但对来自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的员工给予保护。回家的员工我们也会留下他的电话，发放来回路费，等经济好转时，我们会打电话再让他们过来。”

事件回放

今年1月23日，19岁的员工马向前在富士康华南培训处的宿舍死亡，此事经过家属猛追不舍及媒体持续曝光，目前二次尸检结论为“高坠致死”，警方决定不予立案。

进入今年3月份，跳楼事件逐步“升级”，3月11日晚9时30分，富士康龙华基地一名20多岁的李姓男工在生活区C2宿舍楼5楼坠亡，原因疑为过年加班费被盗，一时想不开而轻生，对员工自杀的原因，富士康公司仍未表态。

3月17日上午8时，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田姓女子从宿舍楼跳下摔伤，其本人表示跳楼原因为“活着太累”。

3月29日凌晨3时，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从湘潭大学毕业的23岁湖南籍男工,被发现死在宿舍楼J1楼一楼过道，后被警方认定为“生前高坠死亡”。

4月6日下午3时许，富士康观澜工厂C8栋宿舍一名未满19岁的江西籍饶姓女工从宿舍楼7楼坠楼，目前仍在医院治疗，该员工进厂才28天，是公司的一线作业员，跳楼后在空中被树枝挡了一下，当时保住了性命，跳楼原因初步怀疑系感情纠纷。

4月7日下午5时30分许，富士康观澜工厂一名18岁云南籍宁姓女工从厂外宿舍楼坠亡，目前厂方已报警并通知家属。

富士康员工谈自杀现象：公司挺好他们想不开

在等待回家的公交车站台前，记者与一名来自陕西的J4区男员工聊了起来。他说，自己入厂五个多月了，目前的级别为不铨叙。

“听说了不是很清楚。我觉得我所在的单位还是可以的。现在有些人可能心理上有点问题吧，公司现在比较人性化，过去不可以调班，现在不适应的就可以调了，或者与领导不和的，也可以向上反映。”
　　
一入厂半年员工：

心理调节很重要，压力要自己排解

“普通员工大体分三个级别：预不铨叙(两个月试用期)，不铨叙(试用期满后的员工)，铨叙(正式工)。员级，主要是指普通生产线工人，师级，主要是各类主管，一般是资历比较久，其中师级又分为17种。在正式工中，依次向上有储备干部、全技员(可以考铨叙，相当于副线长级)、线长、组长，然后是课长。再向上，是专理，然后就是副总，专理和副总以台干居多。”

“我在技术工程部，只上白班，晚上是机器人跟踪后续的产品，上班一般是八小时，一般加班两个小时。生产线上尽量希望大家加班，如果不愿意加班的话，就在来的合同上签一个不愿意加班，愿意加班的就列出来，有加班时就优先安排，如果之前写不愿加班的话，以后有加班机会，想加班也没你机会了。”

“我来的时间不长，基本工资1050元，奖金在2500元左右，一个月休两次。有些部门没事做的话，一个月休的就多一些，从管理和薪水来说，比以前所在的电子厂要好一些，工作量这边要吃紧一些，我能承受得了，我觉得心理调节能力很重要，自身的压力还是要自己想办法去排解一下，工作中受点委屈，那也很正常，有人说公司的保安太严厉，但我觉得这么大个厂子，如果保安管理不严的话，早就乱套了。”

一入厂两个月员工：

根本不知道死亡事件，也不关心

一名正在发短信的女孩，成为了记者第二个采访对象。她来自河南驻马店，今年19岁，入厂不到两个月，对于之前的跳楼和死亡事件，她说，自己根本不知道，也不关心。

“女生宿舍一般是住8个人，我刚来，底薪是780元，奖金现在还不太清楚。上晚班是晚上7点半上班，不加班的话，就上到4点半，中间休息吃饭一个小时，如果加班的话，就上到早上7点半。宿舍里面基本上都是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她们会议论一些事，我没参与。”

一入厂七年员工：

90后承受压力的能力不够

另一名站在公交站台等车的女孩，很大方地与记者聊了起来。她告诉记者，她是1980年出生的，湖南人，来公司7年了，现在租房在观澜，公司每月补500元，在公司里是二级。坐办公室，不下车间的。每月底薪3000元左右。

提起接连发生的跳楼事件，她也觉得这几年越来越多了。她个人认为，虽说在一线车间的员工压力是大一些，但最主要还是90后承受压力的能力不够，或者个人摆的心态不正。

一入厂三年员工：

马上要离职，不会干那傻事

记者在距离北门有100米左右的富士康清湖百合园宿舍，见到了坐在一条餐凳上等人的李小姐。她来自河南周口，今年22岁，进富士康已经3年了。但她告诉记者，她明天就要回家了。

“我干了3年，还是不铨叙。一个月就底薪加奖金，也就一两千块。平时工作压力很大，也学不到什么技能，趁着现在年轻，想换换环境学点手艺，总不能一辈子在工厂打工吧。”

“最主要的是，我这次回家要嫁人了。在农村，我这个年龄已经算大的了”小李这样告诉记者。她认为，接二连三发生的跳楼事件，她也听说了，女孩子之间也传的很凶。

“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公司压力是大一些，但跳楼的总是少数。像我也感觉压力大，但我不会干那傻事，在这里不开心，换个地方就是了。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一入厂半年员工：

公司挺好的，是他们自己想不开

刚刚从校门出来就来到富士康打工的小王，今天休息，她在一家快餐店边吃着火粉，边向记者聊着自己的半年打工生活。

小王今年19岁，河南洛阳人。春节前从老家来到这里。现在工资加奖金有1800元。“够了，我每月还给家里寄1000元呢”小王自豪地告诉记者。

对于公司发生的意外，她表示，自己听说了，但她认为，公司在各方面都挺好的。那些人想不开，应该主要是个人情感方面的事情，与公司关系不大。至于公司的工作强度，她说自己还年轻，能够承受得了。

“我对这里很满意”临走，小王笑着补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