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1918年鼠疫与北洋政府的应对

2009-12-29 22:54

东北鼠疫流行中的疑似病院

1917-1918年鼠疫，是民国以来的第一场大鼠疫。它爆发在绥远、山西地区，波及到华北及长江流域，遍及近半个中国。给受灾地区造成去很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北洋政府设立防疫机构、颁行防疫法规、动员社会力量，采取种种措施积极应对。在取得抗疫胜利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就目前而论，国内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疫病史的研究，仍相对薄弱，针对一次瘟疫的个案考察更不多见。大多数学者对晚清民国时期鼠疫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1]，而对于距此六年之后的1917--1918年鼠疫，关注者较少，研究成果有限[2]。尽管目前学界对于这场鼠疫的考察，其重点几乎全部在北洋政府的应对上，但是至今未见学者利用当时主要报刊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的研究。本文拟就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利用民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大公报》的大量报导，对1917--1918年鼠疫流行状况及政府的应对措施进行简浅探讨。

一、鼠疫的爆发及流布

1917--1918年鼠疫，是进入民国以来中国社会遭受的第一场大疫病，它的爆发同样突如其来。1917年8月，肺鼠疫首先在扒子补隆[3]一个教堂爆发流行，死亡约70余人，民众恐慌四散，致使肺鼠疫沿途向东南传播。9月下旬，一支运输毛皮的马车队，将疫情向外迅速传播至包头，10月中旬传入萨拉齐、土默特和呼和浩特，再波及清水河、托克托、凉城、集宁、卓资、丰镇等全区27个旗县。进而从丰镇、大同沿京包、正太、北宁、京汉、津浦等铁路传播到山东、安徽、南京等省市，构成全国范围的疫情传播。[4]

北洋政府最早收到的疫情报告是12月下旬五原城里一所教堂的三个比利时传教士的相继死亡。症状皆为头痛、胸痛、干咳、痰中带血。疫情在1917年12月呈大流行之势，沿着铁路和交通线迅速向其它省市传播。这次鼠疫到1918年5月被扑灭，流行长达10个月之久，以绥远、山西为重点疫区，疫情波及直隶、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共疫死14600人[5]，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以受灾最为严重的绥远、山西省为例，归化城「死亡枕藉」，附近的村落「死者不绝，生者逃避••••••人烟几断绝焉」[6]。鼠疫的传染速度也十分惊人，「得者头疼咳嗽咳血见血即亡，轻者三日重者顷刻殒命。无可医治，自发生以来死亡甚重，沿街倒毙日有所闻，每日平均死者不下三四十人。」[7]「余昨日由归化城归，始系该城及四乡鼠疫已经蔓延为患。余特至城里某村调查，见有死于疫者八人，三日后复至该处，又见疫死者已至四十人之数。」[8]

易于传染，无药可治，死亡迅速使得瘟疫给时人造成极为可怕的心里恐慌：「风凄雨愁，无天无日，日昼相逢，人鬼莫辨，则回视自身，亦莫知是生是死也。」[9]

二、北洋政府的应对

突如其来的大鼠疫，造成了数以万计的生命终结、数以亿计的财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造成整个社会的恐慌和不安。面对这场迅速蔓延的瘟疫，政府作出了积极的应对。

（一）设置防疫机构，进行防疫指导

北洋政府在得到绥属萨拉齐地区感染鼠疫的报告后，即呈请派遣著名防疫专家伍连德陈邦祀何守仁为防疫委员，到绥远大同一带查看办理[10]。在1918年1月4日得到伍连德医官报告归化发现瘟疫亟宜设法防备等语后，内务部当即提出国务会议与外交陆军交通各部门会商办法，并在1月7日组织防疫委员会[11]。此委员会属内务部，由各部选派委员共同组成。具体协调各地防疫、制定应对措施，监察地方官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此次防疫的核心领导机关。防疫委员会下设检疫委员、防疫事务委员和防疫区域视察员。检疫委员由「医学专门人员充任」，负责「指挥检疫事务员办理检疫预防事项并执行舟车检疫及其它救治事项」[12]；防疫事务委员，专门负责处理防疫文书事务；防疫区域视察员往返各疫点巡视疫情。

