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
近期不断看到改良派人士借康梁之口，拿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说事，仿佛英国光荣革命一枪不发滴血不流成就了今天英国民主社会，而法国大革命则死人无数血流成河导致独裁专制，中国必须走英国的改良路，绝不能走法国的革命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且听笔者细细道来：
1215年英国有个国王，也即史称“狮心王”理查。理查在统领十字军东征期间战败被俘，结果他的弟弟，亦即后来的约翰王，趁理查被俘之际将王位继承人（他的侄子）杀死并乘机夺了王位。可叹的是，这个约翰王是个典型的暴君，残酷昏庸，愚昧无知。他悍然对法国开战，结果大败而归，把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土全部丧失。他失败后还不甘心，时刻想着起兵复仇。但是，打仗是最花钱的，约翰王没钱，就在国内卖官鬻爵、绑架勒索教士和贵族﹐逼迫他们出钱纳税。
约翰王的暴行激起了英国贵族的万丈怒火。由于当时的英国是封建制国家（和中国封建社会是两回事），贵族都有自己的领地甚至军队，于是大家联合起来抗拒约翰王。在主教朗登的召集下，贵族们聚集在一起开会，起草了一个文件，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宪章》。
《大宪章》里说：“除了经过合法审判，或是依照本国的普通法，任何自由人不得被逮捕、监禁、强占、剥夺法律保障、充军或其它损害。”另外，宪章内还明确规定，国王“禁买卖司法权﹑禁止随意占领他人土地﹑决策时须征询贵族意见﹐若违反宪意﹐贵族有权推翻国王”等条款。这等于是以公开的法律形式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使之成为有限权力者。
对此，约翰王怎肯罢休，导致双方开战，结果约翰王被贵族们的军队包围在泰晤士河边的伦内美德。约翰王无奈之下，祗好当众宣誓遵守《大宪章》，并于1215 年6月15日在宪章上加盖了英国的国玺。后来，约翰王的儿子亨利继位后又反悔了，贵族再次向国王宣战，结果亨利又被打败了。贵族们胜利后，组织了国会监督国王，但凡国王征税或对外开战等国家大事都必须经过国会同意，由此国会也就成了英国政治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即位后，对议会限制他的征税权十分不满，于是再次爆发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战争，结果查理一世战败后人头落地，议会军首领克伦威尔废除国王制而自任护国主。但他不明白，废除国王而不建立新制度也不行，后来斯图亚特王朝卷土重来，复辟了王朝。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议会选举的新君主威廉亲王率领一万五千荷兰军队登陆，才造成詹姆斯二世逃亡和革命成功，颁布《权利法案》，英国才真正确立了君主立宪的体制。
《权利法案》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剥夺了国王的主要权力(如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转由议会来行使，甚至国王的继承人，议会都有权干涉。这样，英国国王虽然得以保留，但已经成为没有实际政治权力的虚君，仅仅是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所谓“临朝不听政”。
但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却延续了数百年，表现在长期保留了贵族的政治特权。英国的上议院又称“贵族议院”，起源于十四世纪国王的“御前会议”和后来的“咨询局”，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二十世纪民主潮流席卷全球，自 1911年通过及1949年修订的“英国国会法案”(Parliament Act)始，这个非民选的议会机构已不断进行大幅改革，其权力被大幅削减，除预算案及各种财务拨款案外，其余所有下议院通过的法案，上议院已无否决权，祗剩下搁置十二个月以及出任终审法院大法官的权利。1999年“上议院法案”决议移除所有贵族在上议院中的世袭地位。2008年3月7日，英国下议院通过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议案，建议对上议院进行彻底改革，议员将从世袭或任命改为全部由选举产生。而英国下议院又称“平民议院”，全体议员由民选产生，拥有立法、财政和监督权，才是议会的权力中心。内阁大多数的阁员出自下议院，自1902年以来，所有的首相尽属下院议员。
再看看法国大革命：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相当发达﹐资产阶级已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农村则保留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教士为第一等级，贵族为第二等级，两者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四﹐可是却拥有超过百分之三十的土地；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为第三等级﹐处于被统治地位。法国路易十四治下有60 0万人死于饥寒，特权阶级的最高代表是国王路易十六。世纪末第三等级同特权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特权阶级顽固维护其特权地位。在第三等级中﹐农民和城市平民是后来革命中的主力，资产阶级则凭借其经济实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识处于领导地位。法国大革命是整个第三等级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发动起来的。
