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野不史文质彬彬的唐朝

      

                        吴道子《八十七神仙图》局部

《论语雍也篇》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论述君子的理想人格，表现在精神气质上就是文质彬彬。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精神气质，由“质”和“文”两个基本要素构成，质相当于质朴，文相当于文雅。质文双方，任何一方所占比重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平衡丧失，出现“野”和“史”的两种极端。只有搭配得当，才是理想的文质彬彬。

这是观察个人精神气质的标准，可不可以用来衡量一个时代呢？

还是孔子，在《礼记表记篇》中留下一段语录：“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显然孔子也是在用文质概念观察一个时代。在孔子看来，夏朝是质胜文的时代，而殷周是文胜质的时代。清代刘逢禄《论语述何》，把夏商周三代用文质互代过程来描述，他说：“殷革夏，救文以质，其敝也野。周革殷，救野以文，其敝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质彬彬者也。”关于夏商周，究竟是史是野，不是这里要讨论的话题，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可以用文质这一对概念概括一个时代。

唐朝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在接触了许多唐代的具体故事之后，我以为唐朝的精神气质，正是不野不史的文质彬彬。有人归纳唐朝，认为是青春气象，但无法体现唐人的智慧和理性。比较起来，秦汉时期的中国，更像是青春勃发期，昂扬向上，但粗枝大叶，敢想敢干，但不失野蛮。民间百姓，皆以复仇为秉性，一言不顺，拔刀相向。豪杰勇士，动则发动群众围攻政府。酷吏执政，成百上千地滥杀无辜。一方面拓土开疆，一方面虐待百姓。秦汉政府也是青春期型的，勇往直前，蛮横无理，都可以看作是青春期的冲动、盲目和蛮干。

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分裂、社会动荡和民族融合，中国如同经过了初婚期的迷惘一样，对于幸福开始有了相对稳定的看法。在风格上有意识地远离野蛮，与此同时努力修习，滋润自己的精神。身体上在青壮年之间，不会争强好胜，但是绝不畏惧挑战。习惯用智慧解决问题，理性地看待社会、国家和一切重大课题。向历史汲取智慧，理智地对待一切，不急不躁，气质优雅，风度翩翩。既有将军三箭定天山的传奇，又有红叶传书的浪漫故事。智勇双全，侠骨柔情。这正是文质彬彬的唐朝。

唐朝过后，中国的体质似乎严重下降。聪明的人越来越多，朝廷上下充满美文式的算计。宋朝的殿堂，几乎是文学家的聚会，文章风流潇洒，可是政治总是阳刚不振。每到关键时刻，总会有很多大臣主张妥协，算来算去，最后放弃的总是一个国家应有的精神。拼死一搏的念头在宋朝永远居于下风，以至于“死亦为鬼雄”的豪言壮语只能出自女子之口。“恐辽症”比辽朝存在的时间还长，恐满症接踵而至。也曾出现岳飞、戚继光这类昙花一现的英雄，但是当时的环境注定他们要以悲剧结束。这也恐惧，那也恐惧，说到底就是怕死。这不就是垂垂老矣的症状吗。对内以文抑武，对外幻想以夏化夷。文胜质则史，最终只能如此。

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我说呢，文质彬彬我爱唐。唐的文质彬彬，起源于唐太宗时代。高祖时一方面是武装斗争扫平天下，一方面欣赏隋文帝，亦步亦趋。 而从北周到隋朝，不仅统治者的最高层原本属于一个集团，武力应对天下的主流思维从来没有放弃。隋朝的短命与秦朝的短命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过分迷信武力。 这种习惯是唐太宗时代放弃的。唐太宗听从了魏徵的建议，以德化民，行王道路线。贞观四年，唐朝灭亡东突厥，各项政策也开始见效，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开始呈现。然而，贞观遗产，不仅仅是优异的治理天下的政绩，还有文质彬彬的时代精神。