地方当局先后成立临时防疫局（处），从事检菌、捕鼠、诊断、调查、消毒、注射等事宜。不久，内务部鉴于各省区筹设的防疫检验机关均为临时性质且名称组织混乱，特颁行《各省区防疫各机关机关暂行编制》[13]，将机关种类及人员配置进行规定。依照规定，地方防疫机关依次为：防疫总局、防疫分局、防疫支局、检疫所、检疫分所、留置所、隔离所、临时病院（分疑似部及传染部）。这些局、所的设立因时因地制宜，但须将办理防疫情形及应置人员汇册造报以备查核。

防疫委员会会长江朝宗还特别关注卫生警察的作用，「无论有无疫症拟，于都会地方先办卫生警察并渐次推广于各属县。」[14]各级防疫机关都设立有卫生警察，以保证防疫措施的执行。

（二）颁布防疫法规，将防疫纳入法制轨道

此次政府防疫，极为重视法律的重要性。首先，北洋政府重视1916年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例》[15]，将其作为应对此次瘟疫的依据。如防疫委员会开会决定「以五萨等县为实行区域其东路丰镇为交通要道亦附在实行区域之内并于杀虎口清水河等处设防疫检查所」[16]，又如1918年内务部划定防疫区域[17]便都是依照《条例》而行。不仅如此，1918年初，政府还依据《条例》陆续出台了许多防疫法规。以教令第一号、第二号颁布了《检疫委员设置规则》和《火车检疫规则》[18]，以部（内务部）令颁布了《防疫人员奖惩及恤金条例》、《清洁方法消毒办法》及《军人检疫办法》[19]。以上述法令为基础，其它各部门、地方各省区都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颁布了诸多法令、章程。例如：《医员汽车检疫法》[20]、《北洋临时防疫处章程》[21]、《京汉铁路检疫暂行细则》[22]、《消毒防疫法》[23]等。

除此而外，在防疫的实际过程中，还制定出一些更为具体的法规、细则。如在埋葬鼠疫病人尸体的过程中，北洋防疫处拟定《埋葬队章程》[24]，在强调民众进行卫生清洁中，北洋防疫处颁布《个人卫生方法十五条》[25]，在进行防疫筹款中，制定《防疫消毒规定收费办法》[26]等等。上述一系列法令、章程、规则的出台，是对《条例》的实际运用，标志着中国传统救灾方式向近代的转变，即救灾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三）严行遮断交通

萨拉齐等地感染鼠疫后，英国报纸立刻呼吁民国政府遮断交通、禁止萨拉齐等地与张家口间的交通往来。[27]遮断交通便隔离了疫病区域和其它地区的联系。在遮断交通的同时，派遣专家到当地进行检疫、防疫，并派遣军队维持当地秩序。诸多地方官吏为保护桑梓，都把切断和疫区的联系，作为控制疫情蔓延的最好方法。如早在1918年1月7日，直隶督办熊希龄为防止疫情蔓延至直隶，在给总统府和国务院的电报中即明确指出「饬山西边界地方官严禁居民非有极要之事不许旅行一面赶派防疫专家往施防护。」[28]

隔离交通，就华北地区而言，不外乎断绝染疫地区与外地的陆路、铁路联系。于是，在陆路交通上，在各主要路口派出军队阻断交通，设立检疫所（卡），严查往来行人。「大道与铁路均须设法检验，如有疫症发现，则亟须设立传染病院。」[29]

