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作者在“回国权利研讨会”上的演讲，2009年9月1日，纽约
今年8月初，日内瓦汉藏会议期间，我同与会的朋友们曾拜谒攀卢梭故居。那是位于日内瓦老城窄街二楼的一间简陋小屋，民权先驱卢梭当年生存的艰困一目了然。浏览着一幅幅十八世纪的人物与风景画面，听着耳机里的中文解说，想象着卢梭颠沛流离的一生，不免伤感：那两百多年前的流亡，早已在西方绝迹，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依然没有尽头。当日前往参观的众多朋友，连同笔者，都仍然是流亡之身。由此看中西文明差距，至少也有两百多年吧！
1989年6月，北京，黑云压城，枪林弹雨。大屠杀带来大逃亡。北京民运骨干纷纷南逃，大多取道广东，经香港逃出生天。后来，更有“黄雀行动”的传说，演绎种种传奇故事。
那一年，作为广东民运最早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任教中山大学的我，受到广东当局通缉（以“通告”方式），列为该省四大“钦犯”之一。越是靠近逃生口，却越是没有逃生的打算。等到醒过来，思谋逃生时，已经太迟。周遭都是便衣特务，被盯牢看死。
书生气十足，曾经以为，逃走就是“罪上加罪”。因此，不敢逃。甚至在广东当局的“通告”下，主动前往公安局，接受传讯，以示坦荡和“清白”。传讯来传讯去，最终锒铛入狱。漫长的“收容审查”后，被判刑三年。三年关押，大部分时间在看守所的暗室里度过。因长年不见阳光和匮乏新鲜空气，头发变干，犹如枯草；皮肤变薄，轻碰都会淤血；任何伤口或脓疮，都久溃不愈。
1992年7月，结束第一次牢狱之灾。满怀重生的希望，希望却很快破灭。八九的热血，尚在周身荡漾，满眼却是纸醉金迷的现实和醉生梦死的人群。无法融入那个酒池肉林的时代，无法适应那个铜臭熏天的社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是我被朋友推入歌舞厅时，心底唯一能升起的感受。
信件被检查，电话被窃听，行走被跟踪，另加，每月被公安传讯。这，就是九十年代，走出监狱的我，在中国的基本生存状态。身体走出了监狱，精神却没有。感觉中，整个中国，就是一座大监狱。精神空虚，情绪低落，以至万念俱灰。自感无法再在这个大监狱里熬下去，于是铤而走险：越境偷渡。1993年，两次偷渡香港，然而，时过境迁，港方无情，竟两次被遣送回国。两度进入位于新界的新屋岭收容所，都是突然被叫唤出去，突然被遣送回国。
第一次遭遣送时，港警急催签字，领走随身物品，旋即被送上一辆黑色箱型车，车上已经坐满几十名普通偷渡客。等到了中国境内，才发现，重要身份文件均不在随身物品袋中。初时，还以为是港方出于保护，怕我回去遭公安察觉和清算，有意暂时扣留我的身份文件。后来写信给香港入境处询问，该处杨姓处长复函，称查无所获，并指我已经签字领走所有物品。
这才醒悟：贪婪，这人性中的恶，显现在香港入境处的个别干员身上。其中一名或者多名干员，因贪图我衣袋中一枚绝版六四纪念邮票，竟连同身份证和判决书等共八份关乎我生存的个人文件，悉数私吞。
第二次遭遣送时，问：“送我去哪里？”一名肥胖港警面露狡黠地回答：“送你去美国！”我照例被推进一辆黑色箱型车，夹杂在几十名普通偷渡客中，直接遣返中国。那一句兼具讽刺性和侮辱性的话，将让我记取一生，成为逆境中，激励我自强不息的警句之一。真正的男子汉，奋发自屈辱。
第一次遭遣送，中共公安未察，尚能在国内苟且偷生。第二次遭遣送，被中共公安堵在增城收容站，依通缉令认出，当场被捕。由此沦入第二度牢狱之灾。无需开庭审理，就被判处劳教二年。在花县赤坭镇的劳教场里，我被强迫从事重体力、高强度、长时间的劳作。白天，在烈日如烤的码头抬石头装船；夜晚，在昏暗如豆的灯下赶制出口人造花。每天劳作时间超过14小时。我沦为不折不扣的当代斯巴达克斯！
