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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最后一名进士的爱国情怀

 2010-04-08 23:49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公交车上书”发起的四天前,他率先以台湾举人的身份上书,揭开了内地十八省举人联名请愿的序幕;《马关条约》签订的八年后,他仍然以台湾贡生的资格应试,创下了台湾三十二名进士荣登金榜的记录。在中华民族蒙受耻辱的危难关头,在海峡两岸同仇敌忾的峥嵘岁月,在大清帝国濒临崩溃的特殊时期,作为一名炎黄子孙,一名知识分子,一名晚清官员,他用激愤,用义举,用政绩,用自己的身心,诠释了一位台籍义士泣血保台、勤政爱民、忠于职守的爱国情怀。他,就是台湾最后一名科举进士——汪春源。

汪春源(1869—1923),字杏泉,又字少羲,晚年自号柳塘,清代台南府治安平县(今台南市安平区)人。汪春源自幼丧父,在母亲的教导下,他发奋苦读,颇显才气,十四岁中秀才,十八岁入海东书院,二十岁中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汪春源赴京参加会试,康、梁也在其中。等待发榜时,《马关条约》(4月17日)签订的消息突至,举国震惊,万民同仇,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而“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以及“台湾澎湖内中国居民,两年之内任便变卖产业搬出界外,逾期未迁者,将被视为日本臣民”的条款,则更让那些无家可归的台湾举人莫不“垂涕”“哀之”。

4月28日,汪春源联合罗秀蕙(嘉义县举人)、黄宗鼎(淡水县举人),找到户部主事叶题雁(台湾县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彰化县进士)等,联名向都察院上书疾言:台湾为中国东南门户,“无台地则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割让宝岛,台民“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台民终不免一死,然死有隐痛”。同时,他们还发出了400万台民誓死抗日、保家卫国的心声:“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清光绪朝中日外交史料》)。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舞台上,以汪春源为代表的台湾民众,从血脉中,从骨子里,迸发出了荣辱与共的民族大义和不屈不挠的爱国热忱。

正是受到这种义举的感染,正是注意到“士气可用”,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才发动了应试举人签名上书,“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才有了5月2日“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以一昼二夜草为万言书,请拒和、变法、迁都”(《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的“公交车上书”事件。但是,都察院以《条约》已经生效,无法挽回为由,拒绝接受包括汪春源在内的1300多名举人的爱国请愿。“公交车上书”虽然没有取得实效,却唤起了国民的自强和革新意识,维新派也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在事关民族荣辱的历史时刻,汪春源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振臂高呼,堪称“公交车上书”第一人。

家乡被割让后,汪春源耻为“倭奴”,黯然内渡,先在厦门史巷寄居,后到福建南安寻根,最后落脚在龙溪县(今福建漳州振成巷)。之后,汪春源怀着儒生安邦定国的梦想,决心“达而济天下”。然而,随着时局的动荡,他的仕途命运也变得坎坷起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汪春源中得贡生,却正赶上“戊戌变法”,殿试被取消。次年,补行殿试,不料贡院于“庚子事变”中被八国联军烧毁。二十九年(1903),时局稍稳,两科合并,汪春源再次赴京赶考。当时,台湾已割让八年,清廷害怕激怒日本殖民者,不许台湾贡生据实填写籍贯。但是,汪春源心系宝岛,毫不畏惧,在“亲供”(履历表)上依然堂堂正正地填上了“台湾省安平县”,并中得三甲第120名进士。因此,汪春源成为台湾科举史上的最后一名进士。

