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新史料的发现并非少见，但藏经洞文献却具有与一般新史料不同的价值与特点，以至能够以此为基础，形成一股学术的新潮流，形成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敦煌学。
这些特点是：
第一，数量大，达5万余件，还有1千余幅绘画、刺绣。一个地方同时间出现这么多资料，是极少见的。
第二，时间长，从5世纪到11世纪，达七百余年。
第三，关联性，都是敦煌地区的文献，彼此在时间、空间与内容上，往往有所关联，利于参照、印证、综合的研究。
第四，类型多，举凡佛、儒、道经典、记录，各类书籍、官府文书、私家文献、寺院档案，以及诗词变文，日用杂字、星历占卜，几乎应有尽有；而且还包括了汉文以外的藏、突厥、回鹘、于阗、梵文等文字的资料。
第五，涉及方面广，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艺术、民俗学、科技史等等方面的研究，都能从这里获得丰富的资料。
第六，敦煌地区丰富的历史遗存，长城烽燧，汉晋墓葬，尤其是与敦煌文献同时期的以莫高窟为首的石窟群中保存完好的大量壁画与雕塑，都可以同藏经洞文献参照、结合，进行研究。
第七，敦煌的独特地位，它既是中原王朝的西陲，与周边的民族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又是古代东西方交往要道丝绸之路上的要冲。这些，在藏经洞文献中都有鲜明的 反映。因此，藏经洞文献既具有地方文献的意义，也具有全国性文献的意义，既具有汉族历史文化意义，也具有周边民族历史文化的意义；既具有汉族与周边民族的 交往关系的意义，还具有世界历史文化的意义。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也是其他新发现的史料所少见的。
这些特点，显示了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史料价值，也显示了敦煌文献的研究方向。
第一，研究敦煌地区的历史。敦煌是古代中国的一个不大的地区，却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地区，它既具有古代中国所具有的共性，又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藏经洞文献为我们提供了5--11世纪，尤其是8--11世纪吐蕃与归义军统治时期敦煌历史的非常丰富和非常具体的资料。既可作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的细致研究，尤其可以作8--11世纪敦煌社会历史的整体的研究。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第二，研究5--11世 纪的中国历史。敦煌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具有共性。有许多问题，在过去的传世文献中或者记载笼统，语焉不详，或者记载缺失，或者尚多歧义，而藏经洞文献对之 却有当时的具体细致翔实的记录，这就大大有助于探明这些问题的真相，廓清疑误。像北魏到隋唐的均田制，原来仅从已有的史籍文献中探析，不免只具轮廓，疑点 甚多，而且许多细节不清楚，因而影响了对整体的认识，以至有了唐代均田制是否实施过的争论。借助藏经洞文献中有关的第一手资料，终于弄清楚了均田制的许多 具体情况，也解决了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连带着对北朝隋唐的户籍制度也有了清楚的认识。又如唐宋寺院的组织管理、寺院经济的经营、寺院的佛事活动、寺院与 官府的关系等等，也是靠敦煌文献中的大量材料才凸显出来(虽然带有明显的敦煌特点)。又像唐宋社邑，尽管有其他文献的记载，但敦煌文献中的300多件社邑文书却使我们能对这样一个在中国古代起过重要作用的社会组织有了一个具体清晰的认识。这些，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考察自然有很大的作用。
第三，敦煌周边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敦煌地处边陲，周边有许多民族，诸如吐蕃、回鹘、于阗、粟特等等。这些民族，传世文献记载很少，而敦煌藏经洞文献中却有相 当丰富的材料，不仅有汉文材料，而且还有这些民族自己的文字记录的材料，这给研究这些民族的历史提供了条件，而且还可与新疆等处出土的这些民族的遗址遗物 与文字材料结合起来进行考证。尤其是吐蕃，在唐后期统治敦煌地区六十余年，给敦煌的历史打下深厚的烙印，留下了大量文字记录，更是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最好 材料。
第四，关于中外关系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敦煌位居丝绸之路的要冲，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孔道，古代印度、中亚、波斯，还有后来的伊斯兰文化都经过这里与中国 文化接触并进人中国内地，而中国文化也从这里远去西方。像印度佛教进入中国，敦煌是汉文化的门户，长达数百年之久的佛教中国化历程可说就是从敦煌地区开始 的。印度的制糖技术也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的，甚至中东历法上的星期天"密日"，也在敦煌汉字历日上标示出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将近一百年来中国学者关于敦煌学历史方面的研究，就是循着上述方面逐步开展的。其所以说是逐步开展，是因为材料很多，释读亦有困难；更重要的是5万 余件文献由于外国人的攫取与中国人的盗卖，其中四分之三流散在十多个国家的数十处地方，检阅困难。最早，中国学者只能根据外国学者提供的，或外国学者发表 的著作中的少量文献录文、照片图版，以及几位中国学者在英法寻访带回的录文、照片进行工作。这给中国学者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也大大限制了更多学者参与到 这项工作中来。但中国学者也有优势，那就是当西方学者更多地从所谓东方学、中亚学的角度，着意于中亚西域的语言文字和民族方面的时候，中国学者却因具有汉 族历史文化的深厚素养而着意在汉文文献。按照传统的学术路子，首先注意的是敦煌文献中新发现的古籍及已有古籍与传世版本的校勘。对敦煌文献中的文学作品与 音韵方面文献的研究整理，贡献尤多；对敦煌地区的历史，主要是归义军时期的政治史，也有不少研究成就。囿于中国学术的传统路子，除了陈寅恪先生等很少人 外，对其他方面涉及甚少甚至没有涉及。
