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壮大之谜》（九）

《中共壮大之谜》(19)：细致规定瓦解国民政府军队

这个文件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给全国民众一个明显的具体容易懂的对日作战的行动纲领。”

“2、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

“3、尽可能的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活动的可能，以便在实际的群众斗争上来揭穿国民党的真相，在事实上将反日斗争和反国民党的斗争结合起来。”

下面提出了七点方法，实际上是利用抗战的民族危机，巧妙地妄图推翻国民政府的方法。开头第一点是：“由一切所谓名流学者，新闻记者，及其他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的自由职业者等人（人越多越好，不要尽是色彩浓的，要尽可能的找到灰色的甚至平时是反动的，只要他同意这个纲领的共同发表）作为这纲领及委员会的发起人和赞成人。”这一条是先把中共躲藏在“灰色和反动”人物的后面；

“（二）尽一切可能使这个纲领在一切公开或半公开的秘密的报纸杂志刊物上发表（党报及党所领导的刊物报纸要在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报纸刊物登载以后再发表。”这仍然是要先掩护放暗箭者。）“（三）在公开或半公开的刊物上发表这纲领以后，我们要领导一切革命的组织立即发表宣言，表示赞成和掩护这一纲领……。”注意其中的“领导”两个字，任何时候，中共都是以“抓权力”为第一。

以下的三条也都是如何扩大影响和加强组织活动。最后第七点是：“要用一切力量使这个纲领及环绕在这个纲领下的一切文件达到士兵中去，首先是在‘剿共’前线和后方的部队中，必须使这运动在兵士中得到很大的响应。须时刻记得，没有广大士兵的革命化，所谓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及苏维埃革命最后胜利的保证是不可能的。必须利用上海战争时的经验，用广大民众的反日情绪来影响士兵（如士兵在路上走及店中买东西时，组织老太婆小孩工人学生问他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组织与士兵及中下级军官有关系的一切人，写信给他们，请他们吃饭……。”瓦解国民政府军队的方法，规定得如此细致。

该秘密信件的最后说：“此外，在实行这个策略时，要防止两方面不正确的倾向，一方面要防止误解为要减低阶级斗争和减低反对国民党斗争，实际上恰恰相反，正确的实行这个策略，是在实际上加强阶级斗争，加强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另一方面要防止我们许多同志和同情份子惯用左倾词句和情绪，而企图将这个纲领马上修改成为非常红的。……”

这两份文件中所显示：中共的推翻国民政府的根本政策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时候，没有任何改变，“武装抗日必先打倒国民党”的口号仍然在同一个文件之中；改变的只是中共的策略，即以抗日的名义，将国民政府争取时间准备战争的重要战略宣传和歪曲为“不抵抗”，同时鼓动立即全民向日本宣战来笼络人心，中共躲在背后，成立全国性的抗日组织，削弱国民政府的领导，再进行武装推翻国民政府的活动。

《中共壮大之谜》连载(20)：中共提出“建立统一战线”

历史已经证明，蒋介石主张忍辱负重，以妥协退让换取战争准备时间，是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中共利用民众的热情鼓动立即全面对日宣战，是为了一党之私的破坏抗战的行为。本来作为苏联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再结合中共领导人们的夺取政权的野心，就不会首先为中国人民着想，但是这里用抗战的名义来破坏抗战，就更从内部损伤了中国的抗战。

这里对于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内容，有必要加以说明。中共建立包括全国各个阶层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提出，是在共产国际在1935年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在这以前的统一战线内容，见于两个多月以后，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

其中专门对于以上秘密文件的执行情况，逐条总结得失，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指示道：“武装自卫委员会及其分会，应该发表通电，宣言或派遣代表向日本的工农群众，朝鲜，台湾以及世界反帝大同盟，世界革命互济会，世界左翼作家联盟等要求实际的援助，以达到中国民众在真正的武装抗日战争中取得日本的一切敌人之援助与掩护的目的。”

这证明中共中央这时候的所谓“统一战线”，仍然是基于阶级斗争原则，只是联合统一国内外的所谓左翼力量，这些力量是受到第三国际的领导，以推翻各国“资产阶级”敌人为基本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这时候并没有民族第一的思想纲领，按照列宁的理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器”（列宁“国家与革命”），除了苏联以外，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里需要保卫呢？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只能够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中共当时的作为，不仅仅符合共产国际的指令，而且在理论上也符合列宁主义。

沈阳民间收藏家詹洪阁向社会公开展示了日军散布的"告八路军将士书"、"九·一八事变"后悬挂在沈阳桥头的日本国旗等一批抗日战争期间的历史实物资料，向世人揭露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真面目，并为研究日军侵华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图为詹洪阁展示日军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悬挂在沈阳桥头的日本国旗。

在这样的理论指引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1934年7月派出了有名的“抗日先遣队”。为了这支“抗日军队”的出发，中共中央还专门发表了训令。现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集中的题目是：“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命令”。那时候，福建省、浙江省都没有日本的一兵一卒，而是国民政府的心腹战略地带。

中共中央规定以下任务：“甲、最高度的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一直到在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乙、最高度的展开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丙、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福建浙江边境上的单个部队。丁、深入到敌人后方去，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州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甲点中指出要在那里建立苏维埃政权；乙点的“反日运动”，是宣传，而不是对日作战；丙点指出的要消灭的敌人，全部都是国民政府军队；丁点是真正的战略企图。总之，这不是打击日本军队的“抗日先遣队”。

该先遣队以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中央代表，刘英为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军团参谋长，共有六千多人。这支“抗日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连具体指挥作战的参谋长都不知道。1956年曾经被授予大将军衔的粟裕，在198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记述道：“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中央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份‘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中央领导同志接见我们时，并没有说明这个战略意图。”在1973年，粟裕曾经询问叶剑英，这支部队是谁派出的；1973年，朱德就这次军事行动说：“是准备退却，派先遣队去做个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指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西南部转移）。”注2所以红军主力和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故事是编造的，根本不存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