疫源地绥远省「在归萨五包等地派兵堵截，暂以两星期为度，察酌情形再予开放。在未经开放以前无论军民商货一律禁止往来。其已到境者并须扣留六日以上始予验放。」[30]由于山西紧邻疫源绥远，山西督军阎锡山严行阻断交通，「查此种时疫传染最速，非遮断交通不足以严防。制沿边各口已令由镇道加紧防检。代县之雁门关宁步之阳方口为由绥入省孔道。特设检查所阻止行客并请西医分往协助办理。非有紧要事件经检查属实并无病状者不准放行。」「电令大同镇守使雁门道尹将由绥入晋各口并为七处，设所检查，七日无恙方令前行」[31]。

为防止由内蒙古、山西行旅偷渡直隶境，直隶省的办法更是称绝。北洋防疫处已呈明省长「指定水陆各交通要道各设检疫所实行检验，凡经过上列各地者，无论何人均应由医员察验不得稍有抗违。遇有左记之各人应即留验：一、由疫症地来者二、来地不明者三、操发疫地之口音者四、有疾病之疑者五与患病人同行者六其它由医员认为应行留验者以上被留验之人必须满足各留验所规定留验日期方准放行」[32]。当1918年通县传出疫情之后，通县到京畿的「所有陆地要隘，今经四郊防疫处亦派有马步队在于家围阳闸大王庄高碑店等处加意实行检查。所有由通入京之人一律断绝交通，不准入京恐其鼠疫传入京师先期预防。」[33]

京绥、正太、京通、津浦等铁路干线在很长一度也遭全线或部分停运。因绥远为疫源地，故京绥铁路早在1918年初便停止运营。1918年3月，济南发现疫情后，津浦路的部分路段也中断运营。「以直隶东密迩恐有传染特于二月二十八日起由黄河涯至界首十三站凡上下行快慢车一律停售客票」，「胶济路因防疫停止客车已志前报津浦路自二十八号起，由黄河涯至界首中间十三站亦将客货各车完全停驶。在黄河涯设立防疫事务所聘柯医士（原充安徽某医院长）偕同该路虞总医官在济南一带查验防范。」[34]当时有评论出现于报端，「溯自瘟疫发生以后，当道为预防传染计，以断绝交通为入手，于是由京绥而正太而京通而津浦，今且及于沪宁，莫不有分段停止售票之事。全国铁路泰半受鼠疫影响矣。」[35]

在实际防疫中，陆路交通和铁路运输往往是同步停止的。因为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只遮断一种交通形式，便意味着阻断交通这一办法根本无法奏效。正如西方报纸是时的评论「言旋如火车依然不开，彼辈将乘骡车或轿至北京。是则火车停开仅能影响于瘟疫蔓延之速度而已。」[36]

1917--1918年的大鼠疫在较为短暂的时期内便得到有效控制，遮断交通便是十分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相当有效的控制方法。著名防疫专家，曾经亲身参与过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防治的伍连德医生，就曾直言不讳「因肺瘟甚易制伏且其病状显而易见，只须隔离交通可矣。」[37]

（四）划定防疫区，明确责任人

早在防疫委员会成立之初，便召集各部委员到会讨论。「决定将防疫线分为三段，绥远为一段，由伍连德担任，丰镇为一段，由何守仁担任，大同为一段，由陈邦祀担任。」[38]

1918年1月中旬，「面对蔓延迅如星火的疫势，而地面广袤事务繁重权限尚有未明，措施或虞阻碍。」内务部「考虑再四，自非将防疫各区域界限划清，不足以专责成而收速效。」遂将疫区划为四个防疫区域，每区设检疫委员一人，下设医官或办事员若干人。防疫事务由地方官与检疫委员协办。「绥远区域内之疫地为防疫第一区，由检疫委员全绍清会商绥远都统办理；察哈尔区域内之域地为防疫第二区，由检疫委员何守仁会商察哈尔都统暨丰镇镇守使办理；山西大同北至省界，南至雁门关边墙一带山西辖境之疫地为防疫第三区，由大同镇道秉承山西督军省长办理并由检疫委员陈祀邦随时参与；山西省沿雁门关边墙迤南之疫地为防疫第四区，由山西督军省长饬改省防疫局办理。」[39]区域内铁路在线的重要站点都是防疫的重要地方，须格外加以严密关注。如防疫第三区内「京绥铁路亘延数省，该路终点之丰镇及其经过之大同均为有疫地方，尤应特加严密关切。」「宜于张家口南口两处特设完全检验机关。」在划定防疫区域后，内务部还绘制出《防疫配备简明表》[40]，标明遭受疫情的省区地方、染疫时间、责任人、防疫的机构设置等详细内容。有力配合着对防疫区域的划定。

