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所谓“旧西藏是一个封建农奴制”的说法纯属虚构
北京的说辞
旧西藏是人间地狱，达赖及其上层集团领导的这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剥削和压迫着百分之90的西藏人口。这是一个黑暗，反动，野蛮，残酷，落后的社会，并布满帝国主义代理人。
因此，中国派出2万多解放军“以打击反动派并和平解放西藏，从而百万农奴得以翻身。被解放的藏族人心系祖国，与所有其它少数民族和睦相处”。
北京仅用两个小段落总结了西藏的文明和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天真的要命，因为它的基本论点是，中国已经并将永远对西藏行使其主权，并一再辩解其暴力占领。
长征幸存者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曾表示，“研究历史问题一般不应详细，...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描述红军长征的决定性作用.. 。一旦我们进入细节，我们会遇到不能轻易解决的许多问题”。他精通中共党史。
杨尚昆是向他的党回避真相、创造神话开了绿灯。这种神话创造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长征历史上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土城，遵义战役遭受惨败的历史被抹去了。
真相恰似苦涩的药片，它具有治疗病症的能力。但是，对北京来说，真理就像法治、个人自由和民主那样遥不可及。甚至在自己的历史真相中轻易删除长征的不快事件。
难怪过去50年来中国一直采用相同的谎言描述西藏，我们不得不羡慕北京中宣部以其丰富的形容词来形容“旧西藏”。人们只能猜想，他们缺乏真理，所以必须辅以生动的形容词，把旧西藏描绘成一个邪恶的社会，其唯一的原因不外乎合法化北京对西藏的控制。
我们的西藏与他们的西藏
1949年中国入侵前，西藏既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也不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她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经济上自给自足和文化上独特，而在行政上保持着当时与世界许多国家不同制度的民族。
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开始，西藏的统治者发表了佛教原则为基础的道德准则。其实质是，统治者应作为其臣民的父母。松赞干布的“道德规范16条”和之后历代执政者先后颁布的16、15、13、12条法典上充分反映了这种精神。
正如在其它任何社会那样，西藏也有很多法律制裁方法，其中有些是本土的惩罚规则。然而，根据当代藏族学者嘉央诺布的研究证明；‘木枷’和脚镣以及‘凌迟’等大部分惩罚是满清带来的。 （译文载于：http://woesermiddleway.ti-da.net/e2806306.html）但这些措施也不会轻易使用，只是在重复犯罪时才执行。 1898年，西藏通过新的法令，除叛国罪或危害国家利益等重罪外，取消多种残酷的惩罚方式。把罪犯流放到偏远的地方是西藏较常见的处罚方式，比如，土登根培被流放到贡布。他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宠臣，但后来被控未把达赖喇嘛病情及时报告内阁而治罪。
20世纪初，西藏的法制系统和法律规则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而变得更加先进，如果不满地方掌官的法律评断或遭受庄园主的虐待，所有西藏公民则可以直接上诉最高政教领袖达赖喇嘛。
相对于当时的中国乃至今天的中国普通公民无法享受审判公正，法治和个人自由，‘旧西藏’是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沃伦史密斯在《是中国的西藏吗？自治或同化》一书中证明；“去过西藏的中国人，其它外国人士或西藏人见证了这一点 ”。
西藏高原的所有土地属于国家。史密斯写道；“西藏政府间接通过传统王公贵族、游牧头人、寺院管理西藏”。他们通过政府赋予的权力，在其管辖地区内征收税目。国家又从他们得到收支和服务。
西藏的寺院是学校，大学和艺术，工艺和医疗中心。寺院作为西藏纪律严明的教育和知识枢纽中心，也是藏族传统生活方式的典范。他们还为政府进行各种宗教活动。
在‘旧西藏’，土地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国家直接管辖的农民，这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税种大多要支付产品，如粮食，羊毛，酥油等，他们也可以向政府官员提供劳动力和运输服务等方式支付差役。
在西藏中部人口中很小的比例是佃户。他们从贵族和寺院租得土地，并以实物或体力劳动向财产持有人支付租金。据史密斯的研究，他们成为“相对富裕，有时甚至出借资金或粮食给庄园主。他们还拥有法律权利，以便对庄园主采取法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仲裁者是达赖喇嘛”。
没有一个制度是完美的，中国占领前的西藏行政部门也如此。有一些过激的庄园主过度膨胀，使其不少佃户遭到不公平的对待。但总体上工作，该系统对富人和穷人同样有利。在历史，西藏从来没有经历过饥荒，乞丐人数也屈指可数。
因此，把西藏整个系统标记为“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是大汉沙文主义的集中表现，也是适应北京的政治需要而彻底歪曲西藏文明。
西藏有史以来第一次饥荒是1959至1961年间毛泽东发起的疯狂的庞大计划——三面红旗造成的。这个对经济全面带来灾难的政策，至少酿成36万中国人和西藏人的非正常死亡。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通过乌托邦人民公社造成局势的恶化，据中国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刘晓波的说法；“数百万人成为顺从的奴隶 ”。由于没有私有财产，个人自由和全面禁止言论自由，令中国成为奥威尔噩梦。