甘冒生命危险，也要揭露当局强迫犯人生产出口产品的劣行（违反国际通则）。亲历棍棒交加下的苦役，我暗自下了决心。在月光下写的信，连同作为证据的商标，经曲折管道，辗转送达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亚洲人权观察、美国之音。位于美国的劳改基金会也介入调查并公布详情。信件在国际上激起轩然大波。多年后，我才知道，我原是直接从监狱中向国际社会发信揭露中共强迫犯人生产出口产品的第一人。
迫于国际压力，恐于经济损失，中共当局提前数月将我释放。监控和传讯依旧。公安暗示，愿意提供护照，让我合法离境。于是，在亚洲人权观察的协助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之下，1996年隆冬，我踏上前往美国之路。途经香港时，想起肥胖港警的那句话。挥别故国，禁不住潸然泪下。
事实上，中共当权者对付政治反对派，主要就是这两种手段：投入监狱，或者流放海外。定将反对派与中国民众相隔绝。独揽朝纲，死守既得利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时至二十一世纪，中南海诸公脑袋里，充满的，依旧是古代封建统治者的遗训。
厚重的国门，在身后关上。漫长的流亡，从此开始。从国内到国外，体会新的“围城效应”：早先想出来，随后想回去。最初几年，思乡心切，思乡成疾，常常夜不能寐。睡梦中，竟多是童年场景：川北小镇，崇山峻岭，涨水季节咆哮翻浊的倒溪流。恰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就中国反对派整体而言，“围城效应”则又表现为：里面的想冲出来，外面的想冲进去。当海外流亡人士一波接一波尝试闯关回国时，国内民运人士却不断有人要逃出来。在这边，海外民运人士杨建利、张林、魏泉宝等潜返中国，因行程走漏被捕，身陷囹圄；在那边，国内若干同仁，为了投奔自由，不惜冒死投海，劈波击浪，游到台湾，如唐元隽、燕鹏等。
鼓吹革命的海外志士王炳章和彭明，其归国方式，却是可怕的另一种：在越南和缅甸的反动政权配合下，他们竟被越境作案的中共特务绑架回去！不幸跌落陷阱的王、彭二人，分别被中共处以“无期徒刑”（终身监禁）。
漫长的流亡，也消磨了一部分同仁的意志。有人经不起中共诱惑，私下与中共达成妥协，回国经商，据说“一夜暴富”；有人接受中共“邀请”，回国走一走，竟至失去方向，辨不清云里雾里。
著名知识分子王若望，临终前，渴望叶落归根，中共却趁人之危，妄提条件，王老坚拒，含恨归天。另一著名知识分子刘宾雁，病入膏肓之时，希望返国治疗，遭中共断然拒绝，客死异乡。
八十年代，流亡美国的前中国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回拒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亲自召唤，宁愿在异国独吟《思乡曲》，也不做返国之想。事实证明，马思聪看透中共，清醒自持。后来，连胡耀邦本人都自身难保，因同情呼唤民主的学生，被逼下台，蒙羞受辱，气病而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旅居法国的高行健，掷地有声地宣布：“不值得为那个腐朽政权虚耗一生”、“决不回到那片罪恶的土地！”宣示作为地球村的公民，已经放弃了那种狭隘的“国家观”。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唐末诗人韦庄的词句。“老也莫还乡，还乡终断肠。”这是我当年在狱中，延伸韦庄之语，写入《望乡》一诗的句子。这些诗句，到如今，倒似乎与现实愈来愈贴近。时光如梭，岁月如川。究竟想不想回家？渐渐地，成了一个难题。
几度前往亚洲国家，环中国而行，过国门而不入。唯祖国，不得其入。遥望海天苍茫处的故国方向，心中苦痛，犹如巨石千斤。望穿秋水，唯有泪光闪闪。总是在起飞回北美的那一刻，赶紧默祷，为亲人，为祖国。何时拨云雾而见青天，重逢至爱亲朋、笑融泪脸？故土，沉重的思念。故国，越来越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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