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民国黄金十年（图）

2009-11-03 03:52 作者:信力建

 

1927年到1936年，这段历史在我们国人记忆中是一段战乱频仍，不堪回首，所谓"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十年。然而，事实上，这十年却是民国历史，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建设最快，经济最繁荣的十年。可以说，没有这十年打下的基础，中国的八年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这是一个不该被忘记的十年。

首先，从1927年起，国民党取得了政治上的一系列胜利。1927年，国民党仅控制讲浙及安徽的一部，通过29到31的内战加大了对河南，江西，湖北，福建的控制，镇摄了其他地区，保正了其生存基本确立了其中央的位置。通过对红军的追击，把手伸近了华南和华西（原文），近一步控制了各路军阀。到三六年只有七个省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国民党可以说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也因此获得了国际承认，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政府宣布，根据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三步骤--军政、训政、宪政--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并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转到经济建设为主。

当然，这黄金十年主要体现在经济上。我们首先来看看当时中国的经济环境，国民政府在国家预算中每年要负担的前清遗留国债占32%，军费支出占40%，建国经费只有20%。同时中国在1928年度量衡划一制度公布实施之前，我国"标准"之乱为全世界所仅见，以度而言吉林1尺仅为河北的2寸长，那么衡呢，杭州的秤跟临省江苏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这么混乱生意怎么做？工商业又如何发展呢？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当局在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化学工业、重工业的振兴等等，几乎每项对国家进步有关的事都在马不停蹄地齐头并进中。仅仅在1931-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同时交通事业的发展尤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外，铁路修建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开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在这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长1万5千多公里。

再来看重教育。在这段时间里，政府从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做起，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体制终于搭成了一个完整的建构。为了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政府对实用科学人才的培植更有时不我予的警惕和不遗余力的倡导，所以二十年代可以视为我国迈向现代科学研究扎根与发轫的重要时期。1934年蒋中正发起新生活运动，教育本是百年大计，时值祸在眉睫的存亡之际，当局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谓用心良苦。在1931年至1937年间，小学生人数增长了86%，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货币第一次得到统一。

因为经济发展，城市也有了很大变化。在许多大城市里，现代风格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密如织网的大道穿过人口稠密的地区，水电供应系统遍布在许多重要市区，一些中心地区的环境卫生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收音机和卷烟、电影和汽车、卡巴莱餐厅和西式服装的数量不断增长。正如一个美国观察小组在1935年所报道的那样："中国在所有领域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同十年前甚至是五年以前相比，现代化将给中国带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深远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这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其实整个国家一直都还在动乱之中，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战、九一八，后五年剿共、宁粤分裂、闽变，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中能有这些成就，其功绩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政治：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扭转了分裂浪潮（这花了政府前四年的大部分精力）。

那么，这些成就都是怎么取得的呢？一句话，顺应潮流，力主改革。

以金融为例，训政时期的财政训政伊始，蒋介石面临的财政局势异常严峻，中央政府入不敷出，金融货币混乱至极，用"百孔千疮"来形容也毫不过分。为了眼前维系住一个政权的需要，南京政府对上海工商界的粗暴搜刮（14个月筹款一亿），激起了上海资产阶级的严重不满。但如果不采用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南京政权眼下就维持不住。对此，蒋介石别无选择。

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国民政府采取了几项重大举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平心而论，南京政府的财政措施是极为成功的。这几项举措主要是：关税自主，裁撤厘金，发行公债，改组银行，币制改革。

首先来看一下关税自主。关税自主有着财政和外交两方面的意义。国民政府实现关税自主的动力，主要出自财政考虑。在南京政府的统治年代里，关税收入要占全部税收的半数以上，因此，征得关税自主权，不仅是一个外交上的面子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国民政府生死存亡的实质问题。 1928年6月，二次北伐收复北京（改名北平），7月，宋子文就到北平与各国协商关税问题。美国人为了在中国扶持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率先与中国合作，7月25日，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与宋子文签定了《中美关税条约》，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国税自主权。接着，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先后都与中国缔结了关税条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但是，日本人一直在关税问题上同中国过不去，迟迟不肯修约。在最惠国条款的约束下，一国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其他国家就可援引。在国民政府的多方努力下，1930年5月，与日本也缔结了关税条约，关税自主终于实现。关税自主后，国民政府不但有了较为稳定且数量可观的财源，而且有了采取其他措施（如发行公债）的担保手段。从关税收入的数量来看，如果以1925年的指数为100，1 928年上升为149，1929年为229，1931年为307，1934年为318。关税收入的持续增加，为国民政府提供了财力支持。