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者对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有关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敦煌文献中有关经济的资料开始 被发掘和运用。隋唐五代土地关系尤其是均田制与租庸调法讨论一时形成热点，讨论的各方面都研究及运用敦煌文献有关材料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就是一例。50年代中期，伦敦英国博物院所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到了中国；随后中国的第一部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出版；从各种途径搜集编成的以经济资料为主的《敦煌资料》第一辑的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较前为多且较方便的资料。"文化大革命"以后，从80年 代起，敦煌学受到更大的重视，队伍大大扩大，甚至可说形成了一股研究的热潮。对敦煌文献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在展开，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果说以前多属政治 史及某些制度的研究的话，那这时已扩展到了各个方面，举凡敦煌的历史、政治、制度、地理、军事、经济、社会、民族、宗教、科技乃至体育、民俗等等方面，都 有成果。有些研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改正错失，展开深化，有的则完全是新的开拓，其中如敦煌的政治史，特别是归义军时期的政治史，可说已到总结阶段。唐代均 田制和户籍制度的研究亦属此类情况。寺院、历史地理、军事制度等方面，成果亦丰。敦煌与周边民族如吐蕃、回鹘、于阗、粟特关系的研究，可说方兴未艾，而中 外关系史的研究，也有了良好的开端。与此相应，收藏敦煌文献比较集中的英藏、法藏、俄藏、中藏诸部分，均陆续出版大型图集，为难于见到原件的研究者提供了 较好的依据，而文献的释读、考释也有很大成果。总之，近二十年来，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中国敦煌学出现了全面展开、突飞猛进的景象。
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已届一百周年，人类的历史正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敦煌学的研究仍将继续开展。就历史方面而论，中国学者的研究虽已全面铺开，但各个方面的发展并不平衡，即使已经充分研究的领域，也还有不少可以继续发掘的东西。现在看来，今后敦煌学历史方面的研究似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对敦煌文献本身的整理研究。敦煌文献虽然不像甲骨金文那样辨认困难，但也有不少问题。文献多属手书，真草行体都有，书写者文化层次不一，有的甚难辨 识，而当时当地的许多俗体、异体、简化、繁化乃至同音借用的字亦不少，当时当地的一些特殊音义与用法亦需考索。文献本身不少残缺、漫漶，甚至由于纸张的炭 化而至墨黑一团。相同内容的文献的不同写本又需比勘、缀合，各类文献分书于同一纸卷或不同的纸卷上，又有一个彼此关系问题。总之，需要整理研究，以期显示 其原来面目，做出准确的录文与解释。敦煌文书数量大，又分散在世界各地，也增加了这个工作的难度。同时，也需要有很好的目录题解，这些工作本身就是重要的 研究，从它能给更多的学者提供翔实的资料来看，它是敦煌学的一项全局性、基础性的工作，需要特别重视。尤其需要运用新的技术如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等来从事 这项工作。
第二，敦煌地区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既然如此独特而重要，写一部完整的综合的包括敦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敦煌史实属必要，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又使 此举有了可能，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目前敦煌的政治史可说已进入总结阶段，其他社会生活方面的历史也有很好的成果或开端，应在继续充实深 入已有成果的同时，加强薄弱或尚属空白方面的研究，以期最后能写出一部具体深入完整系统的敦煌史来。
第三，注意与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原历史研究的整合。过去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以及唐代典章制度、律令的研究，已有很好的成绩，今后还可在更广阔的方面来做这项 工作。敦煌地区今后也许不会像秦汉简牍帛书那样，时有新的发现，但是，敦煌文献数量多，内容丰富，包罗面广，相互关联，一定还能发掘出与中原历史文化契 合，有助于对中国历史整体研究的东西。敦煌文献中的大量佛经与佛经文献(约占实际文献95％以上)，尚属待垦辟的领域，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将中土文献结合起来探寻，对宗教发展史、宗教思想史、宗教社会史的研究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这方面的工作大有可为。
第四，对西北史地的研究，是一个尚待开拓的领域。敦煌文献中大量藏文文献及与藏族有关的文献，是研究吐蕃历史的重要资料，与保存在西藏地区的古藏文文献结合 起来研究，当可取得对古代西藏历史文化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其他如于阗、突厥、回鹘等的历史，也将能从敦煌文献中汲取丰富的资料。
第五，中外关系史、交往史的研究，已经开始有了成果。像唐代与吐蕃、大食关系的研究，已开其端；如把中原汉文文献、敦煌文献、西域文献、外国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定能有更丰厚的成果。
自然，这些研究，应当不仅是依靠敦煌文献，而且需要结合传世的汉文文献，西藏、回鹘等周边民族文献，印度、中亚、波斯、阿拉伯和欧洲的文献来进行。此外，这 些研究还应结合敦煌地区的洞窟壁画雕塑及其他遗址遗物，以及新疆、中亚等地的遗址遗物的研究来进行。这就需要历史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科技史、文学、 艺术学等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协作，在工作上需要集体合作，又各有分工，发挥各方力量，避免重复。如果能有一个长远的整体的规划，那就更好了。
除以上各方面的研究外，编撰知识性、普及性的读物也应提倡，这对于扩大敦煌文化的影响，宣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很有必要。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会具有系统地综合敦煌文化、系统地介绍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作用。
21世纪已经到来，敦煌藏经洞文献的发现已届百年。既感前人辛勤开辟之不易，也深感后来者责任之重大。希望21世纪的敦煌学能有一个更大更新的发展。
(刊载于《英国收藏敦煌汉文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6月。又见《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台湾古籍出版公司，200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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