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蓄"过高"，已是国内外一个相当普遍的共识。现在的争论焦点，在于这个问题有多严重，要怎样去解决。让人宽慰的是，中央政府有多个政策工具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有多大，大家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乐观派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是一种正常现象。这一派所关注的往往是家庭部门。中国家庭确实存了很多钱，大约相当于收入的30%到35%。这个比例肯定不低，但与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亚洲经济体相比较，其实并不算高得离谱。中国人还需要为其退休生活、子女教育和健康突发状况的资金来源而发愁。政府可以建立一张社会保障网络来降低存款需求，但这需要时间。
认为政策加剧了中国储蓄过剩的一派，所看到的往往是其他方面。比如他们认为，过去10年家庭储蓄水平并没有增加多少，所以不能解释为什么2003年以来，中国的"过剩"储蓄问题突然形成。其实，这种"过剩"储蓄正是中国巨大贸易顺差在国内的反映。
其他人关注的是近几年经历巨大增长的企业部门、特别是出口部门。中国出口商在全球市场赢得了巨大的份额，由此带来的收入不能足够迅速地用于支出或投资──尽管中国投资水平极高。所以这些收入最后又回流进美国证券市场。如果这算是对中国"过剩"储蓄问题的一个诊断，那么就有一个相对直接的治疗办法：让本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将有助于抑制出口，减少企业利润并增进平衡。
目前为止，这场讨论中还有第三种失衡未曾谈到：政府本身在近几年大幅增长的"过剩"储蓄。政府储蓄至少是两种趋势的结果。首先，政府收入在2008年经济危机以前的10年大幅增长。在经济繁荣期，任何政府的税收收入都会更高，但这并非事情的全部。另外的情况是，自1994年以来，中国政府已大幅改进其征税方法，受此影响，从1995年到2009年，税收收入增速平均超出GDP增速5个百分点。
从显示经济体内资金流动状况的官方资金流量数据来看，政府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4年的底部水平16.5%上升到了2007年的24%。这些数字与官方预算数据不符，从预算数据来看，比例要低一些。但资金流量可能包含了未予报告的预算外收入，包括目前为止以地方政府为最大受益者的土地拍卖收入。2009年的土地拍卖总收入可能超过了人民币1万亿元（合1,700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收入官方数据的17%。
第二，虽然政府开支也有所增长，但未能赶上收入的步伐。据资金流量数据显示，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将收入的15%至20%左右用于储蓄，而到了2007年，这一比率已经稳步升至44%。虽然政府投资肯定是来自这些储蓄，但是政府支出滞后的趋势还是一目了然。
在2008年末，全球需求的崩盘以及中国巨额经济刺激计划都给中国的失衡现象带来了巨大冲击。2009年中国经常帐户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已经从2007年的11.3%和2008年的9.6%降至7%左右，降幅达4个百分点。
同时，中国的"过剩"储蓄也相应下降。在企业层面，公司盈利、特别是出口企业的盈利受到了影响，收入出现下滑。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使得国有基建类公司从银行借入重金并进行投资。在收入缩水和投资加大的双重影响下，公司储蓄出现了下降。
政府部门也上演了相似的一幕。虽然在税务部门的艰苦努力下，中国政府在2009年还是实现了收入增长，但增幅只有8%至10%，与23%的支出增幅相去甚远。这导致中国出现了占GDP约3%的财政预算赤字，这一全民消耗储蓄的过程也在蚕食此前的"过剩"储蓄。
现在的风险是，随着经济复苏，政府的储蓄问题再度显现。为避免该问题，方法之一是限制政府收入，特别是从家庭中获得的收入。举例来说，中国政府可以改革农村土地的征用和出售政策。现在，当地政府和开发商垄断了利润，而家庭应该从中获得更大份额的收益。中国也可以下调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企业的营业税。目前这一税项是基于收入、而非盈利进行征税，这种做法非常有害。好消息是政府有意将其转为增值税。
另一个可以采取的策略是提高政府在家庭层面的开支。2009年，政府在医疗、教育和其他福利服务方面的开支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02年的4.9%提高到了7%。但是中国政府还应该做得更多。虽然中国政府现在在为九年制义务教育埋单，但政府应该考虑由国家承担起高中教育的费用。有半数中国农村孩子在15岁之后就再也没学上了。
新的农村医保系统也应该获得更多资金。目前在可保险疾病的治疗费用中，只有10%至30%能够得到报销，各地政策还有所不同。允许外来务工人员参加城市保障体系是另一个解决办法。
如果政府储蓄可以减少，那么将对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大有裨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的失衡危险将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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