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至院长、两袖清风-于右任(图)

"穷,是我的光荣!"说出这句名言的,是国民党已故"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于右老,从出生到亡故,八十六年间,始终与贫穷为伴。弱冠之年,于右任参加岁试,考得第一。考官叶尔恺看完陕西全省考生的卷子,给于右任的评语是"西北奇才"。但这位西北才子的家里,竟然穷得连盐都买不起。八十六岁,于右老于台北寿终,他的最后官职是"监察院长",有关方面清理他保险柜遗物时发觉,里头只存有几张借条,总计积欠副官三万余元台币债务。于右任晚年告诉友人,牙疼的厉害,想去拔牙,可是担心付不出拔牙医药费,只好忍痛将就。尽管于右任两袖清风,如果我们纵览其丰富多彩,跌宕起伏,充满戏剧张力的一生,足可憬悟于右任其实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于右任,陕西泾阳斗口村人,生于公元一八七九年。三岁那年,母亲赵氏因忧心家贫,悒郁以终。于右任的父亲到四川做当铺学徒,无力抚养孩子,于右任被送到伯母房氏家中代为抚养,家乡自从回捻战乱之后,农田荒废,乡亲们多半兼营畜牧。

六、七岁光景,于右任见表兄养了一只跛脚羊,生下小羊,于右任吵着伯母也要一只跛羊,伯母只好花三百钱买下一只跛羊。冬天,调皮的于右任瞒着伯母,跟随几个放羊的孩子一块到野地里牧羊,忽然来了三只野狼,羊群和放羊的孩子们见状,吓得一哄而散,两只跛脚羊逃跑不及,被狼群拖走啃食。于右任当时在靠东边的坟地低头掘红根,未发觉狼只来袭。一只狼见到孩童于右任,正要从西边坟地袭击他,危急瞬间,幸而杨姓村民途经该地,连忙拿起镰刀,趋前驱赶野狼,拉着于右任赶紧往于家奔去。伯母在家里听到邻人惊叫,野狼偷袭羊群,于右任差点成为野狼盘中餐,吓得双腿发软,走路都走不稳了。

经此事件,舅父忧心于右任终日与羊群为伍,非长久之计。七岁那年,舅父送他到村中马王庙的学塾里,启蒙上学。家里贫穷,连买盐的钱都凑不出来。学塾课余,于右任到制作鞭炮的乡间作坊作短工,贴补家用。不久,炮房失火,经济来源更为困窘。天性聪颖的于右任,勤勉向学,幸能不为贫穷所困。二十岁那年,参加陕西全省考试,学使叶尔恺评价于右任是"西北奇才",给他第一名,补廪膳生。叶尔恺特意召见于右任,送他一本《出使四国日记》,于氏读后渐知国际大势。

庚子拳乱引发八国联军侵略,慈禧太后避难陕西,于右任本拟上书陕西巡抚岑春萱,请岑亲手杀死西太后,被同学力阻。二十六岁,于右任赴河南开封参加礼部考试,因为他在《半哭半笑楼诗集》中有一句"革命方能不自囚"的诗句,被家乡三原县令密告陕甘总督,称于右任是革命党人,于氏举人身份因被革去,并遭清廷通缉。

一九0五年,于氏为筹办《神州日报》,到日本考察,同乡康心孚(1884~1917,名宝忠,中国知名的社会学家)引介之下,他会见了孙中山先生。据于右任事后告诉亲友,会见孙先生那几天,为避清廷耳目,分外小心神秘。某夜,康心孚带领于右任走进一间秘密的小房子里,屋里只点了一根蜡烛,在黝暗的光线下,孙中山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于氏深为折服。在孙中山面前,于右任签下一份加入同盟会的盟誓,成为真正的革命党人。为了宣扬革命理念,他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启发国人新思潮,卓著贡献。

一九一八年,于右任主持陕西靖国军,和南方护法运动相呼应。一九二二年,创办上海大学。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于氏被推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同年,靖国军旧部胡景翼、岳维峻等人率领国民二军反直成功,电请于右任到北京督导,并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先生病逝于北京旅次。于氏在北京协助料理丧事。一九二六年三月,国民二军与奉军交战失利,陕西危急,在此同时,国民党亦自广东北伐。于右任在上海搭船前往苏俄,途经库伦,在五原誓师,国民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先解长安之围,再与北伐军会师郑州。

北伐成功,于右任历任国府委员、"审计院"院长、"监察院"战区巡察使、"监察院"院长。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实施"宪法",于氏当选第一任"监察院"院长,这个职务,也是于氏后半生最主要的官职。

自幼贫穷的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院长后,仍然不敢乱花一分钱公帑。抗战时期某日,于右任带着四位"监察院"同仁,撤退经过安徽祁门县,县长见来人是"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预备招待于右任吃饭住店,于右任告诉这位县长说:"我只有一件事情请您办一办!"县长问是何事,于说:"我们这一路上看见许多桥梁都损坏了,希望发动民工修理好。把桥修理好,比请我们吃饭好多了。"

于氏具备知识分子率真性格者,他的妙事趣闻多不胜数。

于先生是国民党内美髯公,蓄有一付飘逸的长胡子。据说,于右任为了保护胡子,每晚临睡前,必定把胡子梳理齐顺,再用一只布套装好,挂在胸前,以免睡觉得翻身,把胡子压坏了。某日与朋友聚会聊天,朋友问于右任:"您晚上睡觉时,胡子是放在被子里或是被子外面?"于右任从来不曾留意过这问题,猛然被这么一问,一时为之语塞。