唐太宗是一位武力打天下的皇帝，他一直很自豪在创业帝王中，真正亲临战场的只有他自己和汉光武帝，而光武帝开始创业的时候，年龄整整比唐太宗大了十岁。 年轻时的尚武习惯有利于唐太宗的军事活动，而当上皇帝以后，唐太宗成为最热衷读书的人，手不释卷，孜孜以求。他的家教有利于他的艺术追求，对音乐很精通。 于书法，他更有自己独特的心得。唐太宗清醒地认识到阅读对于治理天下的重要性，强调读书润身，他甚至时常后悔年轻时没有早点开始读书。《全唐诗》留下了一些唐太宗的诗歌，由此我们得知他的一些文学观察。“晚烟含树色，栖鸟杂流声”，在落日入西山的时候，他写下这样的诗句，可见他的观察细致入微。他也跟许多诗人一样，珍惜生命，伤春悲秋。根据历史的记载，唐太宗还写过宫体诗，可惜没有留下来，否则也会给我们提供认识唐太宗的又一个角度。然而，就是同一个人，在战场上率队冲锋，出生入死，身体矫健，反应敏捷。唐太宗是文武兼备的皇帝，他就是文质彬彬的代表。

唐太宗以纳谏闻名后世，理性行政在他的执政时期表现卓越。他减少死刑，取消肉刑，生命受到尊重。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被杀，将军丘行恭取死者的心肝来吃。唐太宗听说，对丘行恭说：如果这样可以表达忠孝，那也应该让太子诸王来吃，怎么会轮到你呢？法律有明确规定，你何至于如此呢？丘行恭的行为属于野蛮，太宗的指责针对的也是野蛮。即使是忠诚，也要有一个优雅的表达方式，这就是唐太宗的要求。县尉几乎是最小的官员，可是刘仁轨这个县尉竟然把当地的最高军事长官折冲都尉给杖杀了。虽然，都尉在当地横行霸道，但是县尉是没有权利杀人的。怒不可遏的唐太宗要亲眼看看这个敢于打死大官的县尉，当他听到刘仁轨说，因为自己当众被辱所以才动用杖刑的时候，竟然宽恕了刘仁轨。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一种高贵的生命状态，唐太宗赞同并理解，所以宽恕了刘仁轨。

唐代崇尚优雅，任何报告都需要文学式的书写，即使是军队的胜利捷报，也一定很文学。那是一个唯美主义的时代。当官要通过身、言、书、判的考试，四个项目一个共同的指标就是美。那些被记入国史的人们，如果相貌堂堂，声音优美，史官通常不会忘记写上一笔。官员们的业余生活多是诗词唱和，曲水流觞。成功的诗作，被谱曲传唱。唐代的天空，流动着唯美主义的风。看看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就知道唐代的艺术成就，一些普通的边地画师，也能让后世叹为观止。更不要说唐代的书法了，那个高度一直让后人仰视。

也许你会说唐太宗不世出，太特殊。但是，看看同时代的人物群像，你也得相信，文质彬彬是普遍的。李靖，是唐代唯一可以称得上军事家的人，就是他出征可以 领兵打仗，入朝可以佐君治国。出将入相，几乎就是唐朝的特产。就是少数民族将领，同样温文尔雅。契苾何力来自北方的铁勒，是位忠诚勇气俱佳的将军。梁仁孝负责蓬莱宫的建设，绿化树选择了白杨，一次他对契苾何力介绍，充满自豪，说这些树长得快，三五年之内就可以让蓬莱宫树阴凉爽。契苾何力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吟诵了两句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这是《古诗十九首》里的诗句，契苾何力的意思是说白杨树属于古墓不属于宫廷。梁仁孝立刻下令拔掉所有白杨，改栽梧桐。能够如此优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于一个文官不是件困难的事，但契苾何力是位战场冲杀的猛将啊。这就是唐。

隋朝只有三十多年，唐朝面对的历史遗产主要是南朝和北朝。魏徵在《隋书》的文学类传序中，专门总结了南朝与北朝文学的异同优劣：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魏徵总结的南朝北朝文学，何尝不是南朝北朝的文化呢？相对而言，南朝的文化，正是文胜质而史，北朝文化正是质胜文而野。后来的唐诗，其实就是走上了魏徵希望的路，而唐代的精神气质正是合长避短，文质彬彬。既洗净此前的粗犷野蛮，也没有生成后来的柔弱哀婉。

唐朝在中国的历史上，乃至东亚的历史上，都是经典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