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三位活菩萨
1937 年11月，上海失守，日军随即全力进攻国民政府当时的首都——南京。各国领事馆三番四次催促国民离开，但仍然有十多位欧美人士坚持留下。在中国政府的同意下，他们成立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美国驻华大使馆、金陵女子大学、鼓楼医院等建筑物为中心，在区内设立25处难民收容所。这群外国人，将他们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甚至生命奉献给中国人。他们跟当时栖霞寺的寂然法师一样，本着大无畏的慈悲心，扮演南京人民的守护神，为南京大屠杀这段悲惨历史写下人性美好的一页。
守护神之一约翰‧拉贝：不帮日本盟友 反救南京难民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是德国一间跨国公司经理，亦是德国纳粹党在南京的最高代表—约翰‧拉贝，他后来被称为”南京舒特拉”。他说：”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拉贝出生于德国汉堡，20多岁来到中国工作，一住就是30年，早以中国为家。因此，大屠杀期间，他不但没有协助日本这个盟友，反而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人道救援中国百姓。他甚至开放自己家里的花园，收容600多名附近的居民。
“没有他，我们活不了”
现年84岁的穆喜福曾是拉贝的邻居。日军进城时，他只有14岁。看见街上、马路全是死尸，慌忙地与姊姊、舅舅、表妹等共53名家族成员，跑到拉贝家里来逃难。
他说：”没有他，我们活不了。这个门是打开的，他给进的，也不阻止我们，我们就在这里架起帐篷，不是我一个呢，而是几百个人。我们叫他老毛子。他有一面德国旗子，相当大，架起在草地上，日本人的飞机想投下炸弹，看见纳粹旗就不敢投了。”
作为安全区的主席，拉贝与十几位委员积极寻求国际援助，并募集资金，为难民购买粮食。眼见一个又一个强奸、虐杀惨剧发生，他不断向日本领使馆抗议，甚至发电报给希特拉，请求出面阻止日军暴行，可惜都不得要领。由始至终，日军都拒绝承认安全区，他们更不分昼夜地闯入，强奸、抢掠及杀害有可疑的难民。
守护神之二魏特琳：坚守金陵校园 庇护两万妇孺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育系主任魏特琳是美国传教士，1912年毕业于伊利诺大学。之后，远赴中国从事教育工作。1919年，她受聘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矢志推动女子教育。她热爱中国文化，更改了一个中文名字──华群。大屠杀期间，她是少数仍然留守南京的外国女人。
”我对华小姐的印象非常好，确实太好了，日本人来的时候，她就一直跟着他们，然后把他们送出去。”今年81岁的熊秀芳，家里原本做生意，中日战争爆发，父亲为了守住产业，一家留在南京，直至日军进城，母亲便带着她和手抱的小弟，逃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事隔70年，熊秀芳仍然清楚记得魏特琳跟她讲过的说话。
她说：”南山那边的难民区，人又多又没有厕所，有些女孩就在路边小便，华小姐跟我们讲，叫我们不要在那边小便，否则被日本兵看到了，马上就会被抓过去。”
”有一次，日本人用卡车把一批中国青年载过来，华小姐对我妈妈等人说，你们要下去救那些青年，怎么救呢？你们就认作是他们的亲戚，然后把他们拉过来。结果，救了差不多2,000人。”
和衣而睡 随时应付日军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高峰期共收容了两万多人，绝大部分都是妇孺。不过，由于聚集了一大批年轻妇女，反而成为日军滋扰的目标。有许多个晚上，魏特琳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随时起来应付突发事件。她还组织了巡逻队，日夜守卫校园。此外，又到处张贴安全区告示和挂上美国国旗。可是，日军根本视若无睹，他们甚至以一卡一卡的车辆，强行载走躲在学院内的妇女。