其次是裁撤厘金。厘金是晚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的一项特殊征税措施，对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消极阻碍作用，外国商人也极为反感。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曾要求中国政府裁撤厘金。1928年议定中国关税自主权时，虽然申明不以裁撤厘金为附加条件，但撤厘的意图十分明显。南京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了裁厘会议，决定从1929年开始裁厘，半年完成。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厘金制度，最终在南京政府手里寿终正寝。裁厘后，国内商品流通条件有了重大改善，加上度量衡的统一，交通的统一，国内市场的大环境有了改观，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再次是发行公债，改组银行。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南京政府沿用了北洋政府的老路--发行公债。国民政府在发行公债中，采取了极大的让利政策。1927 至1931年，政府共发行公债10.58亿元，而实际收入为5.38亿元，让利达5.2亿元，几近对折。这些巨利，使银行业迅速发展起来。1928至 1931年，仅上海一地，就新成立银行23家。全国28个重要银行的总资产，由19 26年的13.91亿元增长到1931年的25.69亿元（当时全国工业资本不到10亿元）。1935年以后，财政部长孔祥熙用公债作武器，拿公债作官股，增加向民营银行的投资，使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官股都占到了50%以上，孔还出任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的中国农民银行的董事长。从此，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大行为首的国家金融系统支配了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新华信托银行小四行，也被官商合办、政府控股、干预人事等方式拉进了国家金融系统。国家资本在金融业中占据了主体和主导位置。

最后是币制改革。币制改革可以说是国民政府最成功的措施。1935年，在英国专家李兹罗斯的帮助下，南京政府推出了根本性的币制改革方案。从1935年 11月起，币制改革方案正式实施。按改革方案的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有完粮纳税、公私款项、商业贸易，一律使用法币，不得再用现银和银元。并宣布"白银收归国有"，民间的生银、银元，均在三个月内兑换成法币。到1936年6月，民营银行钱庄向政府交售了2 .255亿元的白银，民间个人和企业向政府交售了3亿元白银，外国在华银行除日本外，也都将存银交售给了中国政府。币制改革后，南京政府将大量白银运到纽约、伦敦，换取外汇。有了外汇储备，法币也就有了稳定的基础。币制改革使南京政府的腰干硬了以来。于是，原来发行的本来就还不起公债，开始被政府以强硬手段赖帐。1936年，南京政府发行了14.6亿元的"统一公债"，把原来的各种旧公债统统换成新公债，使旧债彻底了结。新公债利率被压到低限，而且还本期限较长。但是，由于有稳定的外汇储备，公债信用反而大大提高。除了统一公债，南京政府在1936年还发行了复兴公债3.4亿元，加上铁路建设公债等小数额建设性公债，当年政府发行公债的数量达20亿元。扣除掉整理旧债的14.6亿元，新债也有5亿余。尽管公债数量大，但除在整理之初市价下跌外，其后一直上涨。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公债价格上升到了最高点。币制改革后，物价上扬，货币供应增加，民众购买力上升，银行利率普遍下降，储蓄增加，用于工商业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外汇率的稳定也促进了外贸，出口额迅速增加，外贸赤字迅速缩小，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势头。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民政府的改革措施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它在财政改革、特别是在发行公债中获得的利益，所形成的官僚资本，作为一种后起国家的资本积累方式，没有充分运用到现代化建设中去，而主要用于政府的非建设性消耗。第二，它的财政改革，始终没有解决农村问题，在严格意义上讲，国民政府的财政是一种中央财政、城市财政，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财政。国民政府的财政，主要依靠关税、盐税、统税三大税，在 1936年，三大税占财政总收入的64.6%。这三大税都是城市税收和工商税收，而农业方面的土地税，则在1928年正式划归给各省管理。"然而它意味着，为了换取各省软弱无力的政治支持，中央政府放弃了对创造国民总产值65%的农业部门的任何财政权力，这样，也就放弃了对不公平的土地税制进行彻底改革的任何努力。"这一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一方面，它失去了农业性积累资源，另一方面，也使它无能推进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在国民政府的这一遗产上面，任何一个接替者，都会面临着一个失去了农业现代化有效契机、又极难"补课"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