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后的滥杀罪孽（三之二）

2010-03-24 13:34 作者:郭国汀

10．1958年大跃进运动。史称“三面红旗”（南郭注：即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毛泽东当年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因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赶上美国，毛泽东未经与任何人商量，立即也提出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英国。毛回国后，头脑越加发热，超英赶美成为报纸热门标题，期限则一再缩短，最后缩为两年内赶上英国！因此，全国党政军工农商学各行各业，全民土高炉大炼钢铁，砍掉无数森林充燃料，同时任何木料，连门窗甚至棺材板也均化作燃料；全面收缴金属工具炼钢铁，甚至连锅碗钓也熔化为废铁充数。自留地和农村集会全部取消，公社大办公共食堂）。深翻土地三尺，秘植，消灭麻雀，大建劣质大型水利工程；在河南省有个工地上60000人中有10000多人累死；所有的农业之血均输向工业；1958年全国新招收工人2100万人。

11．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运动。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反党集团”案。数十万党政军干部受牵连被判刑，劳改劳教开除。

12．1958年-1961年中共故意谋杀性质的大饥荒。几乎所有的共产党政权皆由于农业强制集体化政策原因导致人为大饥荒（唯有南斯拉夫、波兰和古巴保留有私营农场，因而此三国也未发生过大饥荒）。三年饿死人数在2000万至4660万之间，2000万是1988年以后中共官方的数字。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饥荒。第二大者是1887-1888年中国北方饿死900万-1300万人；再次是1932-1934年苏联饿死600万人。1957-1961年，48%的猪，30%的家畜被屠杀。甘肃省直到1962年仍在饿死人。甚至连历史上从未有过饥荒的西藏也饿死近70万人。

·（南郭注：大饥荒死人数量有如下几种说法：中共人为制造的大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估计“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4600万之间；张戎女士在其《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认为：“为时四年的大跃进使大约三千八百万中国人饿死、累死。根据人口学家杨子慧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1995年版），1958到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2%，1.45%，4.34%，2.38%。在它们前后三年的死亡率平均1.03%（1957：1.08%，1962年，1%，1963年，1%）。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3767万。刘少奇证实在大饥荒中的1961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Chervonenko），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据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丛进之《曲折发展的岁月》称：“当时”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同一出版社出版的《口号与中国》披露：“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有四千万。”杨继绳先生在其《墓碑》中考证为3800万；金辉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为依据分析的结果：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1996年英国记者贝克在其《饿鬼》书中估算中国当时至少三千万人因饥饿致死。）

·大饥荒主要是政治原因，这由死亡率最高的省份均是毛派干部当权的事实得以证实：四川、河南、安徽。河南信阳地区1959年秋，至少10000名农民被捕；许多人饿死在监狱中；安徽省当局用机枪扫射向城市逃难的农民，凤阳地区死于机枪扫射的农民达800人！28000农民受到各种惩罚；大量村庄死亡率超过50%，有些幸存者仅是干部家属。

·大饥荒导致中国多省出现吃人事件。河南发生吃人事件（中共官方仅承认63人）。农民往往集体决定吃小孩。（南郭注：1960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成简报；而1958年放出水稻亩产13万的广西环江县，1960年饿死30000人，出现不少绝户绝村，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甚至公开卖人肉。《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对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一个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着吃了。那时人们饿疯了，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吴宏达先生证明说1970年与狱中一名因在墙上书写打倒毛主席口号的犯人被枪决后，他的脑子被一名安全官员吃了。死亡率从1957年的11%上升至1959年的15%；1960年达29%；1961年15%。出生率则从1957年的33%，降为1961年的18%。不包括3300万缺陷儿。

·1954年和1980年的气候均比1959年至1961年期间坏得多。1960年全中国120个气象站，仅8个有干旱后果纪录，仅1/3提及干旱问题。（安微作家张万舒证明：“1960年，风调雨顺”）。1960年全国收获143百万吨谷物，比1957年的195百万吨少26%；与1958年的175百万吨几乎相等（略少）。

