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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新疆冤狱 向中共讨公道(图)

求助共产主义受难者索赔委员会

 2009-10-15 20:18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2
 
嘎比托夫·那依力(Nail Gabitov)老先生8月7日参加了维吾尔族人士在墨尔本中领馆前举行的和平抗议集会,诉说被中共非法关押18年的经历。
 
 
嘎比托夫·那伊力(Nail Gabitov)老先生曾经是苏联公民,上世纪50年代末以翻译专家的身份被派到新疆工作,不幸遭遇“中苏”关系紧张。1962年8月只因为“被怀疑”和中苏边界民众逃亡事件有关联,未经审判被投入监狱长达18年。

18年间,和他一同被捕的10人中,有两人被逼疯而死,另有两人也病死在狱中。

那伊力1980年被释放,1987年移民澳洲,两年前开始向中共讨公道,无奈处处碰壁。在其被关押过的监狱里,官方“无法查到”有关他的记录。于是,他向9月20日刚刚成立的全球共产主义受难者索赔委员会求助,成为该委员会的首批300名申请者之一。

那伊力出生于1941年2月18日,1960年代伊始被派驻中国新疆伊宁市,担任苏侨协会的翻译。那伊力向本报记者讲述了他在新疆的亲身经历。以下根据录音整理。

艰难的岁月

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国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不几年就饿死了很多人。当时新疆的“人民公社”也搞了大锅饭,每人每天只分到一点点食物,新疆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下降。

因为生活困难,有人就往苏联跑,许多人也认为这是唯一能改变困苦生活的出路,大批的人带着家产牲畜跑去苏联。

当时,中苏边境的车是一天一班车,不知何故在人们往苏联跑的期间却增加至一天2-3次班车,给人感觉是中共希望大家往苏联跑,而苏联方面也不关门,两国政府似乎都有自己的目的。那么大家就都跟着跑。

当时跑到苏联的少数民族有很多人,后来中共逐渐的把汉族人迁移到伊犁、阿尔泰等地区,而后这两个城市基本上成了汉族人居住的城市。

中共实际上让跑,但后来却又假装不让跑。当时我在苏联侨民协会做翻译工作,中共说这个“跑”是这个协会策动的,我就被抓了起来。

“被怀疑罪” 我进了监狱

他们把我单独关在一个小房间,没有窗户,只在房顶上有个小天窗,太阳光不能直射,一年中只有在六月份时,才有一点点阳光。床是几块砖头垫起来的木板,被子又脏又黑,每年让我自己洗一回。房间里放有一个马桶,它就是我的厕所,一天到晚就在臭气中呼吸。每天早晨倒一次马桶,而且又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倒完,否则就会有人用土块打在我的头上。

有一次看守骂我,说我是特务。我说:“你们是法西斯。”而后他们在两年中不给我洗脸水。

在那里每天两顿饭,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水也是,早上一碗水,下午一碗水。有两年每顿饭只是100克的玉米馍馍,两年后把每顿玉米面馍增加到200克,没有蔬菜、肉,只是偶尔给一碗白菜汤。如果是拉肚子才能吃到好一点的饭,那就是玉米粥了。

当时我的父母从苏联寄食物和生活用品给我,但监狱从来就没有给过我,听说是被看守所所长扣留了。

一年只有4-5次晒太阳的机会。如果碰上那天是阴天,那就减少一天晒太阳的时间。若是都赶上了阴天,那就是一年不见阳光。另外不给洗澡水,身上长满了虱子和疮,头发也掉了很多,背也逐渐的驼了起来。我常常像神经病一样,自己跟自己讲话,未老先衰了。

感冒发烧经常有,不给看医生,也不给药吃,给一点大蒜吃就算完。有病不给药,无病却在饭里放了药,吃饭后拉肚子、拉血。

有一次,不知饭里放了什么,饭后2-3天精神兴奋,睡不了觉,而后身体大懈,头脑昏沉,然后被拉去审问:你去过哪里?见到过谁?你在苏侨协会工作,地方上的干部谁来?有过什么要求?你是否与苏联领事见过面?都说了些什么……

和我类似情况被捕的共有10人,有两人被逼疯而死,另有两人也病死在狱中,他们的亲属要自己埋葬,政府不让。

1980年8月16日监狱长告诉我:“中央说释放你,对不起!”
我没有被捕证,也没有释放证,就只这“被怀疑”罪,便剥夺了我人身自由18年。一声“对不起”就了却18年冤狱?这简直是拿人命在开国际玩笑!

1987年我移居澳大利亚。2007年我想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了,我对中国政府寄予了希望,重新踏上讨公道的路。

讨公道无门

2007年5月我专程到中国新疆伊犁公安局,要求对我的无辜关押给予公正的答覆。伊犁公安局在6月21日的答覆是:“指派专人对此情况进行了解并查阅挡案,无记录。经了解原经承办当事人及领导,嘎比托夫·那伊力,1962年8月7日被刑事拘留,后此案移送公安厅审理,并由公安厅处理,特此说明。”
答覆文件上写“无记录”,怎么可能呢?有位干部对我说:“他们为了逃避责任在向你说谎。”

为了18年的冤狱,我从澳洲专程去中国新疆:从伊犁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几次往返伊犁,又从伊犁去北京,从北京又回到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又回到伊犁。6个月的时间里,我简直就成了运动场上的足球被他们踢来踢去。

2008年我又重新向中共中央国家信访局及中国外交部写了信,又在同年12月11日在“世界人权日”之时又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国务院写了信,至今仍未得到任何的答覆。我还给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写了信,也没有得到回答。

我请求贵报把我的遭遇登在报上,我向所有的读者和维护正义的华人朋友们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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