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 民谚还在流传，可很多年俗却消失了。现在过年，时间名称还是旧的，但内容已加入了许多新的“过法”。这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年俗这样一种与百姓水乳交融的大众文化，一旦失去其“家常日用”的基础，在经历过的人们的脑海中就只剩下回忆了。
灯笼杆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从我记事起，家乡每家每户几乎都竖着高高的用松杆或桦杆做成的灯笼杆，都存有一盏大灯笼。临近过年，每家每户用红纸重新扎好灯笼。到了年三十，父亲带着我在灯笼杆下部缠上五颜六色的彩纸。天黑了，年夜来了，家家开始升红灯了。父亲把年前就准备好的红蜡烛拿出来点燃，放到灯笼里，然后在院里把灯笼徐徐升起。一时间，小小的城镇里，家家户户都挂上了红红的灯笼。高高的，亮亮的。几乎每年的这一天，我和院里的几个小朋友走串小巷，看谁家的灯笼杆高，谁家的灯笼大。眼前是灯笼高挂，耳边是爆竹声声，空气里弥漫着平日里少有的菜香味和鞭炮放出的硫磺味，充满了浓浓的过年的气氛。最矮的灯笼杆也在3米以上，有的人家发现邻居家的灯笼杆高过自家，心里就不是滋味，思量着来年竖个更高的灯笼杆，现在想来，这也不是为了留住财神，而是满足好胜的心态。一晃之间，林城过年不竖灯笼杆已有很多年了。这固然很多人家住楼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如今的山上，已经不容许随便采伐树木了。
制冰灯
记得小时候，过年最好玩的是做冰灯。做冰灯非常简单，拿两只水桶注满水放在外面，等水冻住了，拿到屋子里放在炉子上烤一下，然后就能把里面的桶状冰坨倒出来。冰坨一般不会冻死，里面的水还没结冰，用烫红的炉钩子在上面一插就透到里面，再把水倒出来，就成了一个中空的冰坨。点上一根蜡烛放在里面，冰灯就做成了。用大玻璃瓶按此方法也能作成能手提的小冰灯。年三十，在门口一边放上一个大冰灯，赶上天上飘着雪花，深夜里孩子们会有进入童话世界的感觉。我们几个小伙伴，头上蒙着只露两只眼睛的棉帽子，孩子们手里提着小冰灯在院里跑着，嬉闹着，至今难忘。
贴年画
年三十，把家里墙上的旧年画换上新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家里刚开始贴的年画都是样板戏的剧照，李铁梅凝眉怒目，用力地去拉扯自己的大辫子样子现在还记得。文革结束后，年画变成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家里过年还贴过门神。“门神”一般贴秦叔宝和尉迟恭。据说这两位“门神”会帮着人们“守岁”，让一切妖魔鬼怪都望而生畏。
蒸干粮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每年的腊月二十九，家里都开始蒸干粮了。蒸的有馒头、糖三角、豆包，还有一种是用炼猪油的渣子剁碎掺点白糖和在一块当馅包的包子非常香。蒸粘豆包，是春节前不可少的一项准备。母亲做粘豆包最拿手，每年母亲要亲自到市场选购大黄米面、苞米面、大豆。根据大黄米的粘度，参入适量的苞米面。和好发好擀皮包上豆馅，上屉蒸熟。
炸果子
打我上学后，每年过年都能吃上父母炸的果子，香、甜、酥而不腻，形状不一，有圆的、棱形、长条形、翻花形……名字都忘了。我记得在腊月二十八的晚上，母亲负责和面，父亲负责油炸。只见盆里的面团在母亲的手中，就变成一个个形状不一的面团，面片，有一种果子的做法至今还记得，把面擀成小薄片后中间再切几刀，两头却不断开。用手捏着两头相互交叉一下，下到锅里炸。炸出的果子又酥又香。炸果子火候很重要，刚出锅果子，必须有点软，等放凉了就稣脆可口了。我们不等熟，就都嚷嚷着要吃。父亲经常不等果子放凉，就赶紧从锅里拿出给我们吃，年夜饭，母亲把做好的果子、糖果、瓜子、水果等都拿出来。在那物资紧缺的时候，也只有这一天可以放开肚皮吃。我们兄妹几个，想办法把果子藏起来等过完年再拿出来吃。可是，等过完年把储藏的果子再拿出来的吃的时候，由于保管不当，果子上长毛了。看着长毛的果子，谁也舍不得丢掉，还是能吃出么香、甜、酥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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