·大饥荒期间中共仍然大量出口粮食，主要是向苏联出口；从1958年的270万吨，增加到1959年的420万吨；1960年出口粮食与1958年相同；1961年实际上进口580万吨。美国主动欲提供援助，却被中共政权因政治原因而拒绝。世界上其他各国，均保持忽视灾难。援助农村的经费少于45000万元（即人均0.8元），而当时自由市场上的大米价格为每公年2-4元！刘少奇推出“三自一包”政策允许农民有少量的自留地，这些措施使农民迅速摆脱饥荒。

· 据张戎女士详细考证：根本不存在中共胡编的所谓苏修逼债之事，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反而主动“食品出口丝毫未减。毛坚持要用它们来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本来欠苏联的债按中苏协定应该十六年还清，但毛决定五年还清，要老百姓“勒紧腰带”。就在这一年，中国人饿死两千两百万”。（南郭注：1960年11月12日，副总理李先念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队到河南信阳调查了五个月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1990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据八十年代初我们考查过的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人约占全县四分之一”其中一个公社每三人中死两人。1986年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三年困难时期，甘肃很多人死于饥饿”。陇中地区死亡130万-200万人）。

·大饥荒完全是人为蓄意制造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后，在最高国务会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导弹试验，每一枚消耗一千万公斤粮食。”

·中共在大饥荒问题上长期故意欺骗。法国社会党领袖（后任总统）密特朗在1961年访华时，毛泽东对他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1960年，后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访华，回去后写了本天真的书：《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TwoInnocentsinRedChina），书中特别批驳外界对大饥荒的报导，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波尔德沃（JohnBoyd-orr）爵土这样的专家也轻易受骗，一九五九年访华后大发议论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五五年到五八年翻了整整一番，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Montgomery）在一九六○、一九六一两次访华后宣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在有的地方粮食不足。”他显然不觉得“粮食不足”是毛的过错，见到毛时一个劲儿鼓励毛抓住权力不放，说：“中国需要主席，您可不能离开这艘船不管。”

·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数字，大饥荒期间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一千五百三十四点八。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中共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

·大饥荒期间中共还在同样大量援助外国共产党旨在争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毛泽东只争取到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

·一九六○年初，中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该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自有一套滴水不漏的控制系统，让外国人按他的需要去看，去听。要蒙外国人容易得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九五九年二月对中国食品生产量的判断是“大幅度增长””。“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对外援助，也极少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五，美国在二十世纪末的外援远低于万分之一。可是毛泽东时代一贫如洗，外援居然曾达到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点九二（一九七三年）！

·一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中国最穷，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古巴的切·格瓦拉一九六○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向中国要食品的国家。彭德怀告诉他们中国老百姓很苦。可是捷克人充耳不闻。彭看出东欧都是“在我们这个干骨头兄弟身上刮油”。一九五八年，东欧与中国机器换食品的贸易达到了最高峰”。

·东德的乌布利希说他从报上看到中国农业获得奇迹般的丰收，问彭德怀可不可以多给东德一些肉，使东德能赶上西德的肉食消费水准，每人每年八十公斤？在中国，即使是城市里，每人每年定量也不过两三公斤。彭德怀沉默了许久，说：“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粮食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乌布利希这个斯大林主义者自己也虚构过不少数字，当然明白彭所言不差，但他无动于衷。中国老百姓挨不挨饿跟他没关系。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在上年五月取消食品配给制度”。

13．中共的劳改和劳教。中共强制犯人象奴隶般地劳作创汇，张林先生的《悲怆的灵魂》对此有非常详细令人信服的真实描述。中共的劳改劳教场所实质上犹如人间地狱。刘晓波先生在被中共无罪重判之际，却莫明其妙为中共流氓暴政的监狱大唱颂歌！至1980年，至少5000万人被劳改另有数量不详的人被劳教。1959-1962年期间，犯人死亡400万以上；1955年以前监狱犯人80%是政治犯；1960年初政治犯仍占50%，至1971年政治犯仍占33%。劳改劳教，留场就业，直到1960年代，95%的所有劳改犯在刑期执行完毕后，皆成为留场就业人员。至1980年仍有50%的刑满犯人留场就业。加上20-30%的在劳教人员。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绝大多数判刑实质上等于终身判决。