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对第三等级增税﹐以解救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等级代表则要求制定宪法﹐限制王权﹐实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改革。谈判破裂，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 ﹐7月9日改称制宪议会。路易十六调集军队企图解散议会﹐激起巴黎人民的武装反抗。7月14日群众攻克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夺取巴黎市府政权﹐建立了国民自卫军。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制宪议会于8月4～11日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规定以赎买方式废除封建贡赋。8月26日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10月5～6日巴黎人民进军凡尔赛 ﹐迫使王室搬到巴黎﹐制宪议会也随之迁来。
1791年 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企图勾结外国力量扑灭革命﹐但中途被识破押回巴黎。广大群众要求废除帝制﹐实行共和﹐但君主立宪派则主张维持现状。7月16 日君主立宪派从雅各宾派中分裂出去﹐另组斐扬俱乐部迫使路易十六批准制宪议会宪法﹐即实行君主立宪制的1791年宪法。1792年4月﹐法国抗击外来武装干涉的战争开始﹐路易十六的反革命面目充分暴露。立宪派的保守妥协态度愈加不得人心。第一、二等级和大资产阶级取得了妥协，但和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的矛盾依然没有缓和，相反，人民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掀起共和运动的高潮。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推翻波旁王朝，逮捕路易十六国王。
资产阶级共和派──吉伦特派取得政权，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于9月21日开幕﹐9月22日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吉伦特派执政期间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给农民﹐严厉打击拒绝对宪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贵族。1793年 1月21日﹐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吉伦特派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对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从1792年秋起﹐要求打击投机商人和限制物价的群众运动高涨起来，平民要求严惩投机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吉伦特派却镇压民众。1793年2～3月﹐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组成反法联盟﹐进行武装干涉﹔国内也发生大规模王党叛乱。4月﹐前线的主要指挥﹑吉伦特派将领迪穆里埃叛变投敌。在革命处于危急的时刻﹐巴黎人民于5月31 日～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派专政。
雅各宾新政权面临严峻局面﹐被推翻的吉伦特派趁机在许多地区煽起武装叛乱。新政权联合广大人民群众﹐采取激烈的革命措施﹐6月3日～7月17日颁布三个土地法令﹐废除农村中的所有封建特权﹐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拍卖没收来的封建地产﹐大批农民得到土地。1793年6月24日公布《雅各宾宪法》，是法国第一部民主宪法(由于战争未能实施)，严禁囤积垄断﹐对投机商人判处死刑﹔号召人民武装起来保卫祖国。9月﹐国民公会把“恐怖”提上议事日程。革命军下乡征粮打击投机商。国民公会先后颁布嫌疑犯法令和对生活必需品和工资实行限价的法令﹐10月底﹐一批吉伦特派被处决。由于实行这些措施﹐形势迅速好转。1793年底～1794年初外国干涉军全部被赶出国土﹐国内的叛乱基本平息。
