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权利觉醒 挑战社会不公

春节过后,内地爆发近十年罕见的“民工荒”,从珠三角到长三角,连四川、安徽、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都大叫缺工。表面看是经济回暖、定单回升令招工困难,深层次原因是新一代农民工权利意识觉醒,他们用自己的择业权向分配不公平、权利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发起挑战,逼政府提高数亿农民工的公民待遇。

今年的“民工荒”来势急、范围广,珠三角是其中的重灾区,估计欠缺劳力达三百万,致使企业有单不敢接,蒙受惨重损失。不少企业不惜以增薪、提高福利、放宽年龄学历限制等手段抢招民工,甚至直接到车站“堵人”。据广深多间人才市场透露,企业至少已将民工薪酬上调一成五,部分工种加薪五成,普通技工月薪达二千元,但仍“一人难求”。

“民工荒”卷土重来的直接原因是企业太抠,薪水太低。这些年来,各地以出口为导向的实体经济快速增长,投资者有丰厚回报,但资本与劳动力的回报根本不成比例,企业不断压低农民工收入以获取超高额利润和提升竞争力,农民工薪水停滞不前,即使加几个小钱也被通胀吞噬,而遍布开发区、工业区的农民工,有几人真正享受到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两天双休的《劳动法》?他们凭甚么要为企业奉献廉价劳动力?

追求尊严追索权利

另外,内陆省份加速发展,尤其是河南、湖南、四川、湖北、安徽等省相继进入GDP万亿元大省,民工需求骤增,也加剧了东南沿海的“民工荒”。四川民工能在老家找到工作,即使月薪比东莞低几百元,有谁还愿意拖儿带女、离乡背井外出务工,过著飘泊不定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群体正值大规模代际替换,“八十后”、“九十后”已占到农民工总数的六、七成,他们已不再是二十年前南下淘金一族,每月几百元就能打发。新生代农民工不再为养家□口打工,收入大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不仅如此,他们还拥有明确的权利意识,增加一点工资和福利已很难打动其心,环境差就走人,无发展空间即换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另一特征是希望尽快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但为现实所逼仍然生活在都市边缘。他们的父兄虽然已捞到第一桶金,但他们所需要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得不到公民待遇,而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对他们从来都是“经济吸纳,社会排斥”,需要时当廉价劳动力,不需要时随时回乡务农。因此,“民工荒”其实也是“民工权利荒”,单靠企业加薪,临时提高待遇,而当局不降低城市接纳农民工的门槛,要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安心务工,不过是一厢情愿。

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劳动力市场不可能干枯,“民工荒”只是社会不公的产物。可喜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再被动接受单向挑选,他们挑工作、选待遇、求尊严,以行动挑战社会不公,向当局追索基本公民权利,当局不想办法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民工荒”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拦路虎。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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