第二天,于右任碰到那位朋友,抱怨昨天晚上没睡好。原来,朋友的提问,让他终夜辗转反侧,不知究竟该把胡子放被子外面,或者放被子里面,翻来覆去好久都不能入睡。等他一觉醒来,也忘了睡着之前胡子最后是放被子外面或是被子里面了。

于右任是民国时期知名书法家,友人请教他写毛笔字的妙方。于右任告诉朋友,因为他是陕西人,那里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发祥地,经常可见古代诸多书法名家的石碑真迹。于氏对汉魏碑造诣极深,自从他见过"广武将军碑"之后,他的书法风格为之一变,开始写草书。到了台湾之后,有一次从办公室下班途中,他的座车经过台北市和平东路某家商店门口,这家商店的招牌署名写着"右任"两字,于先生心想,他从未为这家商店题过字,这字明明是伪冒他的名义写的。他立刻吩咐司机停车,店主人一看是于右任,吃了一惊,于先生说:"你这招牌的字是假的,你取下来,我跟你写一幅真的。"店主人既感动又惭愧。

台湾时期,某年冬月某日,于右任正在家里看书。他习惯在家里客厅生一盆炭火,搁在炭火盆上煮一壶茶,边看书,边烤火,喝喝茶,好不惬意。正读书读得入神,蒋介石突然来到台北青田街公寓,探望于右任。于氏起身相迎,两人礼让落座之后,开心聊天。蒋介石见客厅烧着炭盆,担心炭气可能有损老人健康,提议于右任何不换两只大电炉。于右任连声说:不行!不行!电炉用电太贵。蒋介石当下交代随从人员:以后于院长家里电费由"总统府"支付。

蒋介石刚走不到半小时,两只大电炉已经派人送到于府。这事被新闻记者知悉,想披露报端,于右任连忙制止:这不能报导,"政府"当中的元老不少,"总统"如果每个元老送一只电炉,这要花太多公家钱,不好发表!不好发表!

于右老晚年经济情况欠佳,偏偏身体健康也走下坡了,小毛病不断,尤其常犯牙疼。有一次,右老牙疼得厉害,与朋友询及哪一位牙医最高明?朋友告诉右老,台湾省"财政厅长"周宏涛的夫人拔牙医术不错,于右任连忙问朋友,拔一颗牙多少钱?友人说,拔一颗牙三百元台币,于右老苦笑着摇摇头,太贵了!不要拔了。

还有一回,老人家喉咙发炎,他又问朋友,平常给他看喉咙的医生出国去了,有哪个医师比较好?朋友告诉他,许渭清大夫医术很高明,但医药费比公立医院贵些。于右任又摇摇头说,算了!不看了。

于右任年轻时贫穷,是因为家世缘故,年长之后贫穷,则是他一介不取,视钱财如粪土,而且总把私财大方济助亲友,对部属更是从不苛待。就以他担任院长期间的"特支费"来说,他是一分钱都不带回家里的。每逢月底,他经常问"监察院"秘书长:"我的特支费还有多少?"当他知道"特支费"尚有剩余,就拿起毛笔起草请客名单,把节余的"特支费"请同仁和公务上的朋友,到馆子里吃一顿。他从不把一块钱"特支费"留为私用。"特支费"不够用,他还拿自己薪水贴补。

于右任晚年财务状况窘迫,尤其到了空前艰困的情况。于右任在他的日记上透露:"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年)二月四日,春节将近,用费太大,将如之何?""二月十四日,近来费用太高,将如之何?""四月二十一日,开支太大,如何能继?""五月二十七日,我的钱已用干……"

据服侍于右任三十多年的老副官表示,于"院长"每月收入约新台币五千元,自己的费用之外,有时候还要接济朋友,所以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遇有急需用钱时,就找身边的副官调度支借。到于右任去世之日,还欠副官三万余元未偿之债。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二日,于右任在这一天的日记本上,写下这么一段话:"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在这段话的下方,于右任署名"右"字,而且还加注一句话"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接下去,于右任又写:"远远是何乡,是我之故乡,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不得大陆不能回乡。大陆乎?何日光复?"

越十日,于右任又在日记本上以他惯用的草书写下:"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两天后,于右任在日记本上写下一首歌,旁注:"天明作此歌"。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海峡两岸同胞日后脍炙人口的"于右任遗歌",歌曰: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祇有痛哭!葬我于高上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一九六三年春节过后,于右任本想去金门,意在眺望大陆,但要命的牙疼,迫使他取消了金门之行。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的日记上写道:"牙自相摩,难受,东西不能吃。以牙的事寻医生,皆无法解释。"牙齿不行之后,于右任健康情况每下愈况。

友人在回忆文章中述及于右老最后岁月,说他晚年时常一个人坐在客厅打盹,有时手中的书因为打盹而掉落地板,老人尚浑然不觉。

一九六四年八月,于右任脚肿加剧,起坐皆需人扶持,八月十二日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九月十八日,陷入昏迷状态。十一月十日,于右任以肝硬化并发症,病逝于台北荣总。蒋介石在褒扬令上说他"德行醇厚,器量宏深。早与同盟,鼓吹革命。危身奋笔,风动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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