”上帝！请求穽阻止日军凶残的兽性……保护在漫长夜晚中备受威胁的年轻妇女吧！但愿没有战争的日子早日来临！”
魏特琳和拉贝都是本着人道主义救助中国难民。他们把在大屠杀前后的所见所闻记录在日记本上，这些资料成为日后考证南京大屠杀史实的重要文献。
守护神之三寂然法师：毋惧佛门浩劫 开寺接济万人
除了留守南京的外国人，在南京城外的栖霞寺，亦埋藏了一段寺内法师当年救助两万多名南京难民的事迹。
拥有千几年历史的栖霞寺原是佛门清静地，大屠杀期间，南京人误以为日本人信佛，躲于寺庙能保存生命，结果数以万计难民蜂拥而至。
”当时我师父在庙里谂经，也不知道在城市进行了大屠杀，就发现很多难民成批的往庙里跑……”栖霞寺现任监院传真法师表示，虽然他未亲历大屠杀，但他的师父慧坚法师过去跟他提得最多的就是这段历史。
他说：”第一次跑来了500多人，说日本攻打南京，在城里进行了大屠杀，我们无家可归，无处可跑，被日本鬼子收了物品，希望师父你慈悲收留。当时，十几个法师意见不一致，说这么多难民涌进来，要给他们吃和喝，如果日本人要到庙里来，我们这个庙也保不住。然而，我们寂然法师态度非常坚决，他说我们都是缘缘众生，我们都是出家人，要体现出家人的慈悲精神。”
寂然法师是当时栖霞寺的三当家，亦是日军入城时，寺内唯一留守的当家。他本着佛家慈悲之心，救助南京难民。不过，随着人数愈来愈多，给栖霞寺带来的压力亦愈来愈大。
200人的食物 救活2万人
”所有房子住满了，没办法，门口、广场也住满了人。他们冬天搭席子，就这样人挨人，挤不下，把破凉席顶在头上，这样一天一天熬过去。”传真法师说，寺内原本只有供200个出家人过冬的粮食，一下子涌进了2万人，把食物都耗光了。
除了照顾难民，手无寸铁的法师们还要应付经常到来骚扰的日本士兵。传真法师说：”每天，日本人总共有十几次操到我们栖霞寺来，有一次强奸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有次把小孩打死了，我们的大师也没办法，只有不断地阻止他们。有些师父也牺牲了，被日本人打死。”
恩人晚景坎坷 受助者悲悼”菩萨”
惠泽百世 1938年元旦，日本控制的新市政府 —— 南京自治委员会成立。2月，日军下令所有难民必须撤出难民区，于是，两万多个难民在栖霞寺历时近4个月所受的庇荫至此结束。经历一场浩劫，心力交瘁的寂然法师，于两年后圆寂。
由于日军一再施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安全区的工作基本结束。
与此同时，委员会主席拉贝亦被他所属的公司召回德国。在返回德国后，拉贝仍然致力为揭露日军暴行而奔走，包括四出公开演说，并展出由美国传教士马吉牧师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真实纪录像片。
“他救活我们，自己却受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为曾是纳粹党员身份而被捕。之后，一家人的生活陷于极度困苦。当年曾受拉贝恩惠的南京难民知道后，发起募捐救济。其后，拉贝于1950年中风去世。
”难过呀，我们心痛。”当年在拉贝家避难得以保存性命的穆喜福知道拉贝的下场，显得十分难过。”他把我们救活了，自己却受罪。”他说。
跟拉贝一样，魏特琳晚景亦坎坷。经历大屠杀的洗礼，魏特琳的精神饱受困扰，在多方劝说下，她于1940年离开南京，返回美国休养。但回到美国后，魏特琳的精神状况一直没有好转；一年后，她在家中开煤气自杀，结束了55岁的生命。
当年受魏特琳保护的熊秀芳，看见矗立于南京师范大学的魏特琳铜像时，不禁感触起来。”你救了我们多少中国人？要不是你，我也不能来看你。还能活到81岁吗？老早被日本人弄去了，想想看。你是我们的恩人，我们要把你当菩萨供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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