在中央政府划定全国的防疫区域的同时，各地方，特别是受灾最重的绥远、山西等省区也划定了本省区的防疫线。如山西省防疫局在1月10日便发出训令「全省防疫事宜各县分线办理。左云、阳高、天镇、大同、平鲁、朔县、偏关、河曲为第一防疫线；怀仁、山阴、应县、浑源、广灵、宁武、神池、五寨、代县、保德、繁峙、灵邱县、岚岢县、兴县为第二防疫线，均经分别电令遵办在案。其余各县均为预防消毒线。」[41]

中央和地方两级行政单位内各自划区分治，明确了责任，达到了有效防疫的目的。这一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此次防疫的成功。

（五）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共同防疫

1、外国人的参与

这场防疫战争，有许多外国团体、医员与友人的参与和帮助。在各国外交团最初得到绥远发生鼠疫消息后不久，「上星期六外交团曾开会，议讨论之结果，由各使馆各派医生一名组织健康委员会。再由外交团选定委员一人。闻日本所派之委员为船津书记官，英国所派者为巴尔登，其余各国均派有委员。今日外交团复开会讨论预防疫症方法与中国政府联合办理」[42]在防疫过程中，民国政府也时常注意和外国驻华代表团进行沟通与联系。「署直隶省长曹锐日昨下午四钟在本署邀集驻津各国领事团会议此次防疫各情形，并由特派交涉员黄荣良将各处所来电告时疫之原因绅释解释」。[43]

当江朝宗被任命为防疫委员会委员长后不久，便约请日本著名疫症专家鹤见博士来京商讨防疫之道，「据鹤见氏云鼠疫有两种以肺鼠疫为最烈，即从肺部发现疫病者。现须先考察其是否为肺鼠疫然后再定防止之法。鹤见现正与江委员长协商一同前往考察。」[44]

除鹤见博士外，西医博士柯克林也曾被内务部派赴济南诊治治疗，并辅该省办理防疫事宜。[45]济南发现疫情后，日本远藤军医「亲就患者严重检视结果断定为疑似肺百斯毒，该军医旋与济南防疫委员会铁路站长协议之后，是夜出发。」[46]著名的伍连德医生在此次防疫中，就曾与美国教会医士二人，筹设防疫总处于丰镇[47]。

不仅如此，山西地方政府甚至还聘请在晋之中外医士联络耶稣、天主教会医院设立防疫总局[48]。根据统计，仅山西省参加防疫工作的中外医生及看护员共有67名，其中有36位医士（包括一名医学博士）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典。[49]他们分别派往代县、宁武、偏寨、五关等各防线所经之县，[50]构成防疫的主要技术力量。

2、动员绅商参与防疫。

中国传统社会的施治主要是由地方绅富集团和民间社会慈善机构承担，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民生政策方面缺乏制度性规定的缺陷。[51]此次政府应对鼠疫，仍然将动员绅商力量参与作为一项重要措施。在疫情乍起之时，北洋防疫处「除已筹拟方策呈请省长施行外惟恐顾虑仍有未周昨特函约邑绅严范孙卞月庭孙仲英等定于十日（即今日）下午二时在本处内开讨论会议以资征求意见而策防疫之法」，此次茶话会上「由李颂臣李星北主张各区绅董筹备恐官家办理多不相洽研究各区设立医员公所由绅商帮助检查」[52]。