随着胜利的取得﹐执政雅各宾派发生了内讧，以丹东为首的一派要求停止实行恐怖，以巴黎公社副检察长埃贝尔为首的一派则坚持继续恐怖统治﹐进一步限制和打击资产阶级。受到两面夹攻的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执政派﹐于1794年3～4月先后逮捕并处死两派领导人﹐继续扩大执行恐怖政策。 1794年 6月法军在比利时境内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国内反对恐怖统治的势力加强﹐国民公会中占多数的反罗伯斯比尔的势力联合在一起﹐于1794年 7月27日发动热月政变﹐推翻雅各宾专政﹔7月28～29日处死罗伯斯比尔等90人﹐从而终结了法国革命的疯狂阶段。
热月党人原是反罗伯斯比尔的各派人物的临时结合﹐并无统一纲领。他们代表在革命中形成的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利益﹐执政后他们废除雅各宾派限制和打击资产阶级的政策﹐封闭雅各宾俱乐部﹐使资产阶级解脱恐怖时期的束缚。热月党一面镇压1795年4～5月两次巴黎的反抗运动﹐一面粉碎逃亡贵族的武装进犯和国内王党叛乱。根据1795年制定的第三共和宪法﹐10月解散国民公会﹐成立新的政府机构督政府。
督政府一建立就宣布要稳定秩序﹐1796～1797年﹐督政府派拿破仑‧波拿巴远征意大利﹐取得重大胜利﹐军人势力开始抬头。政府通过发行强制公债 ﹑增加税收﹑举办工业博览会等方式﹐在经济上取得一定成就。1797年立法机构选举时﹐许多王党分子当选。督政府为打击王党势力﹐宣布选举无效。1798 年立法机构选举时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大批当选﹐督政府再次宣布选举无效﹐反映出政局不稳。1799年英国又组成第二次反法联盟﹐法国在军事上面临困难。7 月雅各宾派重新活跃起来﹐俱乐部纷纷恢复﹐要求执行第二共和的战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以西哀士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势力要求借助军人力量控制局面 ﹐1799年11月9日(共和八年雾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将军发动政变﹐结束了督政府的统治﹐建立起临时执政府，法国大革命终结。随后拿破仑在滑铁卢大败，路易十八在外国军队保护下复辟了波旁王朝。恢复了国王的权利，并且大肆血洗革命者。1830年7月巴黎人民发动七月革命，经过三天战斗，攻下王宫，国王查理十世逃往英国，至此法国大革命彻底结束。
纵观英法两国从君主体制演变成民主共和的全过程，我们是否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1，英国之所以能够实现君主立宪作为过渡，是因为英国的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形成，就是地方分权制而非中央集权制，贵族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军队，信教者众，教会有强大的势力，互相形成制衡，王权不是一权独大，各方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在政治妥协下实现了君主立宪。
2，英国的君主立宪也来之不易，并非如邵建先生等改良派所说，光荣革命一枪不发大功告成，而是经过数十年国王与贵族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战争最后才成功的。完全是因为双方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并非完全和平非暴力，更并非英国的国王自愿交出权力。
3，君主立宪成功后，贵族为保持他们的政治特权，使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这一过程历时六、七百年，直至今天仍未最后取消所有贵族特权，在政治权力面前人人平等，唯其如此，才是真正的彻底的民主政体。
4，在中国，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走上了民主共和的道路，虽然中国大陆至今仍未实现民主宪政，但已不可能重走君主立宪回头路。不应该也不可能效法英国，保留某阶级(某政党)政治特权几百年。二十一世纪世界民主潮流势不可挡，中国人民要求中共尽快交出政权，还政于民，实现民主宪政。
5，法国大革命并非如邵建先生等改良派借康有为之口所说的“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那么恐怖，从1789年爆发第一次革命，到1794年雅各宾派恐怖专政结束不过五年，到1799年雾月政变标志著大革命终结也祇十年，十年中共死亡五六万人，这就是法国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的总代价。法国付出了比英国大得多的代价，但是却得到比英国好得多的结果(不保留任何阶级任何人政治特权的彻底的共和制)。当然，最好是不死一人和平演变，但不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这样的客观条件，革命的发生总有它的客观原因和社会基础，不是主观想发动就能发动，也不是想避免就能避免的。
6，法国大革命一开始也像英国一样想走君主立宪的道路，祇是走不通了才爆发直接推翻君主制的共和革命的。1789年5月在第三阶级发表《网球场宣言》，攻陷巴士底监狱的时候，他们还未想过推翻路易十六，他们祗想仿效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在1791年巴黎市民庆祝联盟节（即庆祝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节日）的时候，他们还欢呼，大叫效忠国王和国王万岁。 可惜，路易十六仍然眷恋专制君王的威权，对外，他不停向欧洲其他专制君王求援，对内，他不停阻挠开明派和民众的施政，巴不得他们失败。结果到最后，法国上下对他的行为忍无可忍，才将他送上断头台。