党的镇压的触角广泛伸展在今天的中国。裴敏欣写道：它的经济成就“隐藏着中国的新列宁主义国家的基本缺陷，北京的专制政治正在孳生和积聚自毁性的力量──将朋党资本主义、猖獗的腐败和越来越广泛的不平等危险地混合起来”。中国已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高的国家之一。
共产党控制着中国国家工业固定资?的一半。它垄断了汽车、自然资源、电信和能源等一切重要领域。党使用这些经济杠杆，把大量商业合同给予自己中意的精英。换言之，北京实践封建制，给予其选定的一部分人施舍昂贵的实物，而剩下的绝大多数饥饿的人口，则处于愤怒和不满中。
北京在西藏的表现更令人失望。在过去的50年，西藏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已变成仅靠资本主义的外衣下推行社会主义强硬政策的‘新列宁机会主义者’施舍的对象。西藏人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土地和巨大的自然资源被抢走，他们的文化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知识分子，农民和牧民的任何反抗压制的声音都将遭到无情的打击、失踪、长期监禁或处决。
从早期所谓的民主改革开始，到2009年完全可笑的纪念‘百万农奴解放’事件，北京系统地制订了详细而周密的政策、指令和指导方针，企图把西藏人置于永久顺从的庶民。
因此，嘉木样诺布写道：西藏已成为“一个残酷无情的达尔文现实主义的影子，...处于有偿提供情报者，秘密警察，监狱围墙，酷刑，处决，失业，种族主义，濒临灭绝和文化全面消失的境地，个人家庭生活中流露出暴力袭击和日益绝望”，这是西藏人的现实日常生活，与北京官方杂志用饱和的彩色照片描绘微笑的牧民在草原上拥抱天空，城市高层建筑鳞次栉比的景象完全相反。
和谐的嘴巴，造谣的乐队
北京对西藏的宣传计划是旧瓶里装老酒，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千篇一律地虚假声称西藏是一个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等等。最近，高呼北京这种宣传的责任已经给予了西藏少数精英和党的干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说；旧西藏“占人口不到５％的农奴主阶级占有全部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控制着占人口９５％以上的农奴的人身自由”。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嘎玛说；“达赖集团在国际上大肆恶毒攻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内不断组织策划分裂破坏活动，时刻梦想在西藏恢复反动、黑暗、野蛮、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热地说；“在旧西藏，达赖和他的追随者是封建农奴制与神权专制的‘总代表’”。拉巴平措还说；“今天生活在西藏的广大翻身农奴和他们的后代最清楚，谁是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者，谁是西藏人民幸福生活的干扰破坏者”。2008年3 月，西藏境内的藏人用和平抗议的形式清楚地表达了谁是“他们幸福生活的破坏者”。到底谁是破坏者，谁是保护者呢？
拉巴平措，热地和受雇于北京的其它藏人官员为了取悦不知西藏实情的领导，兜售着党制造的一连窜谎言。
“除非你[中方]能消灭我们心中的热情，否则你的所有毫无结果的动作只会加强我们的激情和团结”，这是西藏安多年轻僧人贡噶仓央的心声，因为写了这篇文章，他被判了5半。 （全文载于：http://tibetwrites.org/?Who-are-the-real-separatists）
被占领下的西藏人之内心深处这样深刻的情绪明确表明，北京没有很好地解决西藏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根本问题。
埃利奥·斯普林特教授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写道；“中国宣传的一个共同主轴是，达赖喇嘛策划返回到西藏的目的是恢复农奴制，以便做自己的大农奴主，这纯属虚构”。（全文载于：www.feer.com/essays/2009/april/china-digs-in-its-heels-in- tibet）这个问题攸关600万藏人的自由，绝不是达赖喇嘛的私人利益和声誉的问题。西藏精神领袖只是要求权利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透明、和平的西藏，藏人能够不受指挥地思考、说话和行动。
罐腹党新的贵族
2008年，在整个西藏大规模的和平抗议之后，公盟法律研究中心派遣调查人员进入藏区探究事件根源。根据这一大胆和历史性的报告的结论，在藏区，“就在很多地方形成了“盘根错节”的本地权力精英网络，地方权力寻租和行政低效成为家常便饭”，这些地方精英与其它既得利益集团相勾结，形成了“新贵阶层”。
公盟报告还提到，“区别于传统贵族，这些新的权贵阶层的特征是：他们占据合法性的高地，社会资源更复杂，力量更强大，新兴贵族的权力更多是来自于中央认可而获得‘外部源生’合法性。”，因此，“效忠中央政府非常强劲。”
传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总破碎，使得所有社会资源都被北京和新贵阶层垄断，大多数西藏人却被日趋边缘化。这就是西藏人在‘新中国’的命运，在它的全盛时期鼓吹并高喊的无阶级社会的理想早已被罐腹党抛弃了。
结论
占领之初，北京推出了民主改革运动，“以确认和镇压藏人的反抗并在西藏人的生活上彻底获取社会和政治控制”。中国继续通过标记‘旧西藏’是一个人间地狱般的封建制这个议题，凸现自己作为光辉的解放者的角色。但解放者培养了一群“新贵族”，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欺压没有任何报偿的大多数人口。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北京利用新获得的财富，通过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演古戏打破锣——宣传其党的路线。
无论北京多么修磨并且重复其编造的可笑谎言，西藏人刻骨铭心的现实是不可能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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