考中进士后,汪春源“签分江西”,首任江西“文闱同考官”。期间,汪春源“荐拔半多寒峻”(《汪进士自述》),即他所选拔的人才,多半是穷苦生员。除了在政治上倾向于寒门学子,他还在策问题目上标新立异,积极引导,如1903年江西乡试时,就有“西国学术有形而上、形而下之分,其已成学科者凡几?要旨若何?”和“保商之法,阻来货,奖外轮,务令出口之货常多于进口,乃征诸英吉利自行平税之政,而商务大兴,其进出之差为负而商利自厚。其故何欤?”(《江西闱墨》)等等。这种着眼将来、与时俱进的思路,使江西生员较早地接触到了西方学术、国际贸易、西方兵制、外交政策、海上霸权等各种理论知识。这种构想,与林则徐的“放眼世界”和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考务结束后,汪春源被下派到南安府大庾县,负责处理税务。期间,他“剔除中饱,严杜司巡苛勒留难诸积弊,凡各陋规,和盘托出,化私为公”,上峰对他的评价是“该令奉公洁己,办事认真筹划,甚资得力”。不久,汪春源被提拔为宜春知县。在宜春(1904—1905),汪春源堪称办案高手,如他在“索诈碎抢”中批注:“物必腐而后虫生,该僧住持慈化寺如果恪守清规,毫不非为,罗才森纵非善良安能平空索诈,纠党殴抡,其中显有隐匿别情”;在“预奉存防”案中批注:“男女婚姻全凭庚帖媒证,氏孙珠牙虽经李行茂面许女妻之,既未行聘纳采,何致遂收氏孙姓名入伊家乘,且近既因事挟葛,彼此不愿联姻,曾经中保处明,前言作为罢论,何致尚虑有他”。字里行间,闪动着当年他据情推理、明查秋毫的身影。

由于和袁州知府的意见不合,汪春源任职不长时间,就被调离。此后,汪春源历任南康府建昌县、安义县和饶州府安仁县三个地方的知县。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是汪春源始终秉持的为官之本。尤其是建昌(1905—1907)和安义(1907—1911)的六年时间里,他审理案件、严禁刑讯逼供,禁绝烟赌、创设戒烟善会,妥善处理教案、促成民教相安,建邑学堂、捐购图书、推动教育和改善教学条件,正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真实写照。汪春源这种立足实际、干事创业的精神,得到了上司朱云甫的高度评价:“该令……莫不实心经理。……其治理之感人者深矣。有执私不能干,砥砺任事,实为州县中不可多得之员,政绩实在卓着”。汪春源不仅被朱云甫以“大计卓异”举荐,同时也赢得了“勤政爱民”的口碑。

然而,随着大清帝国的垮塌,历史留给他能够有所作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光绪三十七年(1911),汪春源调任安仁县,但“履任未久,适值光复”,于是将最后一批税收款足额上缴了清廷。民国政府派来的官员,与汪春源“交接”工作时,根本不相信人世间竟然会有如此忠于职守的晚清官员,认为他私吞了税收款,并强令他如数上交新政府。无奈之下,汪春源只得自己掏钱,再上缴一次了事。随即,汪春源两袖清风地从江西安仁回到了附福建龙溪,从而结束了历时八年的官场生涯。此后,汪春源以教书为业,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当时,实业家林尔嘉在鼓浪屿成立了“菽庄吟社”,汪春源应邀加入,时常与众多内渡台籍才子站在海滨眺望台湾,吟诗作赋,抒发故土情怀。民国十二年(1923),汪春源因患肺结核病,在龙溪逝世,享年54岁。次年,葬于龙海九湖林前村。汪春源着有《柳塘诗文集》,后在战乱中遗失。

作为一名封建科举进士,汪春源难免有排斥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如《汪进士自述》中的“当戎马倥偬之会(注:1911年10月爆发的武昌起义),保卫地方,幸无贻误”,就反映出了他思想上的这种局限性。在改朝换代的鼎革年代,汪春源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做出如此“忠君爱国”的举动,是可以被理解和原谅的。汪春源不愧为台湾进士的骄傲,中国文人的脊梁。历史的风雨,虽然吹破了他的门第,冲毁了他的墓碑,但汪春源平凡而又伟大的爱国情怀,以及海峡两岸携手反对割地、保家卫国的感人史实,却是所有心系领土完整、渴望祖国统一的人们所永远都不能忘却的。北京国子监的明清进士碑上,至今还保留着汪春源的姓名和事迹拓片;无声的碑文,一直在默默地颂扬着这位台籍热血文人坚韧的骨骼和不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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