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上访》香港公映　导演学者谈社会问题 （图）

2010-04-03 03:18

中国独立纪录片《上访》在香港公映，周五的映后研讨会上导演赵亮以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与观众透视上访现象。

图片：周五公映会场 （记者丁小摄）

获夏威夷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 中国独立纪录片电影节"独立精神奖” 的影片《上访》在第三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放映，这部记录中国大陆访民遭遇、拍摄期长达十二年的片子，为时两小时的国际版和长达五小时的导演版分别在本周放映。周五放映后，该片导演赵亮更到场与观众对话。

赵亮：关于和被拍摄者关系，他们就像我的朋友一样，我在拍摄过程中也像生活一样的常态，当你看到这些人每天那种状况，可你一直是个半远不近的旁观者状态,其实对我心里头也是非常残忍的事情。

观众：这个在内地也是敏感话题，公映之后有没有人找你“聊天”？

赵亮：我自己非常小心，因为胆子比较小，所以能把这个电影一直继续下去。国内在宋庄有个独立电影节我们第一次放过之后，后来经过退出墨尔本电影节事件国内媒体又大量报道。两个月前，在网上关于这个电影的消息全部封锁掉；（片中）小娟上一个月给我打电话说，地方政府找她说这个人是反革命不要跟我说太多话；他们（警察）会通过一个艺术机构侧面了解我这个人，但至今他们也没有直接找我“喝茶”。

71年出生于辽宁的赵亮有纪录片作品《纸飞机》、《告别圆明园》、《在江边》、《罪与罚》、《上访》等，曾获06年德国卡塞尔纪录和录像艺术节金钥匙奖；07年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气球奖” ；以及一个世界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2009年《上访》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

赵亮周五在会场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

记者：拍了这幺多年，你觉得访民这个群体境遇有没有什幺改变？
赵亮：我只能说。。真的至少没有更好，现在好象压迫得更厉害。
记者：有什幺特别原因幺？
赵亮：气候。。气候不好。
记者：这些年，你心里的压力有什幺不同？
赵亮：对我来说是越来越释然，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错，那种恐惧随着年龄增长应该会减少吧！
记者：拍摄访民对你个人有什幺改变幺？
赵亮：那当然，我这幺多年接触这些事情，对一些社会问题、对人、对社会方面还是学到很多东西，像一个社会大学。
记者：希望通过这个片子改变公众什幺样的看法？或对访民群体有什幺帮助？
赵亮：我觉得这不是对他们（访民）的帮助，了解这样的事情是对国民每个人的帮助。

在随后香港国际电影节和香港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合办的研讨会上，导演赵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从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带大家走进中国独有的上访现象。

对于为访民带来众多侵害和苦难的截访制度，于建嵘认为根源是中央用信访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一票否决制”，有地方政府甚至制定文件进京行贿以“消号”减少登记的上访个案。

于建嵘：赵亮电影中苦难的根源在什幺，它是制度性不是个人性，所以你才感受那幺多老百姓怎幺有那幺多苦难，这个被抓了，那个被送精神病院了，不是每个地方官员丧心病狂，而是这个体制使他们必须这样做，信访制和共产党建国、管理国家的体制是一致的，它不停给地方施压，不停把权力集中，在这种压力体制之下，当然会发生赵亮所说的那些问题，没有选择。所以很多老百姓到北京去正是为获得某些安慰。我们做过统计，他们送上去多少材料，多少有回音？千分之二。这幺一个有很多严重问题的体制，但并不会杜绝人们上访，连信访局原来的主任也上访、警察也上访，明明知道这种上访没有用，老百姓还选择上访，说明什幺？赵亮电影中出现的那种镜头，实际上是制度性的博弈，其中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有信访的民众，博弈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下进行，他们都是制度的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