在实际作为中，绅商表现亦可圈可点。「天津红十字会附设妇孺留养院于宜兴埠村院中，一切事务皆赖该村董事运筹谋划兹值时疫发动之时，每日院中妇孺早晚饭添备小米豆粥以清内热而防疫气，既救其生复防其病。」[53]又如，包头大行（商会）组织石灰队、抬埋队进行消毒和抬埋城里死尸[54]。

动员绅商广泛参与救灾，以补充政府救援之不足。这既表现出现代防疫与传统防疫的历史传承，又发挥出巨大的实际作用。

（六）其它的重「防」办法

面对这场大鼠疫，民国政府不仅重视「治」，也同样看到了「防」的作用。特别在未经疫病传染的地方，当地政府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防止鼠疫的传入。

1、重视卫生，保持个人和公共场合的清洁

北洋防疫局曾知照各下设机关，为慎重卫生起见，除将个人应行预防方法择其有确效而简捷易行者逐条开示公布居民一体知悉外，特将关于个人卫生各方法逐条开清送请贵处查照以保清洁而重防疫。[55]

天津警察厅督察员现奉督察长谕令防疫逐日拟派赴各区及教养院处等扫除以免污秽。犹恐不力仍无补于卫生，各省督察员应分路查视。倘有积秽未清之处即直接报告该管署员速饬清理。于毗连租界地方尤应特别注意。每日所查情形仍应登簿呈报以备查考，以重卫生而防疫疠。[56]

奉天由警厅长王莲坡氏转令各省区警兵晓谕各户清洁卫生。所有九门外下等妓寮由该分区派警加意查察。此外客寓饭庄一律令其整理清洁。[57]

2、禁止口外肉食品入境，规范屠宰场经营

直隶省曹县长以晋北等处发现疫症，本埠五方杂处，自以厉行清洁为入手办法而欲求清洁又以检查食品为先，查津埠市上所售牛马驴羊等肉半系来自外县半多陈腐。于卫生殊有妨碍。拟通令各县凡外属所宰之牛马驴羊等肉一概不准入境。[58]

三、不足与缺陷

尽管民国政府在抗击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疫中积极应对，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但是仍然暴露出许多不足与缺陷，集中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转型时期民国政府社会控制能力的不足

民国初期的社会转型使政治统治处于相对脆弱时期，国家对于地方的控制处于调整磨合阶段。中央政府对地方社会控制力的低下，集中表现在防疫过程中出现的层出不穷的民众与防疫医士的冲突。

例如负责防疫的主要医官的伍连德在解剖鼠疫病人尸体时候，竟遭致当地居民的殴打。「据闻丰镇有两人染受鼠疫毙命，伍连德医官拟将死者尸骸解剖以观受病人之原因及其情状竟未来得死者家属之同意。以该处风气闭塞解剖之说地方人民甚为惊骇闻已有聚众滋闹之事并闻伍医官已被人殴打拟预备回京。但政府以防疫事宜关系紧要拟改令赴归化一带调查防疫事宜。」[59]在回忆录中，伍医官又提到过自己在防疫过程中遭致的另一次围攻「查此疫由内蒙古经伯斯波即绥远山西大同等到处而来，余与美国教会医士二人筹防疫总处于山西丰镇，不幸地方长官与住民反对，致吾等所乘之专车几乎被伊等围焚，危险万分。」[60]

不仅是中国医生，外籍防疫人员也遭遇过当地居民的围攻，并且还酿成了血案。「天镇县僻居边外，风气闭塞，近自防疫事起，该处人民不免时有怨言。日前有大同教堂美国医士赴该县查验疫势。该县人民聚众抵抗，不准入城。美医士即用手枪还击毙二人伤一人。人民大愤势颇汹汹。」[61]

不仅与一般平民发生冲突，在防疫过程中，某些防疫措施直接威胁商人的利益，使得医生与商人之间也发生着冲突。「张家口旅店内有客人因患杨梅病死，西医士指为鼠疫，意欲焚毁店房。该处商人不允，并禀明都统谓如不见听势将全体罢市。」[62]

