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瘟疫流行死者遍地，长沙太守张仲景不畏生死，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不问政事，大开衙门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坐在大堂之上为群众诊治……
中国大陆A型H1N1流感疫情严重。图为山西一所学校的学生正在接受疫苗注射。Getty Images
中国福建武夷大学12月中旬传出600多个“甲流”（即A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学校没有采取隔离，并封锁疫情讯息。学生感到十分恐慌，而校医可能害怕自己受到波及，因此拒绝为发烧的学生看病。学生们群情激动，上网大骂说：“学校的医生居然连普通发烧的病都不敢看，害怕因接触而被感染，这是什么医德啊！”大家都骂他是兽医！
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曾将医生分为明医、良医、国医、庸医、巫医等。其定义为∶“学医者，有精粗不同，故名因之有异。精于医者曰明医，善于医者曰良医，寿君保相曰国医，粗工昧理曰庸医，击鼓健趋，祈禳疾病曰巫医。”至于其他，售假药、施骗术，根本不知医而罗致钱财的江湖医生，属于行径恶劣的医生。
瘟疫流行之际，医德为重
东汉末年，在桓、灵、献三帝共七十多年中，发生了超过17次以上的疫病流行，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当时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白骨委积，人相食啖”时有耳闻。当时的长沙太守张仲景是位名医，原本家族共有二百多人，不到十年间病死一百三十多人，大部分是死于伤寒病。
三国时期的王粲曾描述当时的情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而曹植也曾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后世从史料中可以窥知，东汉时，有些医生看诊并未认真诊脉，只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赚昧心钱。有些医生虽然师承名医，却只会因循守旧，并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荣华富贵。
所以当时死伤惨重，除了疾病本身之外，恐怕与医生的医德也有些关系，而医德是否也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呢？
坐堂医生：纪念张仲景之医德
慈济医学院医学系主任张世忠认为，“医德不光是指医师的内在涵养，而是专业医疗技术加上视病犹亲的态度”。
当时的长沙太守张仲景，痛心民生凋敝、疫疾猖獗，为了救人，他深入民间，召见各地名医，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药方，包括他个人的临床经验，著作《伤寒杂病论》，为伤寒病提出了整套有系统的解决方案。
在瘟疫流行死者遍地的状况下，虽然张仲景有了治疗的方法，可是当时规令官员不可入民宅，接近百姓。为了能够治疗广大平民病患，于是张仲景想了个法子，他贴出告示，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不问政事，大开衙门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坐在大堂之上为群众诊治。
张仲景不畏生死，亲自开堂帮百姓治病，其博大的医德，令百姓感动。自此每逢黄历初一和十五，衙门前均聚集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
后来许多中药店常冠名为“某某堂”，人们称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为“坐堂医生”，即是纪念张仲景于长沙郡大堂行医的善行！
哥不是医生，哥只是医院里卖药的
2009年10月21日，中国大陆的一位医生于网路发表一篇文章〈哥不是医生，哥只是医院里卖药的！〉，文中提到他在医学院毕业后进医院工作一年，觉得医院赚钱太黑了，他受不了，于是考研究所逃避了三年，在即将再度进医院工作的前夕，他“以尚存的良心留下印记”说：
“中国的医生，不过是帮药商卖药的售货员而已，无论是医院奖金还是药商回扣。”
“要创收，要拿到奖金，必须靠卖药和卖检查。”
“政府要求医生帮药商卖药（以药养医），自己再从药商那里腐败。”
“医院的利润，由卖药、卖设备（检查费）得来的！”
“卖药、卖检查的钱，不止养医院、医生，还养了医院背后一大群药商、器械商，还有负责审批、招标、定价、制定药品目录的贪官污吏！”
“医生自己也很愤怒，当我们背负悬壶济世的道德要求，同时承担卖药的业绩压力时， 我们里外不是人！”
协助两岸医疗纠纷的台湾“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林颖曾指出，曾有一台湾民众到西安旅游，因肚痛前往医院割盲肠，返台后因伤口发炎去医院检查，才发现不仅伤口没处理好，还少了一个肾。偷摘台湾民众肾脏，有技术却是害人！只有医德没有医术不能救人，但没医德肯定会害人！
当“医德”变成了“医得”，您想，那样的社会不令人毛骨悚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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