1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实质乃是中共对传统文化文明道德伦理文化的毁灭性破坏。起因乃是毛泽东为一已承传权力于至亲之私，同时掩耳盗铃般为已之极度无知狂妄所造深重罪孽涂脂抹粉，以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包装，对中国人民犯下罪不容赦的滔天大罪。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有反知识的传统。毛尤其典型。毛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大学要培养红色接班人，而非培养专家，应向所有贫下中农子弟开放。文革破四旧，即旧观念、旧文化、旧习俗、旧传统；砸烂一切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造反派均自认为是保卫毛泽东的红卫兵，他们几乎未受过民主或自由观念的影响。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至1979年期间，华国锋当政几乎未取得任何成就，未触动极权主义的任何东西。

·文革到底多少人死于非命？法国学者Jean-LouisMargolin在《共产主义黑皮书》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致死多数作者引证在40万人至100万之间”。（南郭注：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共官方过去的说辞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陷、迫害的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文革相关数据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000余人死亡；13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7000人；703万人伤残；7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学者丁抒认为文革杀人在200万以上；著名学者余英时认为文革非正常死亡在170万以上）。文革非正常死因分为三大块：一是迫害致死，约20万人被迫自杀。仅陕西一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有2000多人；二是因武斗而死，约50万人死于非命；三是因清理阶级队伍而亡，约50万人死亡；四是冤假错案致死，约15-20万人死亡；此外还有因红色恐怖被杀，至少10万以上属于此类。1200名军人被清洗枪决；刘少奇案涉及22000人被调查，拘押；文革期间300万至1800万干部被关入监狱牛棚；其中包括40万军人，知识分子中有142000名教师，53000名科学家和技术员，500名医学院教师，2600名艺术家和作家入狱；其中许多人被杀或自杀。上海官方1978年承认，10000人因文革致死。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说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毛泽东是文革的罪魁祸首：

·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对胡志明说：“这次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中小学”。

·1966年6月初红卫兵打人事件刚开始盛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传达毛泽东“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亦即“红色恐怖”的由来。

·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严厉禁止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1966年6月中旬毛泽东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时说“要武嘛”。宋随即改名“宋要武”。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说：“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武斗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周恩来解释说：“名义是抢枪，实际上是发枪。”

·王友琴博士据中共内部报告确认北京1968年8月20日到9月底，红卫兵在‘红色恐怖’中打死1772人；114600户被抄家，84000户被驱出北京；上海150000户被抄家，32吨黄金被抢；上海市郊川沙县8700户被抄家；淅江嵊县8000余户被抄家；武汉21000户财产被抢劫，32人被打死；62人自杀；全国城镇被抄家总数近1000万户。

·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谭宗级的《“五一六通知”評析》称：“仅北京市的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獄而死的即达九千八百零四人”。1967年11月，中央文革提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仅上海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高潮时，5，449人被迫害致死，审查的有17万人。

·北京大兴县群体屠杀黑五类。首开文革滥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先例。1966年8月26日县公安局传达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指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谢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随后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黑五类（南郭注：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而红五类则指党的干部、军官、贫农、工人和革命烈士）及其家属325人，22户被杀绝，最老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22]

·青海西宁解放军枪杀170名青年事件。首创军队屠杀平民的先例。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批示安微省军区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于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2月上旬，毛泽东又批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军区独立师独立团计13个连军人包围青海日报社，开枪打死169人，伤178人，逮捕群众近万人。这是文革中军人杀人第一例。

·1967年8月湖南道县群体屠杀黑五类事件。据1984年5月抽调1389名干部组成的《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确认：“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据道县检察长阎维胜调查，确切数字是打死20000人，伤者不计其数。”“道县地区文革死亡人数9093人，其中四类分子3576人，因类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26人，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其杀人决定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任意决定。[24]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因学校停课而回家结果与父亲蒋勋（原道县一中校长）和哥哥一道被贫下中农杀害。起因乃是：1967年8月5日在全县抓革命促生产总结会议上，县委副书记熊炳恩作报告：“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教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斗。”8月8日“革联”冲击县武装部抢走一批武器弹药。

·1968年5月湖南邵阳县贫下中农效法道县屠杀。何清涟女士曾撰文称：“邵阳市境内的资江河中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延续了半个月左右。”“杀人方式花样翻新：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活丢到河里。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在被害人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不过，可能何女士对具体时间可能记忆有误，因为湖南道县大屠杀发生于1967年8月至10月间，既非1968年也非5月间。[25]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视查中南五省专程前往湖南零陵地区听取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并指示：“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1982年春最高法院院长江华返乡，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杀人事件，江问道：“你们道县有多少和尚？”“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无天”。他的堂弟也在该屠杀事件中丧生。