在这种冲突的过程中，中国的地方官往往处理不得法。面对这些冲突，地方官员往往袖手旁观，有些官员甚至纵容民众对抗防疫医员。对此，西方报纸进行了很多次的报导，「外国及曾在外国留学之医士前往山西省内者其所事匪独不受人欢迎，且为该处人民所疾视而有生命之危。军警人员秉承长官意旨，即不实际鼓动而亦故意纵容。上星期五日驻在丰镇之医士四人电告伊等之勾留彼间徒足激怒人民。军队不但不为之用且甚危险。故伊等现今实不啻身陷囹圄之中。既无补于事亦不能回京也」[63]。

有些地方官员公然无视中央政府的命令，对冲突事件的处理我行我素。「诸医士在丰镇所受之仇视待遇已经英美法各国公使严词抗议，然吾人犹有所疑者即总统是否尚有驾驭直隶北部及山西各军官之权力？迄于今日此等军官对于总统预防瘟疫之命令辄置诸不理。似乎非派遣一可恃之军队驰往绥远沿路一带不足以使此等野蛮残忍之官吏悍然而悟也。」[64]。

一些有见识的地方官员也电告中央政府，要求中央政府严令地方官员配合防疫医生，晓谕民众。「近畿水灾善后处张干事安指南边守靖等日昨电致各院部略云恳请政府迅电饬该地方长官并令通知各县知事暨警察等一体知悉明白晓谕人民勿生误会讳医忌病。不独于防疫要政致有碍亦且与地方人民生命大有密切关系。」[65]

这些对抗，纵然参杂着由于文化落差、亲情阻隔造成的现代防疫和中国乡土意识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低下。它既无法有效命令、引导地方官吏密切配合防疫医士的工作，又不能正确及时地向当地落后的中国民众解释防疫医生的科学行为，并动员地方民众积极配合，反而招致民众与防疫人员的对抗冲突事件此起彼伏，严重干扰了抗疫的成效、延缓了战胜疫情的进程。

（二）应对水平有限导致「隔」而不「治」

国民政府应对鼠疫的办法主要是围绕隔离实行，以防止鼠疫扩散为最主要目标，一旦被确认为疫点，立即封锁。对于民众来说不仅要遭受财产损失，而且很可能意味着死亡。如疫情传布到通州，官庄药王庙内所住修理京通马路第七段工人，有染病工人二人检查系鼠疫。由医官当将该二人用白布将嘴蒙上，恐其传染其同伙。做工的八十余人及该庙僧人一律关在庙内不准出门。另由院墙旁开一小门有警察队四人俱身围子弹把手，恐其逃逸。[66]令患者自生自灭。

事实上，政府的这种隔而不治的「残酷」办法是由医学的有限性决定的。当时注射抗鼠疫血清反应强烈而结果不确切，治疗鼠疫的抗生素（链霉素、四环素、氯霉素）和磺胺类药物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发明。从技术角度讲，医学还无法做到明确、快速而有效的治疗。[67]。因此，政府也只能用牺牲小部分人来防止瘟疫流行的扩大。这种简单粗暴又冷酷无情的方式，与传统社会温情脉脉的救疗原则相比，形成了民众难以认同的落差。导致了民众与政府缺乏良性互动，限制了防疫效果。

四、结语

面对1917--1918年波及近半中国的大鼠疫，北洋政府展现出积极应对的姿态，也采取了诸多着实有效的措施，防疫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由于是时国家防疫水平的低下，社会转型时期民国政府控制力的薄弱，也给历史留下了许多遗憾。前车之鉴，我们今天的防疫工作，既要重视在技术层面重视防疫技术的提高、重视防疫药物的研究，又必须加强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有效控制。面对灾难带给人类的血泪代价，我们有理由牢记：防御瘟神，决不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