7，欧洲舆论普遍肯定法国大革命，认为他的积极意义在于革命力量一波一波地行进，一批人完成了特定阶段的历史使命，就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如此行进直到革命的成功。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大革命产生了1789年《人权宣言》，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同时也震撼了欧洲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各国革命，促成了封建帝制在欧洲的全面崩溃。总统希拉克2006年10月访问中国时，把法国大革命的普遍价值，当作一件珍贵的礼物，送给要搞“河蟹”社会的中国领导人。他说：“我们共和国的模式有了启蒙时期的理想和法国大革命普遍价值的模式，也可以成为中国迈向民主和人权的一个很好的启发。”
8，比起法国人，我们中国人不但付出的代价大得多了，更可悲的是付出了代价，还达不到目的。中国人争取民主共和一百年，发生大量死亡的主要在中共发动的国内战争和六十年专制统治期间，共达八千万人，远远多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甚至更加上抗日战争的总和。很明显，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主要障碍是武装夺权后死抱权力不放的中共政权，现时指望这样的政权能够通过改良实现民主宪政，祇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中共军头王震说：“中共政权是牺牲了两千万人得来的，谁想要，拿两千万人头来换！”)
9，从中国这一百年来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法国大革命的痕迹：比如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内战争一场一场不断发生，共党取得政权后也像雅各宾派那样借口巩固革命政权，实行恐怖专政，也像他们一样不断发生内讧。但最根本也是最致命的不同是：中共的革命走上了歧路，以空想的不科学的违背人性的共产主义为目标，完全舍弃了法国大革命关于人权的精神理想，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结果就造成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悲剧。
10，我们研究法国大革命，绝不能因为其间出现了暴力、血腥和专制恐怖，就完全抹煞其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价值，不能否认法国革命者立志解放人类，消灭等级特权，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相反，正是法国革命者后来违背了他们先前提倡的信条，才揭开悲剧的帷幕。当革命者不再给其他派别自由平等时，当他们不再坚持博爱原则而滥用暴力，以“公意” 之名侵犯个人权利时，他们就已经在背叛这个革命本身了，这才是我们应该吸取最深刻的教训。
11， 某些中国改良派学者的不公平之处在于，他们一味指责法国大革命造成血流满地的历史，却不指责革命之前旧制度犯下的罪恶。实际上，革命之所以发生，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旧制度腐朽得让人民无法忍受，同时也在于专制统治者不甘愿放弃权力。英国思想家阿克顿评论说：“也许可以发现比路易十四更残忍、更邪恶、更狠毒的暴君，但没有人曾用自己的权力造成那么大的痛苦和不幸。”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写道：“衣食无靠以及被视为当然的压迫，重压在一千五百万颗心灵上。正是这些，而不是那些哲学家、富商大贾、乡村绅士的受伤的虚荣心和相互矛盾的哲学，成为法国革命的动力。而这些也将是一切国家里，一切这样的革命的动力。”
12，今天某些口口声声借康梁之口为百年前君主立宪大唱赞歌，宣扬革命恐怖的改良派，其实还远不如百年前的有识之士。康有为用“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来恐吓革命者。对此，章太炎反问，革命固然要流血，难道君主立宪就“可不以兵刃得之耶？”世界历史上，英、奥、德、意诸国，都是数经“民变”，才得到“自由议政之权”。既然 叫作“民变”，就不是仅用口舌所能变，而必须要有革命才能变。他们的见解，一百年后的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六四要求改良不成，反血流满地，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写于2010年3月23日香港)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于2010年3月30日“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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