·1968年江西瑞金县屠杀黑五类。有个公社将三查对象集中，令其在山上挖树洞，随后用铁锄锄死推进树洞埋掉，全县有300余名黑五类被以此种方式谋杀。

·1968年江西兴国县屠宰黑五类。在“三查”运动中该县也杀了黑五类其及子女共270余名。

·1975年7月中共命军队用大炮轰平云南沙甸回民村群体屠杀6000人事件。起因是中共自文革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宣扬无神论，歧视和压制宗教信仰，使回民信奉伊斯兰教的自由受限制；中共多次派工作组进驻沙甸，强迫回民养猪，改变生活习惯，限制作礼拜等宗教仪式，工作队员在村子里公开吃猪肉，并将吃剩的猪肉往水井里倒等，严重伤害了回民的情感，导致回民上访。中共污称回民受国外反华势力和台湾国民党特务操控，为其提供武器弹药，要搞叛乱，推翻人民政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等。叶剑英，邓小平下令部队平叛。由云南省、州、市党政领导组成的地方指挥机构和军区、军、师、总后分部组成的军事前线指挥机构。参战部队加基干民兵达一万余人，使用自动步枪、轻重机枪、75无后座力炮、82迫击炮、152加农炮、火焰喷射器及数百吨炸药。1975年7月29日凌晨三点开始进攻。

·文革武斗致死无辜平民近50万人：

·武汉1966年1月2日，造反派将3100名干部和保守派关押；1967年5月27日陈再道将军与造反派冲突第一次打死人；6月17日造反派头目被拘，但付出了25人死亡的代价；6月30日死亡人数增加至158人；保守派被击败后，600人被屠杀；66000人受迫害；1968年5月27日，80000枝枪枝被盗；

·广东红卫兵至少被打死40000人。1967年广东红旗派与东风派武斗，900人丧生；1968年8月19日，30000名军人和武斗农民围攻桂林，屠杀进行了六天才停止。恐怖扩散至农村，最后以黑五类为替罪羊，有些地区宣称：从此本区一片红，因为已以没有黑五类了。

·湖南华国锋被称做湖南屠夫。

·1968年陕西省安康县武斗中杀掉俘虏286人，在一次审讯中活埋了13人。

·广西红卫兵被韦国清将军屠杀100000人，（南郭注：主要是由保韦国清的“联指”，对造反派“四二二”及其同情者和无辜的黑五类的大屠杀。自1967年秋直至1968年8月达到高峰。其屠杀规模最大（十万众）杀人手段之残忍（剖腹挖肝吃人肉）在全国首屈一指。云南红卫兵死亡30000人。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编印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纪》概述道：“1968年7至8月一个多月中，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26]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至死84000多人。”“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成批爆破致死，成批戮死，成批掷下矿井，成批丢下山洞，剖腹挖肝，割肉挖眼，割头示众，吊割阴茎，先奸后杀，杀夫奸妻奸女，成批溺死皆有之；广西大地，血雨腥风，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1968年6月19日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谋杀县委书记赵永禧等21名干部，教师和学生，他曾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六名女学生，去中共却评选他为‘支左’好干部！”1984年“处遗”工作中概括称：广西枉死者数以十万计，光是活埋的就有十二万人？）[27]红卫兵非常残暴，但镇压他们的军人和执行共产党的命令镇压红卫兵的民兵武装更残忍。（南郭注：1968年8月南宁“四二二”红卫兵组织的广播员和成员共26人被“联指”用机枪扫扫射死。据称数千反革命被拉到邑江边用机枪扫射死，死尸一直漂到港澳地区，在香港领水捞获的死尸有七千多具。未被俘的“四二二”成员的家属共三千多人，躲进地下人防工事，结果被百年不遇的洪水淹死。1979年揭露当年的洪水实质上是工兵排长奉命炸毁上游的一座大水库的大坝所致）。

·广西省八个县大规模吃人事件。中共官方承认至少有137人，大多数是老师，校长，在当地干部和党组织操控下被活吃。（南郭注：正如纳粹的种族清洗犹太人一样，中共以阶级清洗即消灭黑五类，不是以他们的行为，而是依他们的身份任意处死。郑义先生在《红色纪念碑》中说他曾三次亲自前往广西调查取证，证实广西省数十个县在文革期间曾发生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吃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恶性事件，被活吃人数至少在3000人以上。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编印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纪》确认：武宣县、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浦北县、灵山县、贵县均发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蛮事件。仅广西武宣县自1968年6月15日至8月底被吃者100多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一人，挖心肝56人，割生殖器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18人，活割生剖7人；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全被吃掉；在武宣中学，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后，就地架起炉灶将老师剖腹割肉煮熟分食。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桐玲中学副校长黄家冯于1968年7月1日晚被批斗致死，次日晨被挖肝剥肉，只剩下一副骨架。接著一批人在学校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180人，其中刘维秀和刘家锦等人，打死刘振坚后；轮奸其未满17岁的女儿，然后打死，剖腹取肝，切乳割阴。）

·上海王洪文1967年二月夺权后，于4月27日将造反派头目处死并当场杀掉。张春桥于7月说：“如果少数人被错杀，这无关大局，但是让任何真正的罪犯逃脱将造成大灾难。”

·内蒙古内人党事件，346000人于1968年5月被调查，16000人死于枪决、酷刑和自杀；87000人终身残疾；相似的指控在云南省造成14000人被枪决。

·1968年“516”事件，全国追查，外交部2000人中有600人被调查；北京8341部队从北京大学纠出178名敌人，并在审讯中打死10人。

· 1968年陕西省一家工厂抓了578名“间谍”，及1200名同谋。

·文革期间超过20万人被逼自杀。1966年8月24日，北京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杀，此后至少有100余人投该湖自杀。上海演艺人严凤英自杀后，尸体奉命被解剖据称她体内藏有收发报机。仅上海在文革中被打死和被“鬥爭”后自殺的總人數，根據1984年上海對文革案件的複查，有11510人！

15．1970“一打三反”运动。“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1967年1月13日聯名發出的《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第二條說“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而现行反革命则可以枪决。希特勒時代德国法律規定，“侮辱元首者，拘留兩星期”。文革時代，對毛林遠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槍斃！在此期间出现的“现行反革命案”中，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中央首长”的言论罪案件数量最多。这类案件中，有的是对“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个人崇拜做法的批评、议论；有的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认为是“恶毒攻击”，以现行反革命罪处以刑罚；有的是支持1976年“四·五”天安门革命行动，被当作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替“走资派”鸣冤叫屈，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中央党校教授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称：“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00万人，杀了数以千计的人。

·至1972年，仅上海有约3万人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查处反革命集团案122个，1，651人被迫害致死。估计全国被迫害致死的人数达50万。

·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称：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的70人中，1970年处死者占68人；天津市错杀的28人中，1970年处死者占22人。

·中共暴政的野蛮残暴在文革期间登峰造级：

·张志新，系辽宁共产党干部因为刘少奇鸣不平被捕，被中共恶警故意唆使重刑犯人强暴后逼疯，仍然被丧尽天良的中共处死，1975年4月4日处死刑前被残暴地割喉！而她并非第一个受此酷刑，此前辽宁已实施近30次！

·李九莲，临刑前中共恶警将她舌头跟下颚拿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后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又遭歹毒之徒奸尸割去双乳。

·钟海源，因为李九莲打抱不平被中共法庭判12年徒刑，因多次被严刑逼供，打断小腿骨高喊打倒华国峰被改判死刑，刑前被活体取肾。

·黎莲，因被男朋友出卖，年仅18岁于1970年被以反革命罪名处决；刑前被活体取肾。

·曹刚山1948年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文革期间被判8年，关押中攻击文化大革命，加判20年，不服管教，攻击毛泽东，判死刑，枪毙前，狂呼"打倒暴政！打倒毛泽东！"被狱卒、狱医用医疗器械撑开牙齿，连根割断舌头。

·史唐枫，在因反对而获罪的"四人帮"倒台后，仍被押上刑场，行刑者怕他临刑前说出真相，便用东北缝绵被的大号针线缝死了他的嘴唇！）、

·陆鸿恩，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因涂写《毛主席语录》于1968年4月27日处死）刑前被割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